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以来，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已经历了20多年。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加上“台独”分裂势力的恶意操弄，多党竞争、言论自由、普选制度等民主形式被严重扭曲。
自1987年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以来，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已经历了20多年。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加上“台独”分裂势力的恶意操弄，多党竞争、言论自由、普选制度等民主形式被严重扭曲，“统独争议”、“黑金政治”、“民粹主义”等民主乱象折射出台湾“民主”政治严重异化的现实。
一、台湾“民主”演变的几个阶段
台湾“民主”的演变，按时间和特点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专制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台湾主要依靠美国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渡过难关，在美国暗中指使下，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潮在岛内广泛传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不可避免地爆发冲突。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联合台湾本土政治人物，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引起国民党惊恐。蒋介石以涉嫌判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向西方民主制度过渡。这一阶段，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党外势力日益活跃，他们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相继发生的“保钓运动”、“美丽岛事件”、江南案等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促使台湾当局加快社会民主化进程，台湾从此由极权社会走向自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机纷纷组建政党。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迅速实现“本土化”，民进党势力急剧膨胀。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执掌国民党党政大权，两年后，开始主导“宪政改革”，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和本土化”。至2000年，共进行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废除“万年国代”，改选“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李登辉把扶持“台独”势力，作为延续其“台独”理念、终结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不仅公开支持“台独”分子返台参加竞选，而且取消了打击“台独”的法律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第100条”，公然鼓吹“两国论”，推行“务实外交”，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破坏统一进程。
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蓝绿对决、社会分裂，政党轮替执政成为常态。2000年选举，民进党首度执政，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2004年选举，“两颗子弹”透视台湾“民主”乱象。2008年选举，马英九胜选，执政党再度轮替。2011年11月，台湾地区举行“五都”选举，国民党止跌企稳，保住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民进党则继续在高雄市和台南市占据优势。通过这几次选举，可以看出台湾“民主”政治的新变化：极端的“台独”路线不得人心，经济与民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两岸关系趋于务实，促进“三通”、走向双赢，成为大多数民众的愿望;用低俗的语言肆意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遭到谴责，选民表现出一定的成熟和理性;台湾主体意识正在形成，本土化路线成为两党共同遵循的准则;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绿北蓝板块，两党制逐步成型，政党轮换或许成为常态。
二、台湾“民主”演变的动因
促成台湾“民主”发展、变化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势力影响台湾“民主”的进程，最终体现在岛内蓝绿阵营力量的消长、主流民意的变化等方面。
(一)台湾“民主”演变的外在因素
1.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民主运动看似由偶然事件引发，却是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众政治诉求的客观反映。比如1986年3月，铁腕统治菲律宾长达22年之久的马科斯，在阿基诺夫人领导的菲律宾民主运动中黯然下台。世界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国民党独裁统治陷入窘迫、孤立的境地，而一些国家激烈的政治变革更使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撼。蒋经国为缓解岛内外强大的压力，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权衡，开始实施多党制、普选制、分权制衡等民主制度，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式竞争性政党政治开始初步形成。
2.中国大陆对台政策转变
台湾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中国的内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政策也实现由“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转变，直接促使国民党放弃战时专制体制，进行政治改革，有力地化解了两岸的敌意，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促进了岛内民主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统一，但始终不承诺放弃武力，围绕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等事件，与“台独”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更好地把握对台斗争的主动权，2005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把反独与促统当成两个步骤来推进，把“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震慑“台独”、遏制“台独”、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美国对台湾的干涉与控制
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掺杂着美国的影响，是美国长期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执行“以台制华”错误政策的结果。美国根据自身利益的要求，在不同时期对台湾进行的政策调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台湾“民主”发展的方向、性质与进程，是台湾“民主”演变的外在动因之一。
首先，主导台湾“民主”的进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将台湾作为冷战的前沿和遏制中国大陆重要的棋子，并没有对台湾当局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但为了安抚国内的民众情绪，一直在物色可能替代的人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不断缓和，美国转而更加关注台湾的民主状况。世纪之交，台湾政党轮替，背后一直由美国这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
其次，迫使国民党当局接受西方民主形式。美国为促使台湾建立西方式民主，专门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1985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要求台湾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令、保障人权的233号提案。不仅如此，美国还直接扶持台湾的党外势力，向他们提供经费和活动场所，邀请他们到美国接受组党能力培训。
再次，加强对各政治派别的控制。美国从台湾撤军后，积极物色政治代理人。对“台独”势力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姑息、纵容。美国暗中插手台湾政治斗争，打压国民党内主张统一的力量，一度包庇、扶持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另一方面约束、限制。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是有限的，是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当李登辉鼓吹“公投”、“正名”、“制宪”、“去中国化”，屡屡冲撞大陆的政策底线，陈水扁有关“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形同虚设时，美国与他们逐渐拉开了距离，特别当台湾当局大力推动“入联公投”，企图挟持美国与中国大陆兵戎相见，支持其法理台独时，美国坚定地表达了反对态度，并通过各种途径予以阻止。
最后，吹嘘台湾“民主”的示范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抓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以台变华”战略。西方官员及媒体大肆宣扬台湾所谓的“民主、人权”的成就，企图让台湾“民主”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
4.日本对台湾的渗透与侵蚀
日本通过多种方式向台湾渗透，特别是通过支持“台独”势力来诱导台湾“民主”政治的演变。首先，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51年，“台独”分子廖文毅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东京正式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公然打着“台独”的旗帜，分裂中国。“台独”分子还在日本的支持和庇护下向台湾岛内侵蚀。其次，暗中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日本把“台独”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多次给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为其“台独”言行提供支持。再次，以在台湾投资、办企业为幌子，寻找代理人，在选举中直接资助“台独”势力。最后，日台军事合作日趋紧密，已经具备军事同盟的雏形。在过去，日本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一直避免在台湾问题上直接刺激中国。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加快，以及中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摩擦不断，日本感受到极大的战略压力，从而秉持更加强硬的态度，不仅明确把台湾海峡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而且企图借助台海问题来遏制中国。
(二)台湾“民主”演变的内在因素
1.经济发展状况
在台湾，经济发展及变化对民主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朝鲜战争爆发，给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以喘息的机会。蒋介石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休养生息，使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初步巩固了统治地位。随后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加工贸易，获得经济腾飞，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发展直接带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比例迅速扩大。198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297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中产阶级已占到总人口的40%。
二是民众扩大民主权利的愿望和诉求增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台湾教育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台湾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占24.9%，居世界第五。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等提出独立的政治主张，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扩大民主权利，废除“戒严法”，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三是推动了政党政治的轮替与发展。民进党执政八年，不断玩弄“政治议题”，无视台湾“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主流民意，封闭保守、拒绝“三通”，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绝大部分民众收入下降，致使民怨沸腾。而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能高票当选，与他顺应民意、主打经济牌密切相关。马英九以“拼经济”为竞选主轴，提出了明确的“六三三”政策，即经济成长率6%、民众所得每人每年3万美元及失业率降至3%以下，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2.政治文化的作用
长期以来，台湾形成的奇异的、极端化的政治文化，对岛内民主政治演变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政党的基本政治立场分明，非理性色彩浓厚。台湾蓝绿双方都有两成左右的“铁杆”支持者，这些民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容易对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形成压力，迫使他们作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民进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本来是想向中间路线靠拢，但受到“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对，不得不继续打“悲情牌”、“恐共牌”，攻击“两岸共同市场”就是“一中市场”，却与大多数民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诉求相背离。另一方面，一些民众对台湾“民主”政治感到失望，表现出政治冷漠倾向，如投票率持续降低。以“立法委员”选举为例，1992年的投票率是72%，2001年降为66%，2008年又降至58.5%，十几年降了十多个百分点。一些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中间选民，对政治乱象感到失望和不满，开始主动远离政治生活，对政治议题漠不关心，选举时不愿参加投票。这些民众的缺位反而更凸显出极端势力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3.选举活动的双重影响
选举对台湾“民主”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选举活动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台湾“民主”具有“选举带动”的特质。从一党专政到建立选举型政党政治，从权力垄断到通过选举来分配政治、社会资源，在形式上体现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诉求。国民党当局本来想在维持“中央”集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选举，推行地方自治，巩固社会基础，但出人意料的是，党外势力却不断地滋生蔓延，为建立反对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单纯把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又阻碍了台湾“民主”品质与内涵的提升。选举毕竟不等同于民主，选举的普遍化也不代表政治的民主化，特别是台湾各类选举存在泛滥化、低俗化、狂热化、暴力化的现象，凸显出台湾西式民主空洞化、虚伪化和卑劣化的本质。台湾的选举已经沦落为政客不择手段谋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比如，选举加深了社会的对立与分裂。每次选举都变成意识形态的对决。选举议题紧紧围绕省籍、族群、悲情、统“独”等方面展开，充斥着人身攻击、谩骂、造谣、抹黑。蓝绿民众间的矛盾和隔阂，随着一次次选举而不断强化。
三、台湾“民主”的本质、特征
台湾的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在国外敌对势力、岛内“台独”势力的共同操控下，逐渐发生异化和扭曲，如民粹主义盛行、族群撕裂、分裂势力张狂、政客道德沦丧等，严重偏离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轨道。
(一)民粹主义致使族群撕裂
近20年来，台湾“民主”最大的特征是民粹主义泛滥，突出表现为，政党恶斗、族群对抗、社会分裂、民生凋敝。台湾社会的撕裂和对抗程度不断增强，有着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在台湾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形成不同的族群，他们为争夺土地、水等资源相互械斗，结下仇恨。国民党军队败逃台湾后，先后有200多万人迁往台湾，使资源争夺更加激烈，台湾的本省人感受到来自外省人的压迫，在原有矛盾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省籍矛盾。在蒋介石、蒋经国时期，台湾的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相对平缓，但是在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恶意操纵下，族群问题逐渐凸显，社会对立开始加剧。李登辉为获取权力、巩固权力、排挤异己，强化政权的本土化色彩，大肆鼓吹和兜售“两国论”。民进党为赢得占人口80%的“本省人”的选票，将“台独”政治主张粉饰为“民主化”、“本土化”，把民进党装扮成“爱台湾”的本土党，把国民党称为“卖台湾”的外来党，通过强化悲情回忆、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获得民粹多数，以此达到夺取权力、控制权力的目的。此外，台湾一些政客故意曲解民主政治和选举，把民主等同于选举，把选举简化为选票，把选票结果作为多数暴力的依据，作为不择手段获得选举胜利的借口，进一步践踏了民主的精神实质。
(二)“台独”势力导致民主变质
国外一些民主国家，朝野政党竞争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和施政的方式方法上，其前提是对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认同。在台湾，“统独争议”转移了民众对政治主题的关注，造成社会的重大分歧和对立。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是政治权利重新分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本土化的过程，但本土化演变成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民主之争变成了统独之争，变成了最根本的利益之争。“台独”势力导致台湾“民主”的倒退和变质，突出地表现在:
一是扩大了国家认同的危机。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与族群分野密切相关，加剧族群冲突的因素必然会在国家认同上发挥作用。“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挑起“统独争议”，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严重侵蚀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使朝野政党很难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就两岸关系进行沟通与协调。
二是加深了社会的仇恨。“台独”分裂势力蓄意激化省籍与族群矛盾，煽动民粹，制造仇恨，使台湾社会陷入长期的族群大战、省籍大战、统独大战之中。“台独”是造成社会仇恨的根源和祸首。“台独”不除，台湾就不会有族群和谐，就不能实现“和解共生”。
三是沦落为陈水扁的“护身符”。2008年8月14日，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被曝光，保守金额也在10亿台币以上，而据查证民进党一些政治人物竞选时也曾收取陈水扁3.9亿台币，这无疑是对台湾“民主”的莫大讽刺。即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进党高层仍有一股势力坚决挺扁，理由就是陈水扁是“本土化”的代表，政治上永远正确。2010年11月29日，在台湾“五都”市议员选举中，陈水扁之子陈致中高票当选大高雄市议员，成为世人笑柄，因为之前陈水扁夫妇不仅因贪腐被判刑，而且高雄地方法院认定陈致中招妓案证据确凿。国民党“立委”洪秀柱质疑，“独派”集中地把选票给陈致中，代表台湾的价值崩溃、崩盘。显然，民进党已经成为贪渎、腐败的共犯，集结为“黑白金民粹政体”，其长期标榜的“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形象已彻底破灭。
(三)黑金政治侵蚀民主的基石
黑金对台湾的基层选举影响巨大，调查显示，在台湾309个乡镇(市)中，有黑道介入的超过80%，有些乡镇(市)中，黑道代表占60%以上。黑金政治衍生出许多弊案，是国民党丧失民心、丢失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黑金政治是台湾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历史上看，不管是郑氏政权、清朝统治，还是殖民压迫、国民党光复，台湾地区各时期的统治者无不以金钱收买地方士绅和黑恶势力来巩固统治根基。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黑金政治除了买票、贿选等形式之外，又衍生出其他公开、合法的形式参与选举，形成金钱、黑道与政治的利益共生结构。2000年，以“反黑金”为幌子上台的民进党，不但很快走上了黑金政治的老路，反而更加贪腐与无耻。从现实看，台湾各种选举频繁，竞争激烈，选举的成本费用很高，一般的政客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经费有限，不得不求助于一些财大气粗的黑社会组织;从渠道上看，基层的民主选举受到地方派系势力、乡村权力结构以及农村社会特点的影响，黑道势力能够更轻易地实现贿选，操控选举。
台湾“民主”催生黑金政治，同时，黑金政治进一步危害了台湾“民主”的根基：一是腐败贪污现象难以根治。国际透明组织曾指出，黑金政治表现在地方势力和政府官员在政府采购案上勾结;选举买票行为普遍，候选人甚至对选民作不当的选后承诺等，这使台湾当局打击贪污腐败的成效大打折扣。二是执政当局的公信力下降。台湾的行政和司法系统的人事安排、预算决策等都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一些大财团、大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亲自或寻找代理人参加地方或“中央”级民意机关的选举，当选后即刻通过影响政策制定、措施安排等为资方谋取利益，从而损害执政当局的自主性和权力的公信度。三是涉黑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如前屏东县议长郑太吉率众杀人，高雄议长吴鹤松被杀，前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委徐炳丰贩毒，身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集人的“立委”罗福助殴打他人被判刑等。黑道势力显然已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隐患。
(四)选举奥步暴露政客道德的缺失
台湾选举竞争激烈，充斥着暴力文化。蓝绿双方对立的思维模式强化了自身目的的正当性，目的的正当性进而又决定了手段的正当性。于是，选举文化中道德底线不断向后退缩。政党及其候选人为战胜对手，置其于死地，常常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利用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文宣资料及造势活动，进行造谣抹黑、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折射出台湾政坛政治道德沉沦，核心价值观丢失。
民进党一向擅于操弄选举，一些阴招、损招层出不穷，让国民党深受其害，常常在选情领先时被逆转。比如，2004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涉嫌主导“两颗子弹”逆转选情，即使蓝营走上街头激烈抗争，也无济于事。再如，2006年底高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捏造“走路工事件”，又让国民党候选人黄俊英落败。民进党在选举中频出奥步，看似聪明，其实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些政客的道德受到强烈的质疑和鞭挞，社会信誉荡然无存，奥步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同时，也让美国失去了信任和耐心。在2008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营除了牢牢地把握住经济牌、凝聚危机意识之外，也在拼命打“奥步防疫针”，专门成立了“奥步研究所”，收集各种可能招式，并制定相应的预案，终使民进党知难而退、不敢妄动。
四、台湾“民主”对中国和平统一的影响
台湾“民主”劣质化发展鼓舞了“台独”势力，压制了岛内主流民意，使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更噤若寒蝉，也给国外干涉势力以可乘之机，从而对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一)美国以保护台湾“民主”为幌子阻挠中国和平统一
对美国而言，台湾是其全球战略的一枚“棋子”。美国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实施“以台制华”策略，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之外，还企图最大限度地挖掘台湾“民主”价值，推进和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鲍大可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台湾不仅有军事安全利益，还有“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利益”。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竭力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把台湾打造成“由独裁转为民主政治的样板”，一方面是为了鼓吹其“民主战略”的成就，为谋求世界霸权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了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改变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台湾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作用日显突出，成为美国阻挠中国统一的重要因素。
“台独”分子及美国一些保守主义者公然宣称，保卫台湾的“民主”已成为坚持和维护美国价值观的重要问题，企图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武力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冒险与一个核大国激烈碰撞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况且，拿西方的标准衡量，台湾的民主化已经变异，乱哄哄的党派争斗、扑朔迷离的台湾“大选”，让民主黯然失色，也让美国蒙羞。更让美国措手不及的是，一些“台独”分子偷换民主概念，公然打着“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旗帜推进渐进式台独，将两岸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
(二)台湾一些政治势力以民主为借口抗拒两岸和平统一
是否要统一、如何实现统一，台湾岛内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政策主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国家认同发生重大变化，台湾当局对统一的态度也发生根本的变化。李登辉一手炮制的“国家统一纲领”，把中国大陆实现自由化、民主化作为统一的前提条件。陈水扁则集中攻击祖国大陆“不民主”，“一国两制”缺乏民主性，宣称“统一不能以牺牲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为代价”。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仍大打“民主牌”，认为“两岸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不同，阻碍了两岸的统一”，宣称“大陆民主化是中国统一的关键”，“统一没有时间表，应视大陆地区民主化来决定和平统一进程”，等等。
台湾一些主要政治势力鼓吹“民主统一”论的本质在于，利用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主制度和“一国两制”的缺乏了解，将发展民主同“一国两制”对立起来，把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歪曲为要不要民主之争，企图以“民主”为借口拖延甚至抗拒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特别是陈水扁当局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以所谓“民主化”加速“独台化”。这种危险的玩火行为严重危害着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前，台湾“民主”的信誉基本破产，黑金政治、族群撕裂、社会对立、经济凋敝、贪腐盛行……诸如此类的民主乱象严重扰乱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损害了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但不反省究竟出了哪些问题，反而大言不惭地要将这“民主”作为“台湾经验”推销到大陆，岂不令人可笑? 台湾“民主”要想正本清源、浴火重生，关键在于实现祖国富强、统一，只有如此，台湾同胞才能在国际上享受应有的尊严与荣耀，在国内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与统一不是相互矛盾的、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实现统一不仅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而且能够为台湾“民主”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三)民主机制对台湾当局形成强大的掣肘
台湾选举种类复杂、程序繁多，几乎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选举活动，政党和政治人物所有的政策取向和行为准则都是围绕着获得选票展开的。马英九上台后，故意淡化党派色彩，力排众议重用前台联党“立委”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积极倡导族群和解，试图获得全民的认可，但民进党一直为反对而反对，在任何可能的议题上，批评台湾当局，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借北京奥运会煽动悲情。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党纲和政治理念截然不同，有着根本的利益冲突，一个主张在“九二共识”下维持现状，另一个主张“台独”。民进党甚至声称为夺取政权不惜重新走上街头抗争的道路，并多次组织“呛马”大游行。马英九争当“全民总统”的愿望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影。
在对大陆政策上，马英九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反对“台独”，希望签订和平协议，台海地区将迎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同时，受岛内反对势力、国际敌对势力的制约以及两岸在政治层面较大分歧的影响，两岸关系不可能在短期内有突破性进展。2008年7月，马英九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再次阐释“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认为只要大多数台湾人民主张维持现状，不赞成独立或统一，他就不会违抗民意，强迫民众统一。国民党立委张显耀也随声附和：在目前台湾的民主架构下，任何政治人物，即使是“总统”都不能单方面、片面地决定台湾的未来，而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也不应该预设立场。
但是，马英九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民意是可以引导和改善的，把民意作托辞，满足于“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不可能确保国民党长期执政，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两岸和平与岛内族群和解，这是因为，遵循民进党设计的政治框架，被动地应付民粹主义的政治操弄，国民党很难占据主动。因为只要标榜“不统”，国民党与大陆往来发展关系，就会被说成“卖台”、“害台”;只要宣称“不独”，就会与民进党长期对立，不可能实现利益调和;而“不武”也是对中国大陆的要挟。因此，台湾当局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胸怀“统一”的远大志向，才能扭转主流民意，为改善自身发展环境，压缩“台独”势力的生存空间，为长期执政创造条件。
(四)“台独”势力借助民主方式破坏台海和平
“台独”势力以所谓民主的方式捞取选票，不惜挑起省籍矛盾，煽动历史悲情，促使族群对立，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削弱了经济潜力。同时，“台独”的虚弱性与寄生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只能以国外反华势力为靠山，屡屡冲撞中国大陆的底线，危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是操纵民意为“台独”开道。“台独”势力通过所控制的报刊、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通过造谣、污蔑、诱导等方式，大肆对中共妖魔化，攻击“一国两制”，制造两岸人民的隔阂与仇恨。陈水扁曾利用所掌握的行政权力，打着“民主、改革、爱台湾”的幌子，极力鼓吹“台独”理念，在教育文化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和“台湾正名”，严重误导台湾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以及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台湾主体意识”、“本土优先”被吹捧为台湾的“主流意识”、“核心价值”。“台独”势力反过来又利用这些被操控的民意，作为拒绝“一国两制”、抗拒统一的借口。
二是推动“公投”迈向“法理台独”。陈水扁推动“宪改”，提出“入联公投”，将“公投”披上“民主”、“人权”的外衣，一方面是为了操弄选举，利用“台独”议题，炒热选情，作为凝聚支持者的动员手段，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以延续民进党执政地位，避免下台被清算;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法理台独”。“入联公投”就是以“公投”方式谋求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是通过“国号正名”和“入联”两大分裂祖国的举措实施的变相“统独公投”。陈水扁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捞取多少好处，在2008年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不但以很大的差距落选，而且“入联公投”未达总投票权人数的一半，未获通过。
三是穷兵黩武、以武拒统。陈水扁提出“境外决战”的军事思想，为提升“境外决战”的能力，加强军事采购的力度。马英九则把寻求美国对台军售，作为抗拒统一、维持现状的重要抓手。在台湾当局的要求下，2010年1月，美国公然宣布向台湾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扫雷艇等总额6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创十年来的新高，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问美国后，马英九随即表示希望美方能出售F-16C/D型战机等进攻性武器，给中美关系投下阴影。台湾还加强与美国的情报、人员往来等各方面的实质联系，美台军方每年都联合进行“兵棋推演”，美台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已悄然成型。
当然，辩证地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台湾“民主”也不例外。虽然台湾“民主”的劣质化发展严重地阻碍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但同时也蕴涵着一些有利的因素：
首先，民主自我纠正和修复的机制舒缓了“急独”的危害。2008年，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标志着近十多年来呈上升之势的“台独”活动明显退潮，选民关注的重心正逐渐由政治议题转变为民生问题，劣质的政治文化将有所改善。
其次，台湾民众对所谓的“民主成就”信心不足，岛内社会凝聚力下降。台湾“民主”的“民粹化”、低俗化走向，大大增加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削弱了内部的凝聚力，损害了对外形象，由“战略资产”向“负资产”转变。
再次，民主使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两岸综合实力差距不断扩大。在过去的十多年期间，台湾已经为政党恶斗和民主异化付出惨痛代价，社会分裂与贫富分化加剧，民众痛苦指数屡创新高，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出现“自我边缘化”的迹象。相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政治不断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方面，都将台湾抛在后面。2010年，中国大陆经济总量(不包括香港、澳门)按市场汇率计算，已达到5.7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两岸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倾斜，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大陆人民认清了台湾“民主”的危害及本质，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道路。长期以来，一些美国及台湾岛内的政客，为支持“台独”及“和平演变”中国大陆，极力吹嘘台湾取得的所谓民主化成果，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直选也确实存在一定的迷惑性，但是台湾乱糟糟的、贪腐、恶斗的民主，彻底戳穿了一些政客关于民主的虚伪谎言和险恶用心，也让大陆人民认清了台湾“民主”的真实面目，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1期，摘自2011年第2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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