资本家私有制＋社会党＝《炎黄春秋》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
思 恩
曾任我国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于日先生，2002年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曾经透露：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时，在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后，当有人请他谈一谈对英国的观感时，说了一句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无论如何，不管王震说过还是没说过这句话，对王震来说，无疑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如果他说过此话，那末，就是自我表明他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王震没说过此话，那末，就是别有用心之人要把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强加给王震！这是为什么呢？这只是因为：这句话充分地表明了参加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51年（1927—1978）的王震，还没有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34—281，着重号系引者加）从而不能理解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关于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是自己“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把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呢？因为现代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选3—41）“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选3—574）
正是因为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是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必须时刻服从的“权威”事实，所以，立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的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关于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理论，符合中国人一致公认的本质概念（“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北京版52））：毫无疑问，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即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是其他社会所没有的、而仅只是社会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决定”社会主义“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正如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49—245）是其他社会所没有的、而仅只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决定”资本主义“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一样！因此：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其所以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中的人的因素以联合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物的因素以公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的前提下，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在联合劳动者手中是作为“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选3—319、437）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劳动，解决社会成员“吃、喝、住、穿”的生存问题的，生活资料以社会产品的形式生产出来，归联合劳动者占有。这一占有形式，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3—832）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以雇佣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物的因素以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的前提下，雇佣劳动和资本“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24—44）进行生产劳动，解决社会成员“吃、喝、住、穿”的生存问题的，生活资料以资本的形式生产出来，归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赖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雇佣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才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显而易见，在什么基础上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如何解决社会成员“吃、喝、住、穿”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一本质区别使“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荒谬绝伦的说法！它的荒诞无稽之处就在于：彻底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是在什么基础上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如何解决社会成员“吃、喝、住、穿”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本质区别，从而抹杀了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与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仅如此！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倒退到了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两次法国里昂工人起义时的水平，——当时的里昂工人只是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因而他们举行起义的目的只是“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于是他们的政治理智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1—486）即里昂工人没有认识到他们举行起义所要推翻的，应该是使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代表雇佣工人利益的“共产党执政”，顶多只能排除工人在政治上不受资本家压迫的问题，而不能排除工人在经济上受资本家剥削的问题。当“共产党执政”不能排除资本家剥削工人、而只能象资产阶级执政那样维护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时候，“共产党执政”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了！所以：
1871年4—5月，革命导师马克思在重要的经典科学论著《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中，十分非常极其明确清晰地指出：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即“共产党执政”］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雇佣劳动（奴隶）等］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等］的工具。”（选2—378，着重号系引者加）
实际上，所谓王震说的这句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已经过了24年（1978—2002）之后，是在王震已经离开人世9年（1993—2002）之后，不是由官方从正式渠道发表出来的，而是从于日的口中转述出来的，也就是说，是由于日以个人回忆的形式从非正式渠道透露出来的！显而易见，这句话的真实可靠性是值得令人怀疑的！因此，这句话需要通过官方加以证实才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在未经官方证实之前，根本不能认定此话系王震所言！
但是，《炎黄春秋》和谢韬、辛子陵、何伟等人看见未经官方加以证实的这句话，却如获至宝，不辨真伪，好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牢牢不放！他们不厌其烦地把这句话搬出来，当作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铁证据，争先恐后地在《炎黄春秋》上登发借题发挥的文章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声嘶力竭地为民主社会主义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不幸的是，他们简直就是在拾张草纸当文书，捡根鸡毛当令箭！
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炎黄春秋》和谢韬、辛子陵、何伟等人，急不可待地对所谓王震说的这句话大肆进行赞扬和渲染，至少是一种极不严肃认真的、对王震的声誉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王震出生入死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竟然是体现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加上共产党执政”！换句话说，王震所追求的“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加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雇佣工人利益的共产党的政治统治即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炎黄春秋》和谢韬、辛子陵、何伟等人，真的就是对所谓王震的那一句话奉若神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吗？既是的，又不是的！说他们既是的，是因为他们确实无限赞赏“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这一吹捧资本主义十分美好的溢美之词，借这句话为他们背离现代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说他们又不是的，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执政”反感到了极点！这种对“共产党执政”极度反感的愤怒心情，在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篇文章中，辛子陵非常露骨地辱骂共产党说：“共产党……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辛子陵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把“共产党……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的险恶用心，便狐假虎威，说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老共产党员“邓小平提出”来要把“共产党……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只不过是随声附和、积极响应而已！
关于王震的这句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真实的问题，奚兆永教授在《谢韬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文章的翻版》（三评《炎黄春秋》何伟《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一文中，在分析批判辛子陵等人利用这句话为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张目的同时，对这句话的真实可靠性，提出了合乎情理的质疑。奚兆永教授说：
“对于日的这篇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旅英十年》，一些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吴江先生不辞劳苦很快就将其大段摘抄后拿到影响较大、公开发行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在该年［2002］第1期上‘再发表’；而事隔五年之后，谢韬、辛子陵又在自己的文章里或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现在，何伟又间接从辛子陵那里再次引用。不过对于于日所‘披露’的所谓王震的话，他们的看法却不尽一致。吴江未公开提王震之名，但称其言为‘信口开河’，而谢韬、辛子陵、何伟则奉为至宝，特别是辛子陵，一再加以引用；何伟也不甘落后，虽然没有看到于日的文章，也要从辛子陵那里加以转引。谢韬网上发布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里说，‘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这种生活质量叫共产主义也不为过呀！’后来大概感到此说有问题，——他甚至把王震访英的时间都搞错了，说成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因此在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此文时将其改为：‘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改后的说法显然与于日所披露的所谓王震的话有关。后来，辛子陵先是在网上接着又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两篇文章，都引用了王震的这段话。我在批驳谢辛文章时曾指出，英国经过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对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对外掠夺殖民地，社会财富确实是大大增长了。但是这些财富主要是集中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较之过去当然也有所改善，但是比之于资本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是无法相比的。王震看到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他这个副总理高，心里似乎感到不平衡，但是他没有想到，英国是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还是一个才发展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的差距应该是很自然的。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看到，在英国这样一个剥削全世界的国家，资产阶级有可能从他们所得到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而一般工人也能从中分占一个部分好处。为此，文章还引用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里的一段话：‘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页）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一看法也很赞同。1872年9月3日，当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就巴里的代表资格证发言时，他也说，‘如果巴里不是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之一，这是他的荣幸，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或政府收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24页）至于说英国已经消除了三大差别，我曾指出，如果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世界范围的城市，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是世界范围的乡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了世界范围的城市、工业和脑力劳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了世界范围的乡村、农业和体力劳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国家内部，三大对立或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缓和，但是，在全世界范围的这三大对立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南北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的事实，就很清楚了。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他们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大搞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剥削，结果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三大对立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对于所谓王震的讲话，我过去曾认为，王震是一位赳赳武夫，是一位实干家，而不是一位理论家，他的话不足为训。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过于表象了一些。王震是一位理想信念坚定、原则性很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历史上，他曾接受毛泽东的重托，完成过毛泽东所交付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他不像有的人那样风吹两边倒，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而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他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却不积极加以抵制，甚至还加以庇护，以致许多人对反动电影《河殇》大唱赞歌。在这种情况下，王震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表示：‘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王震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4—655页）相反，他对于后来创办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流》杂志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在1991年12月写给林默涵和魏巍的一封信中说，‘我喜欢《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赞《中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在两年的时间里，《中流》成为独具特色，较有影响的一份刊物，这很不容易。’（《“中流”百期文萃》，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正因为他如此旗帜鲜明，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为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仇恨，于文的‘披露’和谢、辛、何等如此热衷地引用所谓王震讲话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这一点，从何文的如下的话里也可以看出来：‘王震是党中央领导人中反对自由化最积极的人之一，这次访问英国回来他也犯了自由化——赞美资本主义。’我怀疑，所谓王震在英国的讲话很可能是资改派精英们出于对王震的仇恨而进行的捏造，目的是对他进行恶意中伤。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于日的所谓‘披露’是破绽百出的。首先，王震是副总理，后来是国家副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和著述应该由中央有关部门来公布，而不应该由一位驻英使馆的商务参赞来‘披露’。而且，所谓王震的讲话据说是他1979年访问英国后期说的，作为新闻，应该由当时新华社记者或外国记者报道，也不应由于日参赞到2002年在王震逝世9年之后才在文章中‘披露’。其次，新闻也好，历史也好，都讲究真实性，但是，以‘新闻三要素’来衡量，于日‘披露’的所谓王震讲话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存在明显的问题。以时间来说，于日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而王震出访英国和瑞士的时间是在11月份，他回到北京的时间是11月26日，明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怎么说是‘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呢？这个错误说明对当时的国家大事并不清楚，对于王震出访英国的情况也不熟悉。至于王震说话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于日也是含糊其辞，只说是‘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至于这个‘访问后期’是哪一天？这个‘有人问’是哪个人问？是记者还是官员？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有，这个问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场合问的？一概都不清楚，使人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当事人。如果说是因为事隔23年，已经不能准确回忆，为了对读者负责，也应查阅有关资料或向当时在场的人去了解，说出准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来。否则，发表这样模模糊糊的所谓‘记事文章’（吴江语，见《吴江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于文的破绽还不止这些。如在讲到‘朱镕基总理为英国「私有化」正名’时说：‘1998年4月，朱镕基作为总理第一次出国访问再次访英。访问期间会见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老布什问朱：英国的「私有化」是成功的，据说你们也在搞，进程还顺利吗？朱表示：你说的那个「私有化」我们叫作「民营化」，我们的部分国企正在这么搞，进展还顺利。’而我们在2001年3月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听朱镕基讲这个问题时的说法却大不一样。朱说，‘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领导人会晤，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对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如此随便地与中国的一个总理说话，对于他们如此“关心”中国的私有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有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但是在看了于文的‘披露’后，我同时又感到，两个来源的介绍显然是不一样的：于文说的是‘私有化’，‘民营化’，而朱自己则说否定了私有化的说法，说的是‘股份制’。当然，从实质上来说，把国有企业的股权出卖给私人企业或本企业的职工，其实就是私有化，但是朱在老布什面前否定私有化的说法毕竟还维护了一点国家的尊严，而按照于文的说法就完全同意了老布什的私有化的观点。两者显然是不一样的。而且，朱镕基与老布什会面完全不需要于参赞在场，于文所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无疑都会增加人们对于文的怀疑。辛子陵也好，何伟也好，他们那么热衷于引用并不可靠的于文‘披露’的所谓王震的讲话，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的居心叵测。顺便说一句，当时担任驻英大使的柯华曾经全程陪同王震在英国进行考察，而于日自己也说，他只是‘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柯华大使与王震的接触显然比之于日要多得多，但是，他在1999年所写的《在马克思的墓前》一文里就没有讲到于日所‘披露’的那番话。这也可以说明，于日‘披露’的那些话是极不可靠的，有极大可能是伪造的。”（ 2010—9—27 ）
对于奚兆永教授的以上质疑，《炎黄春秋》和于日、谢韬、辛子陵、何伟等人，敢于回答吗？如果你们不敢回答，那末，就意味着你们承认了所谓王震说的那一句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确实如奚兆永教授所说的“是极不可靠的，有极大可能是伪造的”！
2010－9－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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