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纪念与建党90周年之后3.0时代的合法性

　　——答　李树泉　老师之约

　　时事联结：(1)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张献生说;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可以说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2)巴黎公社140周年。

　　文章摘要：(1)巴黎公社经验：人民大民主是共和国的第三合法性，人民大民主，很显然是未来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2)很显然，某种信息时代的社区文化，吸收了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经济内核以及巴黎公社民主的社区政权，应当是未来三十年地方地方政权组织大变革的基本方向。(3)无产阶级，显然应当是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性主体，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主体社会主义和劳动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4)巴黎公社漏洞是没有来得及进行文化建设，而未来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信誉，才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

　　1871年巴黎公社的逝去已经140余年，这140年在宇宙的发展史上不过是沧海的一瞬，但是关于巴黎公社的话题仍然长久不懈怠。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百多年的光景虽然不比“金猴奋起千钧棒”的五百年一个轮回那么缠绵悱恻。但是没有疑问的是，巴黎公社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革命模式所能达到的最高峰，革命所能够达到的民主化程度在这里达到西欧历史的颠峰，然后一直在旧凡尔赛式的资本窠臼里徘徊，直到20世纪的五月风暴以另一种形式演绎了巴黎公社的现代版;作为东方的毛主义某种响应的形式。

　　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在东西方俨然成为一门学问，尤其在苏联解体后巴黎公社多样化的思想体系成为了攻击斯大林体制的利器。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巴黎公社研究的逻辑起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范本。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从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教训、巴黎公社启示来谈问题。

　　一、 巴黎公社经验：人民大民主是共和国的第三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术语，其常识性的直观判断标准是一个国家镇压力量是朝着增强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减弱的方向发展。很显然，当我们看到广东东莞厚街500名武装警察上街作秀，朝着表达暴力、耀武扬威的方向发展时，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朝人民的示威，是朝人民政权性质的悖逆。广东多次模拟镇压讨薪工人的演习，更多地是将暴力机器用于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是否某些地方政权，正在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二是这些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是大幅度地降低，而且使用暴力对付群众已经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准。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构应当遵循巴黎公社原则：一是政府由人民普选出的代表组成，即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各级人民代表和国家官员的工资不能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他们随时可以被选民撤换。无疑，这些原则是非常珍贵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如果这些原则不是在苏联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被一再背叛，那么民主这一旗帜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而不是成为资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的利器。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包含工农内部民主和对外围反动阶级的专政)是消灭专制主义的最佳武器，也是跳出“周期率”的唯一途径。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巴黎公社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政教分离，妇女选举权，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公社发还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工具。这些进步在今天看来，大部分已经获得，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会被认为是极左。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建国以后，毛泽东尝试着将党和人民结合起来，通过中上层精英的上山下乡参加劳动和工人农民参与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从而消除知识和劳动两极分化的现象，消除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剥削。然而，文革结束以后，在稍微为我一点的松动下，党员也是人的思想指导下，一些党员失去了理想，变成了经济决定论者和庸俗的物质享受主义者，向着全民党、三个代表党的方向来演进。

　　党一旦将资本利润作为政党合法性(而不是制度和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就意味着必然从社会公正、进步领域步步后退;当然这种短暂的联盟可能是两个结局：资本消灭共产党自身，或共产党消灭资本，即以短暂结盟为开始，以共产党的最后被消灭为归宿。

　　共产党存在的基础首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乃至创造性的理想与文化，而不是经济基础。邓认为干部选拔要看成绩，这是功绩论的指示和提醒。成绩由此就成为党存在的一个基础论断。还有历史功绩论与社会主义优越论(并不实际存在，而且主体性归结到经济优越论)，孰不知这一建立是非常脆弱的，因为经济本身是难以长久恒定繁荣的，特别是建立市场化后，权力控制市场之后。必须从制度上给人以民主、自由、福利来保持党的合法性。单纯历史和经济都是非常脆弱的，在甚嚣尘上的否定建国以来历史的思潮下，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合法性被不断地嘲弄和消解，已经在重庆以外的地区丧失了存在的大环境。而经济则受到外部资本的控制、受到市场经济规则和WTO规则的左右，已经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功能。

　　经济、历史的丧失，使得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为党寻找另外一条合法性的道路，这个探索是有阶级性的，党内右派主张西化道路，从西方那里得到国际承认，和西方资本结合起来镇压、剥削中国人民，从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而党内的社会主义派，则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消除两极分化和剥削，给人民以民主，民族独立和复兴，文化自觉和自强，从而崛起于世界。很显然，我们要争取后一种对人民有利的、光明的结局，而反对前一种丧失主权、丧失国格的丧权辱国的结局。

　　人民大民主，很显然是未来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巴黎公社教训：人民公社是巴黎公社的扬弃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巴黎公社虽然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原则，但是它没有能够解决外部军事威胁的问题和法国的银行问题。正是在经济和军事这两个问题上，巴黎公社遭遇了失败，这说明经济和军事是生存问题，而民主问题显然不能立即转化为经济和军事能量。民主是一个必须有保障的、脆弱的东西。但凡昂贵的东西必然是脆弱的，正如民主。巴黎公社告诉我们的重要教训就是：经济主体都是有阶级性的，货币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谁控制它，如何使用它才具有权力意义。

　　巴黎公社和美国的民主一样，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特例。希腊的民主制度之所以那么发达，是因为它都是人口和土地面积小的城市国家。中国不一样，中国从古到现代都是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似乎必须使用集权才能维持下去。在暴力时代这都是必然的产物。常有人认为，巴黎公社大民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而庞大的国家必须依靠代表制度。但是事实上，信息时代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选举制度和代表的透明化，已经可以达到人人尽知的程度。一个国家就可以是一个巴黎公社。

　　人民公社的成立是伟大的创举，它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人民公社自发地形成了建国后的中国特色利益集团，每个人民公社都是一个利益集团，都是一个公民组织和文化社区。谁难道能够抹杀南街村在今天残酷的资本慢性屠杀社会里保护自己的村民和自身文化的功绩吗?你见到过有比这更有力的公民组织吗?人民公社不仅仅关注着大民主权利，还关注着经济的结构性重组和文化的建设，它实在地将群众看成是一个需要协作、互助、生活于集体中的文化人，而不是一个自由人。很显然，是由社会产生国家，国家应当服从社会，接受社会的教育，而不是相反，人民要有撤换、更换、推翻体制的权利，要有防止专制、特权、威权过度和保护平民自由、聪明才智的机制。巴黎公社实际是精英统治，但人民可以有各种权利对精英进行有效的遏制，很显然理想的机制应当是人民中先锋人员和劳动群众友好制约、协作平衡的关系。

　　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很显然，中国未来的经济模式应当是给予基层的群众更多的组织权，应当是建立在阶级性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在这个公民社会里，基层群众的组织过大过强才是正常，而美国式的公民社会给中上层精英以金钱和知识左右权力提供了便利，但是对大众而言仍然是薄弱地带。

　　很显然，某种信息时代的社区文化，吸收了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经济内核以及巴黎公社民主的社区政权，应当是未来三十年地方地方政权组织大变革的基本方向。

　　三、巴黎公社启示：阶级性是社会主义正途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

　　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官员腐化，制订了严格的官吏薪金标准，但是我们改革的三十年，在走着官员黑色收入成为暴发户的道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我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之多创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员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他们的代表力难免让人质疑。政协变为了资本家的言论舞台;那么人大呢，客观上也成了官员的代表大会。

　　同时，今天的政府再次肯定了党代表所有利益集团的“全民党”说法。据中新网报道，中央外宣办定于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张献生说;关于建立新的政党问题，大家知道，现在政党必须有固定的组织发展范围，拥有一定群众基础，必须符合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目前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共九个政党，这九个政党都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和发展范围。中国共产党主要吸收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八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各有侧重，主要吸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或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中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可以说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除了九个政党之外，我们国家政治体制中还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作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吸收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难以覆盖的部分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我并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改革，必须实行以阶级性作为指导，重新恢复到工人、农民为基础的改革上来。这才是未来三十年中国中央政权改革的方向。

　　传统的无产阶级论，主要是指被雇佣的工人阶级，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工人的整个阶级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各种条件。

　　但是，在局势的冲击下，无产阶级的含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动摇。

　　无产阶级一般意义上是指的是没有生产资料、属于被雇佣地位的阶级。注意，没有生产资料只是意味着没有可用于产生的物质资料。

　　我的意思是说，工人可以拥有房屋、汽车，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只是附属物质，而不能用于生产活动，即不能产生财富，也不能产生利润，那么即使一个地主占有了万亿亩的土地，那也只意味着法权意义上的所有。

　　因此，有意义的只是可增可塑、能长能消的部分。

　　不占有生产资料，只是提供了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但是无产者要成为一个阶级，首要的条件是通过社会生产联系在一起，并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无产阶级意味着精神不受物质的制约，或者是因为缺少关键物质(生产资料)而自然地不受某种限制性法权的制约，或者是因为具有强烈的精神，能够超越他所处的物质占有条件。

　　工人、贫农并不天然意味着就是无产阶级，能够抛弃个人所处的阶级利益的某些官僚、地主、贵族、资本家、知识分子，也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对于敌对阵营的叛变分子来说，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而大公无私，而是因为大公无私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但是精神接受物质的制约，乃是常态。而精神能够超脱物质，却往往是稀少的变态。而这种变态恰恰是人类社会高于畜牲社会的地方。

　　如果人类能够突破制度的限制，而利用强大的精神文明成果突破物质的限制，能够自觉地接近无产阶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充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整体在提高，因而物质条件的基本存在基础也提升了门槛。

　　当人类随着物质的相对充裕而能够稍微脱离一点物质的狭隘性时，他们就越发自然地接近世界的本相。

　　物质是精神存在的基础，但是精神却高于物质，这是毛主义立足于马列却发展的部分。正是在这一部分中，体现了人类高于丛林法则的地方，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程度。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古典中国老庄哲学中超越个人的精神传统。

　　以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概念只是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自然客观性，却忽视了在一部分狭小的领域内，意识能够决定物质的人类主动性，才是无产阶级高于资产阶级的地方。

　　无产阶级，显然应当是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性主体，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主体社会主义和劳动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四、巴黎公社漏洞：文化建设

　　历史没有给予巴黎公社更多的时间来考察其发展，其实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漏洞就在于思想的多元化为未来和平建设时期，无法提供一个统一有效的文化平台。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组织了公社选举。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由于评价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也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被认为标志当代世界政治左翼运动崛起光辉起始里程碑，影响广大深远。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它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无政府主义。其实这两个逻辑并不矛盾，马克思是认为巴黎公社证明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现象，巴黎公社是一个逻辑的必然过程;而巴枯宁则是从建构的角度来出发，探求巴黎公社是否能够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结果。

　　韩德强提出了文化建党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为核心的关键问题。但是文化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带有首先觉悟的一批知识分子灌输的性质。在官员代表大会上，少数点缀的几个农民代表也都是经过了“资本和私利”的洗脑，成了官员和企业家的绑定“二奶”，因而上了电视台、报纸，成了被政府和企业家抬举的明星“朋友”。这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变化了，意识形态环境发生了变化，领导力量的党的方针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工人、农民如数进入人大，也只是体现个人利益的传声筒，而不是代表整体利益的大公无私者。

　　经济是个硬实力，它的积累是实在的;而文化是软实力，一旦破坏，无法以数量、技术等力量建设。意识形态信誉、道德、信仰、诚信这些品质不是三十年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的，它一旦被破坏将以惊人的破坏力摧毁社会的基础。而这种摧毁起源于党内。多数的入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相当数量的党员早已经不是共产党人。

　　很显然，体制内的爱国者们在危机面前只有紧密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决清除国内外的买办势力和官僚腐败分子，消灭政治、经济分配结构中的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兑现宪法中关于“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政策，消除两极分化和剥削，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信誉，才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

　　亡羊补牢，时犹未晚，执迷不悟，一味逃避和压制，只怕西风正烈，火借风势，众蚁噬穴，将令时局不堪收拾。届时堤坝溃烂，大厦倾倒，民生涂炭，国亡政息，体制内的爱国者将和买办势力囫囵吞枣、不再细分，一切接受历史无情的审判。

　　得民心者得天下，同样，给以工农大众为阶级主体的人民以民主者，塑造向上、健康的文化新人、理想信仰新党、活力新国，是我们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一大启迪。

　　2011-6-29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