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今的社会经济阶级划分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问题的结果，而并非其起因。
现代的阶级与古代的等级分隔(诸如教士等级、贵族等级和被称为“平民”的大多数人民)不同。而这些平民既不懂得神学，也无所谓荣耀，在多数历史时期中都以农业维生，成为古代世界宏大画卷的一幅沉默的背景。
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现代城市社会，是第三等级——平民们反抗、暴动的产物。这些平民即所谓的“自食其力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别无其他资产。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与其他两等级——教士和贵族划清了界限，他们自称为国民议会，并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译注：《网球场宣言》，是法国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在皇家网球场签署的宣言，该行为是为了对抗法王将第三等级代表驱逐出三级会议)。这响应了西哀士在名为《什么是第三等级?》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中发出的号召，他说应获得“一切”的第三等级在旧秩序中却“一无所有”(译注：西哀士，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理论家、活动家、第三等级代表，力主建立独立于三级会议的国民议会，起草了《网球场宣言》)。
正如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狄奥多•W•阿多诺所说的，“社会就是第三等级的概念”。他此言的意思是，第三等级提出了人们应当与他人相关联的意见，而这与过去将人们按照存在链条而分类的古代文明不同(译注：存在链条，是古代天主教提出的重要概念，将世间万物按照有无灵魂和有无实体进行等级划分，最高等级为上帝、次为天使、最低等级为矿产和土壤，人类介于有灵魂无实体的神灵和有实体无神灵的动物之间，同时在人类范畴内部也根据不同的基准进行等级划分)。他们基于自己的工作，换言之就是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来与他人发生关联。他们在一个自由市场内而非一个受传统价值观约束的严格的等级制结构中寻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人们可以在社会中自由地追求自身的价值。
因此，在推翻了教会和封建贵族的统治后，现代社会就成了第三等级的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第三等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工作的价值。现代社会的最高价值观并非宗教、尚武精神衍生出的荣誉，而是物质生产力和效率、成为“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一分子”。从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看上去都是不同的、向前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而这其中，资本主义是最新最高级的生产方式。于是，过去就成了人们在愚昧和迷信中迷失的年代，保守的习俗和傲慢自大的精英阶层也阻止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潜在的生产力和心智。这种事情的典型事例，就是教会威胁伽利略使其公开放弃其科学观点。
随着第三等级的反抗成功，在与自然世界和与其他人的关系两方面，人类看起来都达成了其启蒙的“自然”条件。无限的可能性貌似已经打开了大门，黑暗的时代终于落幕。
然而，随着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矛盾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资本的价值与劳动者工资的价值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个矛盾而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冲突，即工人为其工资与需要资本保值乃至增值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这就必然的导致了19世纪40年代的高潮，当时被称为“饥饿的40年代”。这是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看上去超越了温和的市场调节，而指向更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个19世纪中叶风靡与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新冲突的表现方式是对“社会主义”或对真实社会的追求，它主张所有成员的贡献都应得到承认，并且他们都应该被允许毫不受限地参与到人类的发展和政治导向中去。这种追求在由1840年危机所激发的1848年革命中得到了表现，这场革命呼吁实行一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求的、被称为“社会共和国”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制。
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1840年的危机和1848年革命展现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可能性。
1847年末，两名年轻的波西米亚人知识分子——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在革命潜流即将来临之时撰写一篇宣言。发表于1848年革命前几天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次对当时社会矛盾状态、资本主义自身的激进的可能性和其自我毁灭倾向的审视。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名黑格尔历史辩证主义的优秀追随者而言，这种矛盾现象显示出了变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当时所处社会的明显危机以及同时显露出来的对激进变革的需要深信不疑。他们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而只是试图总结当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经验。他们并不告诉工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工人所得到的好处，而是试图阐明工人们对自身历史地位的认知以及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所在。
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现代的、工业革命后的劳动阶级的完全独特的属性。受到普遍失业的支配使得现代劳动阶级或者说“工业无产阶级”与众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将这种失业看作是市场波动或者技术革新所引发的暂时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将其看作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的永恒特征。在这种社会中，资本的价值总是与工人工资的价值发生冲突。与亚当•斯密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后提高生产力并不依赖于工人工作效率的提高，而是依赖于机器(亚当•斯密是前工业时代经济学家，他发现高工资低利润策略可以整体上提高社会生产力)。而这就意味着，正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霍克海默所说，“机器使工人、而非工作发生过剩”。
从全球角度来看，更高的生产力并未增加就业和财富，增加的只是失业和贫困。这正如同资本主义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农民)，却没有为所有人提供有意义的生产性劳动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而这正是第三等级的反抗一开始设想的，并在资产者们反抗旧制度的等级制时所承诺过的。对现代城市的许诺正在被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贫民窟所嘲弄。旧世界已然毁灭，而很难说新世界比它更好。对自由的许诺被残忍的滥用，而(对自由的)希望也落空了。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这个矛盾是它的本质和特征，而这种认识也仍然是最为一贯的。
马克思与我们之间时代的差异并不在于社会的实质问题——工资与资本之间价值的矛盾，而在于社会和政治冲突。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社会和政治的冲突已经不再以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阶级已经不再像马克思的年代和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一样是一个主观的、积极的范畴，而成为了一个客观、消极的范畴。曾经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阶级意识”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
这就为今日“阶级”的经历带来了一种忧思。特权和缺点看上去都像是偶然的，并非社会中人民的角色所应得的价值的体现，而更多的体现了他们或好或坏的运气。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政治学就变得不再合理，其他的政治学于是取代了它的位置。文化、族群和宗教冲突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贫穷的工人并不攻击非常值得怀疑的特权秩序，而是在互相仇恨中攻击其他工人。同一阶级立场的意识看上去完全的被掩盖和抹消了。
马克思所预见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但与之不同的是，失业的人民挥舞着自己的锁链作为攻击彼此的武器。同时，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于幕后，构成、操纵着一切。这一点已经不再为人所知。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适当认知只能从对它的深入实践中得来。问题就是，为什么当今看上去它如此的不合时宜?为什么人民不再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们听到一种言论，称我们处于一个正在深化的、自20世纪早期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其同样规模的政治危机。现在并不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当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挑战资本主义，推动着重大的社会改革和政治转变。
这是由于已经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一种真实表现自身的社会——尚存幻想。随之消失的是，工人反对资本家以寻求实现现代社会对自由承诺的阶级斗争。它已经被从古代价值观中借鉴来的关于社会正义的一些相互矛盾的概念所取代。但由于这些古老价值观的来源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宗教)，向这种正义的奋斗并不指向全社会整体的转变，而是将这种奋斗导向不同“文化”中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在现在的美国，一个人是住在一个“红色”还是“蓝色”的州，或者是这个人的种族、性别、性向如何，看上去要比这个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更重要，无论这些特征可能意味着什么(译注：“红色”、“蓝色”是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象征颜色)。文化亲和力貌似比社会经济利益更加重要。人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紧握着束缚着他们的锁链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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