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哲学家眼中，政治是一种高贵的存在。因此，在讨论政治发展规律的时候，假定每一个政治参与者都是充满智慧的人，他们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一套政治的逻辑体系造福于人类。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假设是不存在的。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表面上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就本质而言，政治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断滋生各种问题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必须抛开古希腊哲学家们对政治的想象，勇敢地面对各国政治的现实，并重新建立基本假设。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政治的本质，才能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政治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概念。现代政治表现为政党政治，而政党就是利益的集合体。当我们讨论政治这个现象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政治实际上就是多元利益群体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或者文化。政治的基本假定就是整个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利益主体，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构成，然后才能讨论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博弈问题。现代政治学的魅力就在于，既关注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同时又研究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政治的共同点。
政治是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人们自发地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而政党就是各个阶层相互博弈的产物。政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同的阶层需要凝聚共识，并且与其他的政治阶层相互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现代政治语境中的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产物，是利益相互妥协的组织。在各个政党的内部，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就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和共同的战略利益，每个成员可以放弃个人恩怨，甚至可以放弃个人的既得利益。现代政党具有组织动员的力量，可以把某个阶层的利益扩大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党的存在，那么，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其他阶层的挑战。正是由于政党的存在，才使得某些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其所在的政党以及政党领袖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从而在与其他阶层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机会主义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普遍存在
如前所述，政党是政治机会主义的产物，人们加入某个政党则同样可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假如某个政党的政治纲领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或者某个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那么，加入这个政党或许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情况也不尽然，在一些国家，反对党能够得到外国政府和非政府团体的资助，因此，加入反对党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衡量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看这个政党的基本党员人数，同时也要看其是否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执政党中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搭便车”现象，许多党员加入执政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这个政党人数越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反而越大。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多数党员加入执政党不是因为高度认同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获取加入执政党可能带来的政治利益，当执政党出现深层次危机时，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轰然倒塌--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苏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普通苏联人以加入苏联共产党为荣耀，因为只有加入苏联共产党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然而，当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反思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宣布取消执政党各项特权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现象。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共产党居然在一夜之间失去执政地位。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同时也是现代各国执政党所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
所以，执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政党的规模效益，尽可能地减少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损失。如果吸引越来越多的“搭便车者”，让执政党变得臃肿不堪，甚至让执政党迅速腐化堕落，那么，这个执政党就会失去活力，失去先进性，就可能丧失执政地位。庞大的执政团队以及腐败现象会让更多的人作出机会主义的选择：当执政党能够继续保留自己执政地位的时候，一些人就会选择加入执政党;可是当反对执政党的浪潮汹涌，执政党的地位发生动摇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推翻执政党政权的重要力量。
可以这样说，机会主义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一种普遍存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执政党内，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机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政治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存在。不同政党的政治领袖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会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断寻求政党政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点。如果为了在短时期内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而贪婪地汲取政治利益，那么，这样的政治领袖一定会被选民抛弃。执政地位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政治领袖可以充分利用合法权力进行政治上的酬谢，无论是中国古代周天子实行的封建制度，还是现代政党所实行的选举制度，实际上都是政党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换句话说，政党政治就好像是一个划船比赛，某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可以把权力“赏赐”给那些作出贡献的成员。这些成员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既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自己亲朋好友的生存环境。
政治选举制度与其说是一个展现公民权利的制度，不如说是公民实现权利救济的制度。选民在投票的时候，除了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领袖的竞选演说之外，无法深入了解各个政党，也无法预判其执政之后的表现。当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某个党派，从而使这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可能面临两种后果：一种是政党实现自己的承诺，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和选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维护国家的法律，保护选民的利益，进而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另一种则是执政后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和选民的利益之上，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损害选民的利益。现代民主政治的常态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执政党把自己的利益与选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人为地制造紧张关系，那么，就会在政治选举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
从苏联到近年的中东、北非，事实一再证明，当执政党内的机会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时，人民要么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从执政党的手中夺取政权，要么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不断地消解执政党的执政效率。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表明，腐败从来都不是执政党的专利，但执政党的腐败很可能导致其丧失执政地位。这是因为执政党在分享国家资源的过程中，以腐败的方式侵蚀了公民的权利，公民要么通过选举重新选择执政党，要么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执政党的内部，以机会主义的策略彻底腐蚀执政党。
克服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除了保持政党的开放性之外，还应当高度重视政党的规模。当一个国家的政党规模庞大，一些党员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加入，那么，当政党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候，党内就会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历史上曾有执政党试图依靠周期性的自我整肃，及时清除党内的毒瘤。但是，由于党内已经形成了规模过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整肃之后，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而既得利益集团则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断地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也就是说，克服政党政治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党的高度透明化，确保政党的开放性;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政党的规模化，确保政党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理念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利益追求之上。共同的价值理念是精神层面的，而共同的政治利益则是物质层面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利益通常表现为政治权力。如果一个政党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那么，无论是否取得执政地位，都能确保党员自觉地为政党服务，都能使政党真正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组织。
机会主义无所不在，政党政治放大了机会主义，或者说为机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克服政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必须首先对现代政党进行深入研究，禁止任何政党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禁止任何政党的党员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正当利益。
机会主义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表现
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因此，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建立在社区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体制国家，机会主义更多地表现在社区选举之中。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这种金字塔结构中，根据官员的忠诚程度选择领导干部。正因为如此，长期跟随在领导身边的秘书经常拥有分享政治权力的终南捷径。我们常说的“秘书政治”，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政治上的概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青年宁愿放弃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也要选择留在领导干部身边。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表现，因为担任领导的秘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拥有了“保护伞”，意味着掌握了登堂入室的钥匙，坐上了分享政治权利的“直通车”。
又如，一些官员很善于利用政治换届选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利益。譬如，一些官员在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申请易地做官，从而巧妙地摆脱了长期执政形成的政治矛盾。笔者在廉政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些地方换届选举的选票进行私下的调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刚刚从外地调入，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赞成票;反过来，在当地长期工作的领导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比较多的反对票。正因为如此，有人巧妙地选择政治换届选举的时间，可以有效地避开政治风险。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当然也是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央在选择地方领导干部的时候，越来越重视干部获得的选票。如果被提拔人十分幸运地在选举的前夕调出长期工作的地区，往往都能顺利过关。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地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在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得罪了一些政府官员，那么，在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很多反对票。
领导干部选拔之所以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强调干部选拔的群众基础时，没有意识到现有的人事制度存在着大量的机会主义。当前，一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群体性的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意识到中国换届选举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他们巧妙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收买人心，从而使公共权力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权力，把合法的执政行为变成了“政治分赃”。部分领导干部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主义，不仅在工作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而且在生活中关心部下及其子女和家属，甚至让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走上领导岗位，以这种方式笼络人心，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以制度设计约束机会主义的滋长
在中国现有制度框架下，机会主义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可以这样说，中国官场上的机会主义是制度化的机会主义，或者说，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滞后为机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不仅表现在干部的任用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干部的政绩考核方面。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干部的政绩考核围绕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展开，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较多，那么，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升迁的机会也就越大。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执政的过程中追求短期效益。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大举借债，在自己的任期内大兴土木，从而使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非常普遍的例子是，许多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的征收和房屋的拆迁，扩大政府土地储备规模。一些地方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土地出让权，不断地哄抬土地价格，一些开发商揣摩透了政府官员主观偏好，投其所好，不断地提高商品房价格。少数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意识到土地财政的意义所在，更没有看到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机会主义心态，遭到政府官员的严厉制裁，不得不为自己擅自降低商品房价格的莽撞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机会主义的驱使之下，一些政府官员盲目铺摊子，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大工地。城市居民不仅要背负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员奉行机会主义，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官员认为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上出现重复浪费现象是好心办坏事，他们并不认为“超前”发展是机会主义的表现，相反地，他们认为这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使中国尽快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必然表现。他们把民众的呼声看作是一种落后保守主义的表现，主张采用强力手段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机会主义表现，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就可能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而解决执政党自身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与此同时，也应得到重视的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滞后是政治机会主义滋生的温床，而一系列不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则是机会主义蔓延的土壤。所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尽快改变传统的评价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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