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布伦纳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9月小组”的重要成员。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柯亨、埃尔斯特以及罗默已经比较熟悉，但对布伦纳还很陌生，只有历史学界对布伦纳有过零星介绍。实际上，布伦纳在西方影响很大。他因著名的“布伦纳辩论”而在西方学术界所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不亚于柯亨、埃尔斯特和罗默等人。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包括著名的加拿大学者艾伦·伍德、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等人。布伦纳和艾伦·伍德被英语世界的学者看作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两位旗手。艾伦·伍德追随布伦纳，并对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许多阐发。关于艾伦·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将另文介绍。本文主要围绕布伦纳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战后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他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一介绍和评析。
一 布伦纳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
资本主义起源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并非新话题，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等著名思想家都对此作过探讨，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二战以后，国际史学界曾围绕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爆发过两次激烈的争论：第一次是1946年英国剑桥大学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发生在多布与斯威齐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后来由希尔顿编辑成论文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于1976年出版;第二次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的罗伯特·布伦纳发表在《过去与现在》第70号(1976年2月)上的论文《前工业欧洲农村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引发的，1987年阿斯顿和菲尔平将争论文章以《布伦纳辩论》[1]为名编辑成文集出版。《布伦纳辩论》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布伦纳1982年的长篇答辩论文《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除此之外，布伦纳后来又写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2]、《从西欧的发展看东欧的经济落后》[3]、《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过渡》[4]、《中世纪晚期及早期现代欧洲的财产关系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5]等论文以及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商人与革命》[6]。收在《布伦纳辩论》中的两篇论文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主要通过批评新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来展开，而后来的论文和著作大都是针对新斯密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虽然批评对象不同，但布伦纳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观点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1.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主要特征
布伦纳指出，在世界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定居农业的出现到现代早期)，“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主导世界各国的经济。[7]布伦纳所谓的“财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者之间、剥削阶级(如果存在剥削阶级的话)成员之间、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规定并决定个体经济行为人(或家庭)得到生产资料及经济产品的权利”。[8]在任何社会的经济中都存在财产关系，财产关系使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如果存在剥削者的话)得以继续维持其既有的阶级地位，而且财产关系一旦建立，将决定“再生产规则”，即个体行为人(直接生产者或剥削者)理性地活动从而再生产其自身的规则。布伦纳的“财产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所有制关系，其实质是阶级关系。但布伦纳不喜欢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9]，因为在他看来，生产关系除包含所有制关系这层含义外，还有“生产单位中的社会技术关系”或劳动关系这层含义，而布伦纳恰恰是要用“财产关系”概念来排除这层含义的。另一方面，布伦纳关于财产关系决定“再生产规则”的说法，又非常接近于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决定“游戏规则”的思想。
布伦纳指出，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具有以下两个决定性特征[10]：(1)生产者直接(不是通过市场)占有其全部生存资料(包括用于养活自己的劳动工具和土地)。占有的方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有的是生存资料由个人占有，有的是归共同体所有而个人拥有使用权。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还存在其他许多中间层次。但无论如何，生产者确实占有其全部生存资料，生产者共同体在不同情况下会用不同方式保护这种占有权，这种占有权是不可剥夺的。(2)由于直接生产者直接占有其全部生存资料，剥削阶级的成员被迫通过超经济强制方式夺取生产者的部分劳动成果，从而再生产其自身。有时剥削者是作为个体夺取生产者的劳动成果。它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从劳动者那里夺取，二是间接从劳动者共同体那里夺取。在后一种情况下，共同体负责向每个劳动成员收租。
关于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第二个特征，布伦纳所要强调的是，尽管剥削者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这还不足以使其利用这种土地所有权夺取生产者的部分劳动成果，因为劳动者具有使用土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剥削者之所以能够夺取生产者的部分劳动成果，靠的不是其土地所有权，而是基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布伦纳专门批评了诺思等人关于农民与领主之间是自由契约关系的说法。
总之，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以生产者与再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为特征，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大纲》[11]中所强调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布伦纳并不隐讳这一点，明确指出他自己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是以马克思《大纲》及《资本论》的相关论述相一致的。
2.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决定“经济不发展”
布伦纳在其许多论文中花费大量笔墨反复论证的就是：经济发展是现代现象，也就是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产物;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主导的社会趋于停滞，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布伦纳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在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无论是剥削者或劳动者都不是非得在市场中购买再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不是非得在市场上竞争地出售自己的产品，从而不是非得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专业化、积累或创新来不断提高生产率，总之在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不会有斯密所描述的受“经济人”自利驱动的现代经济发展。
具体来说，在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直接生产者理性地倾向于自己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而避免依赖市场。远离市场并多样化地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是与商业化的专业分工相对立的，而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人口增加以及新土地的开垦而导致的粮食供给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意味着真正的经济增长。布伦纳称这种经济增长为“粗放增长”[12]。粗放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随着拓荒的停止以及人口增长达到土地所能负载的极限，“马尔萨斯调整”就到来了。[13]国内历史学界所熟知的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其思想渊源就可以追溯到布伦纳。
剥削者也没有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动力。尽可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是剥削者的理性行为，但在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剥削者无法通过积累和增加投资做到这一点。剥削者增加收入的最有效途径是尽可能多地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更多劳动剩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政治“积累”，即增强军事实力以扩大自己领地内直接生产者的人数。这样，大量的资源就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经济增长就成为不可能。
总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行为人的理性行为不是做大蛋糕，而是争夺蛋糕的占有份额。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囚徒困境”。结论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从“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到“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转变;起决定性因素是财产关系即制度，而非技术或市场的发展。
3.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向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转变的前提
既然财产关系至关重要，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财产关系而引致现代经济发展呢?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财产关系不像技术或生产组织，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提高或改变。财产关系是一套再生产规则，它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对行为人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行为人按照这一规则活动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人是理性的。这样，生产者和剥削者都不断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双方都没有改变再生产规则(财产关系)的意愿和动力。而且在没有成功范例的情况下，改变财产关系是否能够引致经济增长从而跳出“囚徒困境”也是不确定的。因此维持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符合生产者和剥削者的共同利益。布伦纳还强调，商人资本也并非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会促使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解体，而是会巩固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总之，在布伦纳看来，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社会，是特例而非常例;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英国的出现是“非故意”的结果。
布伦纳认为从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向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转变需要一定的历史前提，这就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首要的是土地)的分离以及剥削者不再靠超经济强制来获取劳动剩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劳动者是自由的，而且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活。
布伦纳指出，到15世纪初，西欧的农奴制已经解体，劳动者基本获得了自由。但进一步的发展在英国和法国却出现了差异。在法国是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农民仍然与土地相结合;而在英国，农民在获得自由不久就丧失了土地，地主则获得了绝对的土地私有权，并最终出现了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工人这一导致英国农业革命的三层阶级结构。那么英国和法国何以出现这种差异(或分岔)呢?布伦纳把它归结为不同国家因历史条件的不同，导致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同。法国农民由于得到日益加强的集权国家的支持，在与地主的斗争中最终获得了完全的小土地所有权;而英国农民在与地主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并最终被赶出土地，成为租地农。[14]
布伦纳所谓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农民和地主具有各不相同的资源可供斗争使用。农民总是力图少缴租税，而地主则力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西欧农奴制解体后，地主并没有放弃增加收入的努力。在新一轮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法国和英国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结果。英国的三层阶级结构是“非故意”的博弈结果，双方的博弈在无意中冲破了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进而出现了导致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资本主义财产关系)。
4.资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资产阶级革命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布伦纳在19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文和1993年《商人与革命》的著作中专门讨论了资产阶级革命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过渡理论。
布伦纳认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如何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直接决定如何解释资产阶级革命。他进而认为马克思早期[15]与晚期[16]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17]具体来说，布伦纳认为马克思早期没有摆脱斯密的影响，属于斯密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相应地，马克思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强调，专制君主起初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寄生的封建贵族，然后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专制君主转而倒向旧贵族。此时专制君主的任意课税及专营垄断政策成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破这最后的桎梏。布伦纳认为这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与基于生产力决定论的过渡理论相矛盾的，因为既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是自发的过程，那么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就是迟早的事情，资产阶级革命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而马克思晚期放弃了生产力决定论，转而强调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稳固性，强调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的前提。布伦纳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新观点为解释资本主义在商业地主所有制框架内的出现，进而为解释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基础。
在《商人与革命》中，布伦纳具体阐述了他自己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解释。他指出，已有的证据并不支持新兴资产阶级对抗封建贵族的观念，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冲突存在于世袭集团与其余地主阶级之间：在地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之后，君主仍然靠中世纪遗产占据国家首脑的位置;君主不但是行政执行者，而且是最大的世袭贵族。君主与已经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之间的根本冲突表现在对国家性质和作用的看法上。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要求的是最小但能够保护绝对私有权的国家，而君主则乐意朝绝对主义国家方向发展。商人则出现分化。旧商人深深依赖国王的商业特许经营，因而在革命中是支持国王的保守力量;而新商人直接参与组织生产，他们既是商人，又是工业资本家。新商人非但没有享受旧商人与国王保持良好关系所得到的好处，还深受国王任意课税之害。他们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
布伦纳试图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过渡理论与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解释统一起来，但正如莫利所评论的那样，布伦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解释可能会得出革命的发生只是偶然的历史事件的结论。[18]
二、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分析
布伦纳在阐述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了理论分析。他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规制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及经济危机的研究上。其中，前两者主要是他在批判别人思想中阐述自己的思想：在批判P.巴兰和A.G.弗兰克的依附论、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阐述了他关于不发达资本主义的思想;在批判法国规制学派的理论中，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规制的思想。后者则超越了对别人思想的批判，形成了自己对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和世界经济的分析，并引发了一些学者如福斯特、B.法因等展开对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和危机的争论。
1.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迅速发展，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样，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摆脱束缚和贫困，成为左翼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P.巴兰、A.G.弗兰克、I.沃勒斯坦先后阐述了他们的不发达理论。布伦纳写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马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77)等文章，对巴兰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M.C.霍华德和J.E.金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用生产关系术语对落后问题作出了比阿尔都塞主义者更为严谨的思考;从这方面讲，布伦纳现在被广泛地认为是巴兰、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最强有力的批评者。”[19]
布伦纳认为，巴兰和弗兰克都误解了不发达国家持续落后的原因。他指出这些依附论者没有抓住资本主义在世界出现的历史意义，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在市场中贸易的本质区别。布伦纳也认为沃勒斯坦关于不发达和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在合适位置。在布伦纳看来，资本主义由两种关系来定义：经济人对市场的依赖;雇佣劳动。他的基本命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有体系地发展，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不能。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不可能生产他们所需的全部使用价值，而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这些使用价值，所以他们有提高效率的驱动力。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持续改进效率既无刺激又无强制。他坚持认为，外围地区的阶级结构说明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20]他举出外围地位有时在同中心的贸易中获得剩余的例子，否认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必需的，因为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增长动力。[21]
布伦纳认为，弗兰克、沃勒斯坦等人的分析在政治上导致了“第三世界主义的”结论，将会使人低估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这种状况必然使资本主义在战后成功地发展了城市的生产力……而这又为工人阶级在战后时期的激进运动和意识降低提供基础。这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停滞所引起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可能性。”[22]所以，布伦纳在强调资本主义核心的阶级关系时，似乎是在重述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布伦纳重新揭示了阶级关系的重要性，并将不发达资本主义落后的原因从外部转向了内部。布伦纳在阐述他关于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过程中，把资本主义竞争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制力量。但是，布伦纳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符。马克思认为竞争是重要的，但竞争只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外在化，这一内在规律源于“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是资本家的“主观目的”这个事实。T.安格梯(Thomas Angotti)批判布伦纳和P.巴兰、A.G.弗兰克、I.沃勒斯坦一样都存在理想主义的问题。他说：“布伦纳完全对沃勒斯坦、斯威齐以及其他依附论者在主要方法论上的错误做出的不正确的判断。它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是理想主义问题。” [23]
2.对资本主义规制的研究
法国规制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经济学家M.阿格利塔、A.利皮茨、R.博耶、R.德洛姆和B.米斯特拉尔等。布伦纳和M.格里克(Mark Glick)发表了《规制方法：理论与历史》(1991年)，对法国规制学派的理论进行全面分析和批判，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规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西方国家里，正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不能对过去或当代经济模式进行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它的经济决定主义的方法排除了非经济的因素，例如阶级关系、制度形式和政治行动等等，而规制理论是对当代普遍接受的理论的回应。布伦纳认为，因为规制主义者的起点是国家经济，所以他们不可能解释“国际经济的共同的、一般性的特征”。[24]规制主义者区分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史中自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三个发展模式，每一个发展模式都是特定规制模式和积累体制的结合。第一，在19世纪，竞争的规制模式占主要地位，并且要求扩展型的积累体制。第二，在阶级斗争和技术变革的压力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工艺控制被削弱，公司之间的竞争使内涵式的积累出现。但是，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定的，因为规制模式还是竞争型的，不能使集体消费制度化，结果产生了严重的结构危机。第三，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规制模式，最终使全面采用内涵积累成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成功发展时期。
布伦纳指出：“规制理论的一般缺陷，是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体制，而这构成界定各个阶段的背景。”[25]首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一旦建立，就对单个经济单位或参与者提出经济行为的必要形式——通过专业化、积累剩余和引入最新技术，对于出售他们的商品必须使价格/成本比率最大化。这种集中的发展趋势结果——反映生产成本的中间价格的趋势，不同生产领域的追求利润率的平等化，追求资本积累，追求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式经济。第二，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一旦建立，就形成对历史具体经济体制的出现与再生产的自然选择。实际上，规制主义者由于中心概念与实践在理论上的缺陷，不能充分阐述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或显著特点。
最后，布伦纳从政治上对规制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影响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规制主义在政治上容易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因为规制主义者发现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人参与的‘非正式相关’的危机……它紧接着提出了利皮茨关于反泰勒革命的出路”。[26]这将引起一个新的阶级妥协。因为“当前危机的根源不是生产率增长问题……所以，提高生产率不可能恢复利润率和繁荣”。[27]此外，“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由于工人加入‘团队的概念’……将摧毁他们捍卫自己工作条件的能力”。[28]
3.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及经济危机的研究
战后西方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周期性和危机。布伦纳发表了《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年世界经济的特别报告》(1998年)、《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2002年)等等，对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产生根源、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随着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布伦纳又发表《正在显现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新自由主义到经济萧条?》，把研究视角转向发展中国家，探讨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和危机的根源。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左派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在苏东剧变后的历史命运的回答，因此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布伦纳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繁荣时期。197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束了“二战”后的长期高速稳定增长，从扩张性长波发展期转入萧条性长波发展期。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导言里，布伦纳形成了被P.安德森称之为“过度竞争”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他看来，过度竞争导致了萧条，他说：“导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生产商不能将成本加到价格上去。”[29]
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各派学者根据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立场，对这场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布伦纳认为，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短期游资造成的东亚经济危机进行了批评，但他们的分析是片面和肤浅的，而左派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于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是倒果为因。
在布伦纳看来，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即使加剧了经济危机，也只是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布伦纳根据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分析了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P.安德森与T.奈恩(Tom Nairn)认为英国国家如果现代化，它的经济危机可以克服。布伦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特性在于它从体制上激励生产力的增长。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计划的、竞争的，实现问题就不可能解决”。[30]布伦纳认为，如果资本家对他们竞争者的行为完全了解，可能会适应发展形势，然后“无疑会通过技术变革来控制成本”。[31]可惜的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是既不可能控制也不可预测市场对他们商品的需求的”[32]。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计划性，而是冒险和熊彼特称为的“创新性破坏”。布伦纳还认为：“熊彼特……可能低估了创新性破坏的破坏一面”[33]。
布伦纳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分析，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左翼学者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福斯特认为，布伦纳以竞争解释资本主义，这和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并无二致。[34]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B.法因等人认为：“布伦纳的论点存在着以下决定性的缺陷：第一，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的理论基础是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第二，布伦纳忽视了信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地位。第三，他完全没有考虑生产、金融的国际化，没有考虑构成当代全球经济中的最重要的现象。第四，简言之，布伦纳的方法根本不是价值理论的，这个缺陷在他早期的历史著作里也有表现。”[35]
确实，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分析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布伦纳本人也明确地说：“我分析了另一种方法，它的出发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无协调和竞争的本质。”[36]但是，这不意味着布伦纳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布伦纳对他后来对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做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我不是不‘讨论资本与阶级的关系问题’，而且讨论了战后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及其对利润的影响。但是，尽管剥削成为剩余价值的惟一来源，尽管阶级斗争在收入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没有理由教条地从劳动与资本关系中寻找经济危机和停滞的根源。”[37]我们认为，布伦纳是从经济史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解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周期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布伦纳分析中所蕴含的政治结论。
小结
“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最先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吉·布瓦在回应布伦纳的《前工业欧洲农村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时新造的，是要批评布伦纳对历史的解释具有唯意志论倾向[38]。艾伦·伍德热烈欢迎以这个术语，并以它来标识布伦纳和她的学术思想及政治主张。当然，伍德不把“政治马克思主义”看作贬义词，也不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唯意志论。尽管布伦纳没有对“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呼表态，但其他评论者还是把他看作“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
布伦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异端。在对历史的解释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生产力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就为这种生产力决定论辩护。布伦纳反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成生产力决定论，认为马克思《大纲》和《资本论》中的思想正好是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布伦纳并不否认经济领域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基础地位，但他明确反对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他所谓的财产关系)的首要性。在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上，布伦纳也不赞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危机所作的解释[39]，而强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度竞争即“无计划性”导致危机的思想。
布伦纳坚持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非边缘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坚信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于被社会主义取代，所有这些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前西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否定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日益得势的形势下，布伦纳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从而被评论者[40]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这样的评论也许言过其实，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定位。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注释：
[1] T.H.Ashton and C.H.E.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Cf John Roemer ed,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3] Cf Daniel Chirot ed,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o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 Cf A.L.Beier et al eds, The First Modern Society: Essays in English History in Honour of Lawrence Stone,. Cambridge University,1989.
[5] Cf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Elgar, 1997.
[6]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7]Analytical Marxism, p27.
[8]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o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18.
[9]参见罗默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第43页。其实许多西方学者如科亨也有类似的区分。
[10]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o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pp20-21.
[11]即《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12] Cf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27.
[13]布伦纳尽管批评新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但并不否认人口因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在布伦纳看来，相对财产关系即制度因素的决定作用来说，人口只是第二位重要的因素。
[14] Cf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he Brenner Debate.
[15]布伦纳所谓的“马克思早期”不同于一般西方学者的用法，不是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而是指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这一时期。
[16]布伦纳这里指从《大纲》到《资本论》时期。
[17] Cf Robert Brenner,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First Modern Society: Essays in English History in Honour of Lawrence Stone。
[18] Cf Paul Blackledge, Political Marxism: Towards an Immanent Critique,Studies in Marxism, Vol.9(2002/3).
[19]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0页。
[20] 21 22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104,1977, p.80, pp60-61,p92.
[23]Thomas Angotti,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ependency Theor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8,No.3/4.
[24] 25 26 27 28 R.Brenner & M.Glick,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No.188, 1991, p.102., p132, p115, p116,p119.
[29] 30 31 32 33 36 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 New Left Review, No.229 1998, p137, p24, p25, p26, iv.8.
[34] Cf John B. Foster, Is overcompetition the problems? Monthly Review, June 1999.
[35] Ben Fine, Costas Lapavitsas and Dimitris Milonakis, Addressing the World Economy: Two Steps Back,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p67.
[37] Robert Brenner, Competition and Class: A Reply to Foster，Monthly Review 1999, Vol51, Number7.
[38] Cf Guy Bois, Against new-Malthusian Orthodoxy, in The Brenner Debate.
[39]如认为马克思把生产过剩看作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
[40]参见安德森为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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