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沟与代沟
波普尔生于1902年，逝于1994年，和马克思不同的是他高寿，而马克思五十多岁就逝世了。波普尔和马克思一样都逝于英国伦敦，也都是犹太人，都叫“卡尔”。在历史上，这两位思想家并没有时间的交叉点。然而，即便有时间的交叉点又能怎么样?马克思和尼采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他们从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提起过对方。这说明，老鼠和大象经常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他们观察万物所获得的信息可能是不一样，所在的圈子是完全不同的，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甚至是相悖的。与全球化的趋势相反，现代以来的学术常常缺乏共同知识，缺乏共同讨论的基础。
抛开这些历史错位，同样的，马克思和波普尔诞生的环境差异很大：
——马克思诞生的普鲁士，是一个专制主义盛行的国度，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是一篇反对专制主义的杰作，波普尔在这里能够找到他的精神源泉。
——波普尔诞生于奥地利，众所周知，奥地利是所谓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大本营，连马克思主义都在这里发生了“鲍威尔主义”的新变种。这里和英国一样，盛行“缓慢行进”的费边社战略，无论对自由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都比正常的航速慢了几个节拍。
如果脱离时间与空间去理解一种理论和另外一种理论的差异，通常得到的都是一些片面的知识。后世批评前辈从行为上更为容易的多——马克思已经逝世多年，恐怕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理论做什么辩护了，而他的信徒们，连马克思自己都试图与他们划清界限“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何况列宁、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这些后世公认的理论家还互相攻击对方为马克思的叛徒，而争相表白自己的马克思最忠诚的继承者。
任何人即便“龟虽寿”，也不能穷尽真理，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领域的所有问题，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先验地了解一个基本知识：马克思只是在他所擅长的领域内有所贡献，不仅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价值观也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普世价值”。西方理论界，在这一点上天然地存在着悖论：如果他们认可多元化，那么多元化本身的判断是否就是一元的知识?显然，民主也会导致专制，而开放社会也会导致某种闭塞，这种转化常常近在咫尺。
可以说，马克思和波普尔代表了前德意志帝国境内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集体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或者说普鲁士的传统与奥地利的传统。这两个近代史上的欢喜冤家，在思想界也陷入了某种交锋，也正是这个历史精神的原因，才导致了奥匈帝国这个奇怪的二元帝国迅速解体，而普鲁士王国将整个德国绑在战车上，从一战崛起到二战复仇，甚至到冷战时期独树一帜，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领导者，而奥地利则萎靡不振，越来越小，直至成为被纳粹任意欺凌的对象。德国的数次愈挫愈勇，都和普鲁士的精神传统有着隐约的联系。二战的雅尔塔体系，三巨头的首要目标，就是分割普鲁士旧疆，一部分归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部分归波兰，小部分截还西德。
如果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放大到国际体系，事实上它讲述的是一个缺乏任何凭借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丛林中如何集体竞走的强国史，而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民族主权的强大国家内部改革的“春天的故事”。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差异，即革命与改良的鸿沟。如果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寄希望在汪伪政府管辖里缓慢地改革，那么少数人的权利就会成为高悬在多数人头上的斯摩达利克之剑，当代人的痛苦就会不断叠加，甚至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已经缓慢了的改革;而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语境内，疯狂的斗争和互殴，显然是体制的自我摧毁。如果说，这就是问题和主义之争，那么显然外务和内政，根据不同的场景则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套用现代时髦的言论，则是维稳思路与替代思路的差异。
波普尔信徒的不当，在于仍然先验地认为点滴进程乃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这只不过是以历史主义的一元论取代了非历史主义的一元论而已，思维模式都是别无二致的。从极左走向极右是中国思想界的喜好，他们从来不能理解中庸或中间路线。至少儒家文化还承认变通，而从笃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忽然转去否定马克思笃信波普尔，都是一个思维在作怪，那就是两极思维，或者说极端主义路径。
因此，聪明的西方人都将波普尔的“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作为爵士的主打贡献，而自作聪明的东方人，却把关注点放在了嘲弄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种自我预设的悲哀在中国国内对波普尔的研究领域内一再地被延续，从80年代继承到90年代，然后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继续打破世界纪录，延续到第二个十年，其主要的观点，三十年内没有实质的变化，无非是“历史无规律论”而马克思“不科学”。这些中国学人似乎一再地忘记：波普尔本人同时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以及对马克思理论科学性的认可，而这些三十年内仍然被“遗忘”在波普尔的原著里，似乎我们读的始终是某位大师级神人的书评。我们宣称超越了文革对历史的裁剪和戏说，但是现时代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呢?凡是能够作为武器来攻伐现行体制和秩序的，我们都毫不吝啬地赞美武器本身;无论故纸堆的墓穴多么地深远，我们仍然毫不顾惜自己的体力去挖掘墓穴本体。所谓的政治狭隘，隐藏在价值中立的辞藻里，涂抹上来自欧风美雨的蜂蜜，自由自在地从阴影处射向他在现世界的靶子。
一、制约与决定
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有破有立，通过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证伪主义”：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在这里，我们不津津乐道地议论“开放社会”，而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历史主义贫困论》身上。
何兆武先生认为，在传统的历史主义者那里,所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历史的意义一般是可以、或者是应该以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的。同时,每一种世界观也都是历史地被限定的、被制约的,因而乃是相对于其时代而言的。传统的历史主义者又大多认为,历史学对经验事实的研究和推论方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和这一传统的意义不同的是,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历史主义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i]。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历史主义贫困论》翻译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更加贴切。然而，翻译者只注意到词语乃至概念本身的差异，却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本身是旧的历史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之后的批评者，从历史决定论或者称之为经济决定论，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归结为宿命论，这在西方学术界屡见不鲜。卡·波普尔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称之为“历史宿命论”，因为这种理论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及其预见性，而在他看来历史发展是没有规律的。卡·波普尔不承认唯物史观，但又指责历史决定论具有“拥自主义”倾向，意思是说这一理论把“社会学”等同于“物理学”了。“社会学，也像物理学一样”[ii]。如果这样理解马克思，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一个纯粹机械的过程。梅劳—庞蒂认为，马克思并不存在经济决定论，所谓决定论，是斯大林“过高估计”“客观因素”[iii]的结果。显然，梅劳—庞蒂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我们可以看下列的原装正版的属于马克思的一组短语：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iv]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v]
很显然，马克思同时使用“制约”、“决定”这样程度不等的词语，“制约”是任何一个思想家都能够认可的，但是“决定”却会被认为是历史决定论。问题在于，“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是一个一元论的问题，即谁是一元，是精神还是物质?而有否规律性的判断，则是属于历史辩证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波普尔攻陷的，不是历史决定论的碉堡，而是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卡·波普尔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抽掉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中的唯物论去讲历史的“规律性”，结果“规律”在他眼中便成了唯心的“宿命论”[vi]。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是反对与历史决定论伴随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批评十九世纪的学者“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倾向，甚至把经济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vii]。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viii]，因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ix]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甚至将这种影响称为“决定性的反作用”[x]，如果我们不是智商低下，就能够明白，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会有决定性的。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一会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会又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决定作用，这是一个学术的悖论。我认为，年鉴学派对历史时间进行的分类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如果把历史划分为长镜头、中等镜头、短镜头，那么显然在长镜头这个较长的时间段内，经济“更为有力、最原始、最有决定性的”[xi]，在这个长镜头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历史进程施加的力是“非均衡”的。但是在中等镜头、短镜头内，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是少数杰出人物主导了某段历史进程。以现代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路径审视，如果没有长镜头这样的解释，那么如何理解西方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并继续走向后现代社会?或者说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是否意味着至少多数国家都将走过这个进程，如果它没有体现了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涉及人类社会形态大规模变迁的理论总结是如何做出的?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阐明了合力说。他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xii]”这段话恰好是历史中等镜头与短镜头内发生的事实，恩格斯这段话也证实了他所知晓的马克思，并不是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者。
马克思说过，我们只懂得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很难掌握长镜头的事态和真理，因而普通人的自发思考常常倾向于短镜头内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因为他们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了解到历史环节内的社会各个层面，因此不能感知到社会整体性的脉动，正如盲人摸象。所以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尤其重要，特别是雅典学派强调辩论和知识的相互交换，使人类的总体知识得到全面的概括与发展。也就是说，总体性知识对于个人来说，极其难以把握，即便是收集到各种情报的首脑智囊机构，也很难把握较为精确的信息。
因此，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更像是从短镜头内的知识谱系去攻击马克思在长镜头内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对马克思著作理解的全面性，或者是靶子预设来看都是平行宇宙里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在这里，我要做的，正是调和和中庸，马克思和波普尔的历史观均无过错，而是适用范围不同而已。引申开来，这似乎也是理工科与文科的差别，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很少有长镜头的视野，而国际战略的也多是文科背景。专业与学科塑造人，也塑造人的视野。理工科重视收集试验的数据，将言论的根基牢固地建立在所得的材料上，对于能够掌控的材料才有确定性，而对于所不能把握的材料则容易归结为伪科学。这种研究的路径正是波普尔和马克思的区别，也正是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研究路径的差异。
二、逻辑与混乱
有一次科考前，有三个秀才赶到一个算命人的家，问：“我们三人中有谁能中状元?”算命那人一听，竖起一个手指，并对他们说：“天机不可泄露!”这个手指头含有多个意义，那就是概括是所有的可能：中一个、一个也不中、只有一个不中、全都不中、全中。这个寓言很好地可以用来比拟波普尔建立《历史主义贫困论》的基本前提。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通过自己清晰的逻辑过程分析，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常常对逻辑抱着一种神秘或者崇拜的心理，以为只要通过了逻辑了，那么结论就不会有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是执迷于结论惊世骇俗本身，那么波普尔的逻辑也是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波普尔基于五个方面的理由反对历史主义决定论：
1、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这一前提的真实性甚至于必定会被那些在我们的观念中，包括在我们的科学观念中，仅只看到了某一种或另一种观念中，包括在我们的科学观念中，令只看到了某一种或另一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人们所承认的。)
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通过以下所描绘出的那些考虑，这一论断是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的)。
3、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是可以构成为历史预告的基础的。
5、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xiii]。
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明确地感受到这里的逻辑是混乱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第1个前提的“强烈影响”，这个无论是持自由主义立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可以认可的，“强烈影响”本身就是一个缺乏有效衡量的词汇。“强烈影响”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主导”“人类历史的行程”的程度，显然是一个变动范畴的、不确定的概念。而“2”、“3”的所谓“预告”恰恰是非常确定的。也就是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前提，最后却和一个非常确定的概念推导出了一个更加确定的概念，如果用公式进行表达就是：
X+1=1
按照这个论断，我明天去公园受到天气的影响，这个影响更为精确化一点是天气决定我的行程，或者天气使我的行程延缓或加速。然而，别人就此断定天下雨我不会去公园。因为天气无法预测，因此要预测我的行程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为了取得所谓的“共识”，即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认可“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波普尔在这里隐藏了他在这个逻辑推演中真实的前提。
如果我们将“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进行某种精确化的表达，那么显然可以得到以下的几种假设：
1、平行关系：“人类历史的行程伴随着人类知识增长”，这个假设非常符合波普尔对于非决定论的褒扬。在这里我自己严禁使用“必然”这样的词语，因为这样不符合波普尔信徒的感情需求。如果说，“人类历史的行程”与“人类知识增长”不是一个互为因果，而是一个共同出现、相互在自己的轨道上独立运行，那么“2”、“3”的结论显然无法成立。反映“人类历史的行程”或者伴随“人类历史的行程”的不只有“人类知识增长”，两者显然不是线性的一对一决定关系。“人类知识增长”无法预测，并不必然导致“人类历史的行程”的无法预测。
因此，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2、辅助关系：“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程度强烈，但是不起主导作用”。如果这个假设是波普尔的本意，那么显然只根据“2”，根本不能得出“3”。
因此，这个假设也是不成立的。
3、主导关系：“人类知识增长决定人类历史的行程”。仅仅这一条假设，恐怕就要遭遇各种异议，但是唯心主义会同意这个看法，而一切新的、旧的唯物主义都不能认可。
4、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人类知识增长是人类历史行程的核心指标”。如果波普尔想说的是这个，那么这个表述更是有问题的，“知识增长是人类历史行程的什么指标”?好还是坏，前进还是倒退?
根据以上的判断与简短分析，波普尔要表达的意见正是在“主导关系”或者“反映关系”这两个分析层次上才能够推导出波普尔原著中“3”的结论。但是，“主导关系”显然不能说服唯物主义，而“反映关系”在波普尔的原作中显然无法找到准确的呼应。
无论如何，“1、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3、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这个段子更象是预先设计了一个八面玲珑的精巧圈套，然后阅读者各取所需去理解它真实的含义，正是在这种清晰的逻辑过程，而混乱不明确的逻辑前提中，波普尔赢得了欢呼：
痛打马克思，波普尔干得好!
三、东方与集体
当一些理论家拿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来否定马克思的所谓历史主义，重复波普尔的牙慧，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波普尔的言论，我能够理解他们所震撼的，恐怕是历史主义与纳粹主义、专制主义的联系。当我们进行这种推导的时候，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做法呢?
波普尔实际上在他的著作里，已经先验地认为集体主义必然导致恶而自由主义导向善。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在中国和俄罗斯得到传播和利用，是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天然地和东方的集体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例如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被官僚变种以后的“列宁”主义包含了专政因素，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整体观与东方集权传统的天然契合使得它被利用为无限的权力控制，集体主义、中央集权、民主集中等说辞都成为被利用的意识形态。列宁以专制反对敌人的专制，而斯大林总结中国革命的优点，也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种包含了专制因素的东西如果被官僚利用，与东方社会的专制文明契合，强调集体主义、专政、集中、中央集权、无私奉献、人之社会性，自由在必然下才能发挥作用，就会发展出奴役的形式。“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与封建的某些内涵直接吻合，即否定之否定在社会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在客观上直接返祖成为早期的肯定。即便如此，我们是否就能够断定，历史主义必然导致的两个孪生子：集体主义就必然导致纳粹、理想主义就必然导致侵略呢。那么既然历史决定论已经断定全球将实现大同社会，阶级消灭，那么为何还要民族主义，为何还要自愿甘当上帝的选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或者纳粹的雅利安人)来完成这个纯洁的理想呢。这好比是假定我的死亡要导致走向天堂，我为什么不选择自己立即死亡，而偏偏去承受苦难，拯救别人，导致自己不能立即上天堂呢。因此，波普尔的理论必然导向另外一个结果：任何人不能持为他人、帮助他人的理念，而只是自助或者被自己所主动邀请的帮助，否则将导致强迫和奴役。
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争论，同时两国在东北边境剑拔弩张。这个时候，有一个俄罗斯人这样写到：“如果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中国和苏维埃的领土争端会不会在那个时代看起来极其可笑;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一天总会到来，那么苏维埃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争执有什么意义?”[xiv]也就是说，如果历史是确定的，是宿命的，那么我们在现世界的对宿命的个人抗争也就失去了价值。当然，宿命论也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其实历史告诉我们，甚至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xv]。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历史决定论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结局：一是厌世主义，也有可能是能动主义。在这里，历史主义并不一定导致消极或积极。如果说偏向性的话，恐怕更接近悲观、逆来顺受的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选择。集体主义维持了东方的专制，但是同时维持了西方的教会政治。
四、结语
本文选择了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并结合这本书所批评的主要对象“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简要的比较评析，从全书的背景、概念、逻辑论证设计前提、推导的结论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简要叙述。对于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这样一部宏大的著作来说，本文的评析显得单薄，有些判断和理解也未必准确。这些都待在将来的研究中完善和补充。
[i]何兆武：《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
[ii]卡·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iii]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1页。
[iv]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v]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vi] 《关于历史决定论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1月04日
[v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vi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i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第891-892页
[x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x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xiii]卡尔·波普尔著，何林、赵平译《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xiv]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人民出版社1987年。
[xv]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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