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发展年度报告-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1期   

政治经济学发展年度报告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基础，201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成果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指南。在新中国建立60年后的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有利的机遇，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职责。2010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创刊之际，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为主题展开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宋涛指出，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刘国光提出，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刘诗白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的研究。谷书堂指出，要慎重研究怎样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胡钧指出，要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吴宣恭指出，要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洪远朋指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吴易风指出，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必须清醒地看到它有两面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主义性。刘海藩指出，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商品经济理论。洪银兴指出，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顾海良指出，要把握真谛，着力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程恩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呈现出五大科学发展态势：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林岗指出，在新时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四是坚持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言人的立场；五是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六是重视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七是在增强国际性中发扬中国特点和民族风骨。刘伟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少要在以下三个基本命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一，如何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第二，如何认识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第三，以怎样的制度方式推动资源配置趋于均衡状态？以上的这些讨论对于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卫兴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研究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评述，主张应分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异同；主张用生产力多要素论突破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主张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动力；主张拓宽生产关系的内涵；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进行分析；对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复杂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以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的视角进行阐述与评析。

　　逄锦聚提出，新中国成立60 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为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学在服务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四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致力于改革创新与学习借鉴别国理论；三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与引领经济社会前进；四是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与学者的自尊自励。

　　邱海平撰文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内容进行科学的区分，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照搬其中的个别结论相混淆，从而导致了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矛盾。因此，必须以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为背景和出发点，把国家确立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进而展开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各种所有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重新说明，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点。另外，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进一步克服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上的不规范等主要缺陷。[2]

　　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刘诗白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密切结合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现实，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程，力求及时地反映出新的观点、新的资料。[3]何自力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探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注重面向现实，对价值理论、全球化、经济危机、就业、分配和劳资关系、生态问题、国家理论等诸多理论热点进行了探讨。[4]卫兴华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为国内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编写的最新教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新进展。[5]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基础理论。2010年，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探讨。邰丽华、陈翔云分析了人们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认识分歧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原因，并指出了这一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6]蔡继明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的核心理念，推广价值创造的主体，提出了“广义价值论”。[7]何炼成探讨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具体劳动类型的划分、价值的源泉等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8]鲁品越、桂徽，杨戈、杨玉生、朱正国、李翀等分别对创新型劳动、[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10]两个“必要劳动时间”[11]和垄断价格的形成 [12] 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中，荣兆梓[13]批判了萨缪尔森模型中不恰当的劳动消耗系数，指出西方经济学由于未能真正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刻内涵，错误地建立了转形理论的公式推导。丁堡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关于转形理论的分歧，强调应将平均利润公式作为转形分析的不变性方程。[14]冯金华从偏离系数的概念出发，对既有转形模型进行了重新审视，质疑了转形问题本身的存在性。[11][15]

　　2010年，三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的新成果引人瞩目。在《产权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吴易风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比较研究，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路径提出了政策建议。[16]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中，吴易风教授通过分析当前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提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对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进行了分析和评论。[17]洪远朋教授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发展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资本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地租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思维”的构想。[18]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宣恭文集》集中了吴宣恭教授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吴宣恭文集》分为上册（产权·价值·分配）和下册（改革·发展·理论）两个部分，包括“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研究”、“商品经济与价值理论研究”、“分配关系研究”、“所有制改革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六大篇章，收录了吴宣恭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的78篇论文，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和进展。[19]

　　对于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们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在许多重要理论的认识上，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2010年，围绕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假设问题展开的争论很有意义，值得重视。近年来，程恩富多次提出并强调，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对于程恩富提出的这四大假设，陈文通提出了商榷。陈文通指出，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如何认识，有四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教条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试图把被“左”的思想曲解了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力图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三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削足适履地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四是在创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名义下，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程恩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大体属于第四种观点，这四个假设涉及价值的本质和源泉、经济活动中的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旨在确立“三个超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位，而实际上则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融入到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中。 [20]对于陈文通的质疑，余斌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不能听任现代西方经济学躲在由范式和假设等构成的堡垒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程恩富为代表的国内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观点，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途径，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展开了正面的论战，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探索工作不能横加指责。[21]刘凤义则认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假设运用上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唯物性、层次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假设运用的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方法论体系。[22]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运用的讨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集中体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1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继续取得进展，一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材陆续出版，如李丰才所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崔建华所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版)》、夏永祥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3版)、程恩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第3版) 》等。[23]

　　何炼成和李忠民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角度和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三个产业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4]。

　　李太淼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一书，就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这一问题，从自然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若干方面进行了探讨 。[25]

　　刘永佶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一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洪银兴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为起点，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包括经济转型、市场秩序的建设、宏观调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等。[26]

　　汤吉军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双重补偿理论分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重视投资成本补偿机制和价值实现管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27]

　　王晓林和石晶莹就科学发展观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是核心概念还是外生概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总结了各种不同言论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通过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范畴融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夯实其理论基础。[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也在不断涌现。当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着不少复杂的难题。刘国光在近期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29]一文，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对这些难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主要包括：（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人们通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广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呢？（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按党的有关文件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过，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就是出现了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现象，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问题与“主要矛盾”的关系呢？（3）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个论述就生产关系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释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呢?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改革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不能丢掉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运用计划手段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除了上述问题外，刘国光先生还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收入分配改革等重要问题也作了深入分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国光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发表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高度重视的。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对于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围绕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趋势，中国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

　　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利润率变化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以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为基础，解释资本积累、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动态过程。在这一问题上，2010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谢富胜、李安和朱安东等把利润率作为综合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核心指标，并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有机构成因素综合起来，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利润率波动或下降的根源；同时加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危机理论，利用对美国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利润率变化的经验数据完整地分析了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理与过程。[30]

　　齐新宇和徐志俊在马克思再生产基本模型（假设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部门，并分析了其行为对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影响。[31]宋晓舒将研发费用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推导出了创新或消费转型时解决消费品过剩的两条途径。[32]

　　戴蕾和王非运用马克思的分工协作和资本流通与资本循环理论研究了产业集聚问题。[33]

　　乔榛跳出传统的市场失灵和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变迁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进行了解释[20][34]。王朝明、李西源提出了可根据马克思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总产品方面的论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35]

　　任治君、牟新焱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利息的变动趋势和波动进行了分析[[36]。

　　高峰从资本的积累过程及其基本矛盾出发，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由这两种互相交织的基本矛盾所推动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波动，由此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本主义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地域上两种类型的不平衡，即发达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前者在20 世纪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后者的总趋势是两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深刻演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它表明资本主义仍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甚至有所加强。[37]

　　杨戈和杨玉生撰文指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正确分析价值自我扩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变量、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区分一般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劳动。只有在生产中所从事的劳动才是一般生产劳动;资本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当代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第二产业”空前发展，在该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占总社会劳动的比例日益增长。理解包括服务部门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增长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例如对利润率的影响，关键之点是区分生产性服务和非生产性服务。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38]

　　杨晓玲和邢华彬撰文对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产品的技术优势为主,技术和规模的内在统一成为垄断组织寻求市场控制力的主要方式,经济势力成为垄断势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建立在经济势力基础上的垄断势力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形式的多样化和垄断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停滞趋势都更加显著了。[39]

　　2.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仍然是本年度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马宇在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反危机政策方面也存在区别。他通过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比较发现:在危机爆发阶段,美国采取了超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东亚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较少考虑外部均衡和汇率问题,而东亚国家则将稳定汇率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美国政府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救助,而东亚国家较少救助实体经济。[40]

　　赵峰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及其内在矛盾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他以美国为代表和例证构造了代表其经济结构的10个时间序列数据并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宏观经济结构、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改变，从而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客观性。[41]

　　徐崇温撰文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冲击、当代资本主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走向。在此基础上指出,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谷底走向振兴的发展中，我们的责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42]

　　张彤玉和时学成撰文指出，美国的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其背后原因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论文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美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做了阐述,论证了新自由主义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的观点。[43]

　　董瑞华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它经历了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创立时期和发展时期,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意义和革命实践意义。[44]

　　李慎明主编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一书，从多视角对于金融危机的现状及趋势、西方思想领域的震荡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45]

　　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探讨

　　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方向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一些研究资本主义模式的论著。

　　（1）关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表现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因此，也不能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将出现多元化的局面。[46]刘仁营和左乐平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金融危机后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其他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福利资本主义、东亚模式资本主义和欧洲模式资本主义，都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新垄断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从阶段性局部质变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化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47]张建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有赶超式、凯恩斯式、莱茵式和计划式四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将引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48]

　　（2）关于美国模式的调整问题。陈宝森认为，奥巴马在竞选中打着“变革”的旗帜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政治钟摆自右向左的回归和美国发展模式脱离新自由主义的重塑，是美国两党政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又一个新的轮回。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发展模式的身价暴跌。谁将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胜者，是欧洲还是新兴经济体？看法迥异。欧美孰优孰劣的较量暂时仍然难分伯仲，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实践检验。[49]安然和王洛忠认为，当前经济危机中流行的美国模式终结论是片面的。从现实绩效来看,经济衰退的延宕是消除泡沫、重建信心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的下降,对外部市场依赖性的暂时凸显也不表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从历史经验来看,危机-变革模式是美国模式存在、运行的常态。稳固的制度内核、周期性的体制调整和自由市场-政府干预之间的钟摆运动,确保了美国模式的生命力。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中蕴藏着世界经济重构、新兴国家崛起的契机,更要客观看待、理性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50]

　　（3）关于日本模式。刘凤义撰文指出，战后形成的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把市场经济纳入政府、企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创新与竞争模式之中。然而，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日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摆脱经济困境的“良方”，导致了金融泡沫的形成、破灭和经济的长期低迷，曾经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走向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模式非但没有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倾向，加剧了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日本模式进一步陷入了危机。如今，日本模式中的合理内核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日本模式需要在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从深层制度结构上进行调整。[51]刘江永认为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各界开始对美国模式和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日本民主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但不到9个月鸠山由纪夫首相便宣布辞职。菅直人执政后提出日本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和亚洲经济战略，而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后其执政地位大为削弱。未来的日本将继续反思与摸索，对日本经济回升来说，中国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美国。[52]

　　（4）关于欧洲模式。裘元伦认为，在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之后，在“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明显相对下降，其影响涉及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甚至道义力量等诸多方面。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普遍质疑，而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典型代表的“欧洲模式”也并未从中得益。这反映了欧洲在最近这次危机与衰退中也表现不佳，同时也反映了欧洲内外对欧盟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改革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信心不足。但是，考虑到欧盟主要国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与潜力，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欧洲模式”仍然具有巨大价值。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与联合，欧洲前途并不暗淡。[53]沈文玮和刘凤义撰文对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面对金融危机的调整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青睐。瑞典模式是战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其合理内核在于以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为支柱,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20世纪80年代,瑞典模式由于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致使90年代初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瑞典模式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及时调整,既拥护全球化,又弱化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使瑞典经济很快进入了平稳增长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瑞典模式深受影响,但也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瑞典模式所包含的合理内核昭示着资本主义未来调整的新方向。[54]

　　（5）关于福特模式和温特模式。刘刚等在论著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及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转型。研究表明，后福特制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本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为了适应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革的重心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因而被称为刨业资本主义或创新国家。后福特制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造成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深化，孕育着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55]陶文昭认为，温特制从狭义角度指的是美国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个人电脑产业的垄断地位,从广义角度指的是信息时代的产业组织模式。它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按照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零部件、模块生产与最终组合。温特制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是对福特制等缺陷的克服和超越。温特制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中国一方面要利用温特制发展信息产业,另一方面要积极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56]

　　应当如何评估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认为林岗的下述概括是比较准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受到了重视，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工作得到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经济学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坚持不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误解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理论上的局限，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构造为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它真正成为经济学科各个应用分支的理论基础，真正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历史地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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