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

　　李 伟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它的建设和发展深受世界关注。研究和掌握这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其中包括：(1)坚持一个鲜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纲;(2)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3)掌握思想教育;(4)贯彻民主集中制。这四点历史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而需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的建设 历史经验

　　简介： 李伟(194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90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即中国革命的“下篇”[①]，经历了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童年时代和仍然进行着的改革开放时代两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其曲折奋斗的征途中发展起来的，积累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研究和掌握这些经验，对于目前党的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

　　一、坚持一个鲜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纲

　　160多年前，马克思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一份指导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其中用“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②] 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论断。[③] 这些不可移易的思想原则和理想信念，成为后来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那个风雨如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年代，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无闻小党，发展成为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世界最强大的无产阶级执政党，首先得益于从建党之初就“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确立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理想信念的党纲，“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④]。用这样的党纲统一全党并坚定不移地来指导党的建设，“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⑤]，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地坚持和贯彻党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想信念分不开的。

　　政党是近代以来，即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⑥] 从党建立之日起就树立了鲜明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而始终不懈地坚持“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⑦]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建设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并一脉相承地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两个历史阶段，用“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这样的方式，持之以恒地对全党进行阶级观点和阶级队伍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使全体党员牢牢记住：“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⑩]把握政党的性质，进一步认识并把握政党的最基本的功能，即作为“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政党，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切政党最基本的任务，党的建设就是围绕这一最基本的任务展开的。因而我们党能够在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的复杂环境及其所发生的各种斗争中，始终不渝地贯彻和执行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11];制定出不同发展阶段党的建设的最基本的宗旨、任务和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历史阶段，继党的七大之后，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突出强调：“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12]

　　中国共产党党纲持之以恒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历史特点。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年代，“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认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所阐明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并用这个理想和信念教育和引导本阶级。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只有从各阶级自身产生的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利益及其思想，不存在任何超阶级的共同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需要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之奋斗，共产党人的信念就是在为之不懈的奋斗中产生并形成起来的。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征途中，必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当前阶段的具体任务构成了同样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为之斗争的最低纲领。党纲制定最低纲领是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在当前发展阶段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用来团结可以一起奋斗的阶级阶层所共同遵循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方针。党纲中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表明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要把实现当前利益和争取长远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长远利益指导当前利益，以最高纲领指导最低纲领，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和必须遵循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为了当前利益、眼前利益而混淆、偏离或放弃了最高纲领和长远利益，就会沦为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遭至变质或灭亡。能否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相互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及时地提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4]

　　用党纲确立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最高纲领坚持不懈地教育全党，是党的建设的一条历史经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年代，我们党就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而“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为此，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年代就积极主动地“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为“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15]在物质环境极其匮乏和斗争环境极端险恶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残酷围剿和铺天盖地的反动宣传下，我们党毫不犹豫地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用鲜明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发现并大力倡导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全党，深深地吸引和团结了广大的同盟军。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我们党发现并深入挖掘了具有“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雷锋精神，在全国大力开展学习雷锋的运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初步建立起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全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道德和文化体系。历史证明，以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早已经远远地落后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但不能引领民族前进，反而与帝国主义“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16]，共同反对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我们党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党，教育无产阶级和引导它的同盟军，打垮了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联盟，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几十年的奋斗而收获的一条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只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才能战胜中国旧有的封建主义和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两股思潮及其联手的反动同盟，并最后铲除这两种反动的思想文化。

　　我们党要在当代世界全球性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打败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敌对势力及其思潮的进攻与侵蚀并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渡过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是没有任何别的思想武器可以选择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唯一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党比过去的民主革命年代更有条件大力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只能比过去更高更坚定地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继续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只能用鲜明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团结和教育全体中国人民，而且不容置疑地只能用鲜明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改造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一再表明，是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指导党的建设问题上产生的争论和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19世纪后期，从1875年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到1891年恩格斯写《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不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演变的历史里，探究出后来蜕变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根苗。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围绕党纲的制定而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从两个派别的斗争中不难发现后来形成两个敌对政党及其革命成败结局的基本原因。同样，从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重新制定的党纲里不难发现，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怎样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所谓新理念掩盖他们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这样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根本的政治立场，就必然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17]无论是100多年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90年建设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样一条历史的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坚持和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淡化甚至放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教育全党和人民，就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极为重大的课题

　　政党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党的建设就不是在脱离社会生活的自我封闭中进行，而是在与争夺政权的对手的斗争中进行和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时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并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即“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18]这一生活体验和思想认识，与马克思经历1848年革命后总结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完全吻合的：“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有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19]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不同的历史和国度得到的本质上一致的认识，非常深刻地表明，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敢于和善于自觉地与资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也是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更是一个始终伴随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并需要不断地加以解决的极其重大的课题。

　　无疑，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能否自觉地清醒地开展党的建设有着难以估量的极其重大的影响，是一个关乎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全局性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为此必须投入它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各种形式的斗争都十分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认识到：“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20]甚至遭至十分惨痛的挫折，这是用血的历史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我们党的历史，是我们认识和汲取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最好途径和方法。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21]

　　由此，中国共产党人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历中提炼出了这样一条关于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反映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具体工作中：“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2]

　　我们党建设的全部历史表明，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上有这样一条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对今后在党的建设中自觉地防范发生重大倾向性错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给予极大的重视和研究，即：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合时要更多地注意防止出现右的倾向，而在同资产阶级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裂或斗争时要注意防止出现“左”的倾向;就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来说，要开拓新局面，在敢不敢发动和领导群众与敌人、与各种错误思潮、与各种实际困难进行斗争并争取胜利的问题上，应更多地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发生;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工作应更多地注意防止过火的“左”的倾向发生。用这一深刻的历史经验观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所经历的两个不同阶段，可以看出，在前一阶段中，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左”的倾向，反映了我们党在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发生分裂和对抗时未能全面正确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一阶段中，即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中纪委在向党的第十五、十六、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至今未能扭转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反映出我们党为大力发展经济而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发生密切联系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右的倾向，已经影响到党的建设。无疑，认真学习我们党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这一非常深刻的历史经验，对科学地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党的建设，防范和避免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工作中发生“左”的和右的倾向性错误，有着十分重大而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三、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中心环节

　　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极度衰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在一个有几亿贫穷愚昧的农民、众多小资产阶级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很少的国家里，为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有战斗力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很早就自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3]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最初建立红军队伍时期就体察到，“‘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难在哪里呢?“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4]“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25]无疑，没有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红军的前途就会重蹈大革命时期北伐失败的命运。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发现并深刻指出了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是“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26]，从而解决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弄清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谁，这个对象有哪些问题，使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否则，政治思想工作将无从下手;二是明确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就是把来到革命队伍中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改造和培养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到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从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身上发现，“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27]。因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28]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反复思考多年来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经验，坚定了这样一种认识，对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来说“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对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来说同样是“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9]，从而把思想教育、思想领导、政治思想工作提到了全党各项工作的首位。党的七大总结得出这样一条基本经验：“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0]可以说，这条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发现和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又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在无产阶级中自发产生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共产主义的思想品德“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入”。因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而“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31]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人类优秀的思想、道德、作风，都需要自觉地、有意识地、长期地去提倡和培养，才能被人们接受并形成起来。这是因为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几千年的压迫和奴化，使剥削阶级的思想道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强大的习惯势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经过长期的、持久的、不懈的斗争和教育。所以“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办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32];必须有组织地、经常地对全体党员和工农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那么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条历史经验和基本原理阐明了政治思想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地位，实际上也是给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工作一个明确的定位：“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33]。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机关。政治思想工作是共产党，是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的第一位的、首要的工作和任务。党的历史表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的权力，首先和根本的是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影响他们，把他们争取和团结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旗帜下。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和根本的是体现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上，而思想领导只有通过党的政治思想的教育才能实现，从而“使政治思想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工具”[34]，认识政治思想工作的这一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使之成为党领导和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成为决定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把这一中心环节，把“生命线”这样的工作淡化了，甚至撇在一边，去干别的什么事情，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共产党或党的一级组织放弃了，失去了对群众的影响，也就是放弃领导群众，这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旦被破坏，一旦丧失了，其结局就是群众和干部如同离群的野马，四散而去，相应的制度随之坍塌。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一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党的长期正反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所证明，只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一天，它就是适用的，就不能违反，否则就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1989年，针对在我国首都北京发生的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正是因为忽视了用鲜明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导致“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也就没有力量去扭转腐败的发生和蔓延，没有力量阻挡和打退各种错误思潮的进攻，激起了政治动乱。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之风蔓延，总是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呢?群众不满意，党员不满意。就是因为没有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工作摆到党的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一位置，是思想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中心环节出了问题。而思想的大坝一旦出了问题，一旦坍塌，什么制度也无济于事!不是说制度不重要，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是思想指导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大家想想，那些腐败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往往是地方或党和国家的法规的制定者，哪个不是明知故犯，置党纪国法而不顾!抓好党的建设，要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党的建设的切入点!为此，邓小平向全党大声疾呼，“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5] 东欧、苏联的共产党垮台，都可以从他们放弃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四、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列宁与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激烈斗争的产物。不仅如此，列宁还把这一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的原则和成功经验，推广到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领导和建设上，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俄共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36]，其他政党必须接受和拥护俄共的领导地位，绝不允许搞什么资产阶级的议会多党制。针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攻击民主集中制，攻击俄共“独裁”、“一党专政”，列宁针锋相对地回答，如果你们认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37]。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直接从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那里学习了这一成功经验，坚持90年不动摇，是我们党建设的一个历史特点。可以说，尽管我们党也经历过极为严重的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但是从来没有分裂过，一直是一个团结统一的集体，这与毫不动摇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是分不开的。

　　我们党坚持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极其鲜明的历史特点，在于它是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建立和形成起来的，是与这样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并为之服务的，由此也与那些一直企图通过“选票里面出政权”的议会型工人政党及其围绕选举活动而开展的党的建设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党的建设的路线。

　　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有的一种制度，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首先表现为每名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进行严格而有序的组织生活，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纪律的团结统一的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由此，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有效加强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手段。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骨架和基本制度。正是有了这样的形式和组织结构，党员才有了实行民主和发扬民主的主要场所或环境，从而经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和工作手段进一步创造并开展了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等活动，把党员民主监督与严格执行纪律结合了起来。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党的基层组织形式和工作手段得到统一和贯彻的。无疑，离开了党的基层组织及其有组织的活动，就没有也无法实现党员的民主，也就失去了集中的对象和内容。无疑，没有健全的坚实的党的基层组织，民主集中制就徒有虚名，将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通过万千个基层组织这条“根”，层层连接而建构全党，得到从下到上并从上到下的统一和贯彻。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如果淡化或失去了“下级”，也就谈不上集中，更没有民主。因此，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必须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和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党的基层组织的状况时时检验着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否健全;而党的基层组织或巩固发展，或涣散消亡，更是检验、辨别我们党是否健康，生命力是否还旺盛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个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样适用于和平建设年代和当前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

　　我们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极其鲜明的历史特点是，与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民主集中制不是目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是为党的群众路线即“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服务的。[38]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不是少数党员干部或党的领导机关范围里的小民主，而是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范围内的民主，而有多大的民主就有多大的集中，是集中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意见。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并坚持下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宗旨。[39]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式。[40]

　　在当前改革开放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和新中国建设60多年实行的一条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有效方法，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论国内外敌对势力怎样攻击民主集中制，我们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经验。这其中坚持鲜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纲、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掌握思想教育和贯彻民主集中制这四点历史经验，对目前党的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需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和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2、32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3-109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⑦]《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2页。

　　[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章。

　　[⑩]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党章。

　　[1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33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705、70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

　　[17] 转引自《低谷且听新潮声》(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2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60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60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7、1267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77页。

　　[25]《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5页。

　　[28]《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435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3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85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33]《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0页。

　　[34]《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2、305、306、314页。

　　[36]《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

　　[37]《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

　　[38]《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3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9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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