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雄关漫道真如铁(上)—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编者按：在党90年发展史、62年的执政史上，人们对党的褒奖和批评从来没有中止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虚怀如谷的党，是一个勇于正视自身错误的党，是一个善于化挫折为前进动力的党。然而，一部分人却利用党的优秀品质散布错误言论，歪曲党的形象。这些人丑化也固化了党的历史，没有科学地认识到党对我国传统文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超越。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就是在对党的“三大超越”的分析中得出党人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结论。

　　雄关漫道真如铁(上)—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文｜韩毓海

　　引言•开天辟地

　　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

　　在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悲惨命运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举击溃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武力，欧文•拉铁摩尔说：“中国共产党先后把日本和美国军队当作了磨刀石，从而锻造出崭新的人民战争艺术，写下了人类战争史的新篇章。”

　　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现代化是世界各民族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但是，现代化从来就不仅指一系列抽象的指标。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就是指各民族能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它必然表现为对现代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追赶与超越。而近百年来，这便是指对于美国的追赶与超越。

　　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和佼佼者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无不功败垂成，半途而废，人类历史也已经雄辩地证明：能够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而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有条件超越美国发展道路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道路。

　　这便是西方谚语所谓：Size is a matter，即总量决定质变，总量推动质变。

　　连那些不断指责共产党施行“暴政”的人们，实际上也是共产党90年奋斗成就的受益者。而这些人在享受着持久和平、持续发展的同时，却无耻地利用了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人鲜血换来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和虚怀若谷。

　　希望有7000多万党员的党保持百分之百的纯洁性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一个不持偏见者却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分子，就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就集合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正视前无古人的奋斗历程所必然遭遇的挫折、失误和牺牲，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它绝不能成为畏首畏尾、止步不前的遁词，更不能成为腐蚀13亿人民豪迈自信心、历史首创精神的病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人类历史的大转变关头，在铁的、雄辩的事实面前，一切以动摇军心为鹄的怀疑与动摇，都必须休息、也应该休息。

　　尽管中共反复强调她的奋斗历程，就是与自身的错误与失误、与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投机分子和腐败势力作永不妥协斗争的历史，毫不讳言党犯过错误，并宣示始终要为这些错误负责、永远引以为戒，但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最大的人间奇迹的创造者，而这些人间奇迹，又均是在“几乎不可能”的历史绝境中创造的。

　　今天，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如果我们后退一步，将又是娄山关、又是大渡河。

　　1950年，毛泽东曾以悲怆而自豪的语气预言：让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人民的力量面前发抖去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不但会把贫困落后的帽子丢进太平洋，而且要争取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人大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

　　对于中共而言，这些话远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因为它意味着：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中共对于“创造性实践”的追求始终如一，对于社会主义新路的探索，始终如一——无论这被称为“革命”还是“创新”。

　　13亿人口，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之发展、生存和奋斗，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虽然中共宣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明的优秀成分，借鉴了人类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但90年奋斗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超越这一切——即只有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明、人类现代化的经验，采用“非常性的、创造性的实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公开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必须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开辟科学发展道路，并公开地回击那些处心积虑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明的优秀成分，借鉴人类现代发展经验为中国所用的90年；中国共产党的90年，更是全面发展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文明、全面发展和超越人类现代发展经验的90年。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从政治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压迫的结果，而从文化上看则是由于旧的传统文化不能应对现代挑战所致。

　　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那么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中国的崛起”，必须追溯到1949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和人民的真正解放，而不是从今天开始。当今之际，我们尤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人民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的同时，阶层、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必须注意到这种不平衡的加剧，从根本上说，乃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消弱所致，是漫长的封建等级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死灰复燃、恶性膨胀所致；在为中国经济总量的飞跃而赞叹、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早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强权压迫下，古老的中华帝国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

　　如果我们不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新路，如果我们不能继续革命创新，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革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命、去革封建传统的命，而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那么，我们的持续发展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真正崛起就是不能实现的。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

　　今天，我们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5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力量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胥吏和土豪劣绅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胥吏控制和鱼肉基层。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从土地革命入手，从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权力中夺权，一方面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人类政治史的历程表明：西方政治所一向关注的，无非就是“政体”问题，而中国政治的伟大传统，却是追求“政道”。“政体”所指无非社会各阶级之分利和利益分配，而“政道”所指则是为人民谋幸福，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即区分了中国的“政体”与“国体”。他指出：“政体”之关键，在于各阶级利益的区别和分析，而“国体”之目标，则在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求同存异，戮力同心建设新中国、新社会，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政体”不过是工具、手段，“政道”才是政治的真正目标，离开“政道”求“政体”，乃至陷入“政体”迷信，这是愚蠢透顶的舍本逐末之举。认为西方民主属于“高级阶段”，中国的民主属于“初级阶段”，这更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纯属无稽之谈。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人间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而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完全相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这是无法超越的平等 。

　　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上层无可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绝没有效果，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

　　即使在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巨大错误的时候，中国人民之所以还是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相信：作为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主体，共产党的旗帜上的每一片光彩，也就是每个中国人的光彩，而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革命的主体，党犯的每一个错误，也并不仅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错误和失误，而是每个中国人人人都有份。

　　在精英们“改制”、“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贬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和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消弱，即他们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他们不再相信：党旗上的每一片光彩、党的每一个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推给党。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

　　当今之时，如果听了精英们的宣传，那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先富者”上台，心无挂碍的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专家祸国、律师谋财、精英害人，面对着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沆瀣一气，而绝大部分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

　　宣传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宣传谁、歌颂谁，以谁为主角，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批判，也有继承，但更有洞见、有着真知灼见的发现。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重新发掘和恢复了中国历史上早已中断了的墨家的优良传统。

　　墨家传统的核心，就是变“为人民代议”为“为人民代役”，变“代表人民”为“深入群众”，变“让人民说话”为“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找一家替劳苦大众说话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学说，那么除了现代的工农革命党之外，那实在就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者流了，而且更可以说，几千年历史，除此一家再无分店。故庄子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赞叹墨家学说为“人间大好”，而又以为墨家何其悲壮：“使人忧，使人悲，其道大觳……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鲁迅说，墨家消失之后，侠变成了流氓，由为人民服役者变成了鱼肉基层的胥吏，中国的脊梁于是垮掉了。这是很知道历史的话。

　　西方民主的最高境界，无非是开放人民参与决策，而共产党的民主却是要求决策者必须走出去、走下去，即通过群众路线，到人民中去，与人民一起决策。我们今天提倡干部“三进三同”，其实就近乎墨家的“尚同”主张，故这可以说是有深刻根底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改造和发展，就是振奋和发扬了武德，并从这一点上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

　　在中国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今天回溯这个历史过程，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军人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新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而这就是毛泽东夜不成眠，写给人民军队、普通战士的诗，其中讲解的也就是武德。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进退凭亲贵、赏罚依文词，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

　　今天，我们不能因为只是关心经济发展，而放弃战略问题的思考，尽管战略不等于军事，但历史的事实是，因为鸦片战败、甲午战败，即使有再好的发展模式、再好的战略，也都没有实施的余地了、都成了空谈了。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知也。研究历史，关注现实，就必须拒绝空谈，而把“生死存亡之道”放在首位。

　　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

　　这同样是历史的结论。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