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龚忠武雄文（下）：革了“顺民”的命，革了素王的命）
在94年前的己未文化革命中，打倒孔家店，(4)革素王的命，是时代的要求，李大钊因缘际会，做了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对孔子进行审判，猛烈抨击，历数孔子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罪状。这原本是革了帝王之命后的应有之义。
但无疑地，己未文化革命，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对待文化思想的遗产方面，未免过于情绪化，失之偏激(5)，以致使构成中国文明主体的孔丘主义中的一些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规范性的基本价值、理想、原则和范畴，隐而不彰。其结果是，中国文明的统绪中断，造成中国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大断层，加剧了本已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这在世界几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独特的(6)。94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经度过了救亡图存、风雨飘摇的危机时代，已经从一个饱受压迫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小国一跃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国强国，而且现在更是一个嫦娥登月、玉兔游宫(广汉宫)的科技大国强国。救亡图存的迫切民族危机感应该不再是文化思想运动的动力。因此，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比较清醒冷静地反思94年前的一段批孔倒孔的历史公案，在当前新的客观形势之下，实事求是，客观地重新看待孔丘主义 (7)与马克思主义两家的关系，以及反思孔子、李大钊和己未革命之间的关系，甚至重新审视看待马、孔、杜(8)三家的互动关系，以备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强国的阶段，使孔丘主义成为积极的文化和思想资源(9)。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94年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在己未革命的左翼启蒙思想家中，以李大钊――一个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使之中国化的学者和革命家，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孔丘主义的态度比较冷静客观，比较理性，比较深刻，(10)因此有很多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时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三家的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学的改造
(一)世界观——道统
李大钊对道统的改造，分别在下面几个层次上进行：
首先是于1919年 5月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宣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公的世界观。孔丘主义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由主义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私」。现在李正式回应孔丘主义，也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涉及到两个大问题：即方向和终极价值。关于方向问题，这不仅涉及孔丘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学派的前途，更攸关中国文明、中国社会今后的何去何从。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公的世界观，直接上承康有为和孙中山，延续了中国文明世代相承的「公天下」的道统：即中国社会继续走「公天下」而非「私天下」的大道、正道。
关于终极价值的问题，可以具体地化约为 「利公」或「利私」的问题。三家世界观的斗争，最终可以归结为「利私」与「利公」的两种价值的斗争，也即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斗争。孔丘主义视「公」的概念为其终极价值，它的基于道德关切的中心思想「仁」，也是从这个价值导出来的，这个「公」的概念，成为中国民族最高的理想。公即集体价值，可见重视集体价值的传统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的根是极深极深的。我们可以把孔丘主义的范畴否定了，但这个终极价值是怎么也无法连根拔掉的。例如，被视为中国改良派前驱的康有为着有《大同书》，和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革命前驱的孙中山也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也是大同主义，而以「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为其资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理想和目标(34); 于此可见，康、孙均曾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改造民族的共同终极理想而使之现代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杜威主义则视「私」为其终极价值，把个人价值放到绝对的地步，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是将杜威主义整合到中国文化里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文化思想上的先天性障碍。胡适大概基于这个了解，才在整理国故时，将重点放在寻找孔丘主义传统中有关理性而非个人价值的东西。另方面，他和己未革命初、中期的陈独秀大力阐述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自由的真谛，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鼓吹个人价值的思想学说大量引进中国，希望它们能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根。无奈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当时的政治生态，不利于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滋长。(35)
表面上看来，李大钊和康有为、孙中山均接受公的世界观，但他同康、孙有本质上的不同。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下面几个方面改造了孔丘主义的世界观：
他为公的世界观提供了理性科学的解释。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36)，了解到这个公的终极价值，并非先验的，而是中国古代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和数千年来家族共财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滋长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集体价值之上的经济生态，然后经过数千年的内化，而成为标志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格(或心理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他为公的世界观提供了民主的基础。同科学的概念一样，民主的概念也在李的思想里牢不可破。但自苏联大革命以后，他已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转而接受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场合使用了不同名词，如庶民、平民、劳工、无产阶级等(37)，但均表达一个共同信念：即未来的世纪是无产阶级的世纪。因此，他的 「天下为公」是为的广大的现代无产阶级(当然在现在的历史阶段.还包括农民)，从而使道统从立足于落后的农民群众基础之上转而立足于现代先进的劳工群众基础之上。这是他在本质上不同于孔丘、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地方，因为这时他已经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为尔后毛泽东创立的「人民之学」奠定了基础。
他为公的世界观也即集体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同当时许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李大钊也曾醉心过个人主义，确认个性解放、个人主体性、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他们一样，这也是促使他反孔的思想动力和锐利武器。在个人主义、人权、人道观念的鼓舞下，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以及一些束缚个性、窒息心灵自由、心智创造力的封建道德如忠、孝、节、义等(38)。对他而言，集体价值在孔丘主义的思想体系下，完全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之后再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界定、继承和阐述。
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同自由主义者的相同点到此为止，他并没有因此而把个人主义的价值绝对化，当作新的终极价值来信奉，而是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将孔丘主义的集体价值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改造，予以新的现代意义。对他而言，新的集体价值，应以促进社会公益、集体福祉为归趋;特别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更有害于个人价值的滋长。面临国亡、种灭、教(文明)毁的陆沉之祸的中国(39)，处于民族的集体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当务之急是需要符合时代迫切要求的新的集体价值，为维护和延续集体的生命而服务、而牺牲，甚至为此以坐牢为乐(40)和不惜奉献生命(41)， 而非在将孔丘主义旧的集体价值被否定了之后代之以外来的异质的个人价值;简言之，对李大钊而言，个人价值无论作为终极价值或基于时代的需要，只能作为新的集体价值的补充，不能加以取代。而且，他更倾向于认为，本于大同精神的新的集体可以促进个性的充分发挥，认为本于自由主义精神的个性可以充实新的集体：
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的束缚，重新改造一个普遍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贵在是相成。(42)
极饶人趣味的是，李不仅认为个人有个性，而且进而认为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实体，都和个人一样，有其个性。既有其个性，当受到束缚时自然也要求解放：
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家长要求解放。(43)
解放只是过程，联合才是目的;各种解放了的实体统三于新的组织。这样，李就通过新的公的大同世界观，统一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个人与集体、个体与实体方面的矛盾。
最后，他为公的世界观重新界定了「天下」的内容和范围，虽然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并未因此而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热烈鼓吹打破国界、族界、种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44)，建立世界联邦，共进于自由、平等、互爱的大同世界;不再是儒家传统意义下的天下，而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天下。(45)。
现在世界退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路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46)
总结而言，李大钊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大同世界观，吸收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长，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观，从而完成了孔丘主义公的世界观的现代化过程：康有为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孙中山走了一半，李大钊走完了全程。所以，将李大钊称为中国近代中国文化的巨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世界观是乐观的，反对消极厌世;是创造的，自强不息的，反对墨守停滞;是奉献的，牺牲的，反对腐化享乐(47)。
于此可见，马家对孔家在世界观方面，有扬弃，有继承。李大钊向这个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于此可见，建立在以近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公的世界观上面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基本上适于中国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生态，也适于己未革命时代的政治生态;具体而言，它既可以达到救亡图存的迫切眼前目的，也可以满足文化认同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这是把个人价值或个性解放看成是绝对价值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绝对无法办到的。
(二)思维方式——心统
孔丘主义的心法也即中庸主义的唯心辩证法，简言之，包括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时中变化。这三个要素，都对李大钊的思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李习惯于从事物的矛盾对立面来思考问题(48)。这除了受孔丘主义的影响之外，当然也受道家、佛家、阴阳家的影响，但主要是受孔丘主义传统的影响，如《易经》、《大学》、《中庸》的阴阳、内外二分对立的概念。这使他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也使他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者存在着基本分歧。例如1917年至1919年发生于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关于「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辩论，就是最好的证明。从维方式上看，这是一次马家的唯物辩证思维和杜家的美国实用主义唯心形式思维的辩论。
这次论争是由胡适挑起的。1917年 7月，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社会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49)
事实上，马家信徒更强调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这不是两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两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胡适所根据的是「点滴改良论」，本此方法，他将人力车夫这类具体的社会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不去联系造成这些问题的外部原因，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
胡适说不谈主义、学说，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主义和学说，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胡适借此论争反对革命，鼓吹改良。因此，他还特别请他的老师杜威亲自来中国助阵(50)。同时，英国的思想界权威罗素，也被张东荪请到中国来从旁助阵，鼓吹改良的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51)。
这时，李大钊已经改信马克思主义了，作为马家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他对他的朋友胡适这种指名道姓的挑战是绝对无法坐视的。1919年8月，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
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52)
这就是李大钊著名的「根本解决论」，它联系了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从整体看待问题，因此与胡适的「点滴改良论」，针锋相对。
表面上看起来, 李大钊所用的这种唯物辩证思维与孔丘主义的唯心辩证思维，格格不入;实际上，两者相反而相成。前者可以简化为上下思维，即下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意识形态，上层意识形态再反作用于下层建筑。后者可以简化为内外思维，即内在道德精神世界决定外在事物世界，外在事物世界再反作用于内在道德世界。例如，帝王之学的经典 《大学》中说：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3)。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4)。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一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三)历史观——史统
或许因为中国民族特有的强烈的历史感，或许因为孔丘主义的深厚史学传统(55)，包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作为一个忧国爱民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不仅对历史学一直具有强烈的兴趣，而且还倾向于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的因果法则，这使研究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关于李的史学思想，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教授在他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已经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作了详细的权威论述。本文不想掠人之美，复述他的论点，而是要突出我认为李大钊在改造子孔丘主义史观或史统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首先是李大钊对史学的看法(56)。他认为孔丘主义的史学只是历史的材料(57)，它的史观是「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58)，这种史学必须改写，这种史观必须批判。改写批判的依据和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认为这「才把历史真正的意义发明出来」(59)，才使历史学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相当的科学(60);通过唯物史观，他了解到，「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61)从而形成了他的线形动态历史观，找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62)。这个认识，使他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63);这个认识，不仅关系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更关系到他所献身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途。
他放弃孔丘主义螺形的动态道德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线形的动态经济史观，可以从上述马、孔两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找到思想上的脉络。孔家的内外思维和马家的上下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殊途同归之点就是，两家都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可以控制的;孔家根据内外思维来控制社会的发展，而马家则根据上下思维来控制社会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道德决定论，也即按照道德规律来控制历史进程;后者是经济决定论，也即按照经济规律来控制历史进程。根据李大钊的了解，唯物史观者认为：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64)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般常识，但在当时，对急于寻找救亡图存真理的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次中国史学上一次石破天惊的大革命，使他们终于由此找到了开启救亡图存真理大门的钥匙!
而且，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个论断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因为唯物史观从此将今后中国文明的发展置于稳固的科学和物质基础之上;因为，在内外思维之下，经由儒家主张的求圣的不断内在超越，尽量发挥精神力量，以推动历史发展的思路已经将中国近代的命运—其实早在宋代，已经将中国文明的命运--逼进了死胡同，中国古文明在近代备受摧残的噩运，充分证明了没有近代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缺乏抗压力和承受力。当然，强调精神力量的伟力并没有错，而是错在将之绝对化了。
然而，在上下思维之下，经由求专的不断外在超越，尽量发挥生产力，以推动历史前进，则将中国的文明建立在无穷尽的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于此可见，这种唯物辩证史观对中国文明的新生及其未来的命运是多么重要。于此可见，五四时期，主要在李大钊推动下进行的史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远远超过备受后世赞誉的胡适之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可惜至今一直未受到史学家应有的重视。
但是，这种史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如胡适而言，却是不能理解的。实用自由主义对历史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不承认历史中有什么规律、法则。因此，实用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无法用人的意志来加以操纵控制的。所以，当胡适说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造成的，又说历史像个小姑娘，可以任人 打扮，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然而，以孔多塞(Condorcet)和孔德(Comte) 为代表的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却相反地对历史采取一种「可知论」的态度，肯定历史中有法则和规律。他们认为人类已经从积累的大量历史经验中掌握了某些基本的历史规律，而且深信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这些规律来控制历史的进程，创造一个与自己理想相符合的完美社会。法国实证自由主义的这种史观，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和渴望—砸烂旧社会，缔造新社会，所以李大钊也大量引进吸收(65)，成为他的新史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由上所述，己未革命后期及其后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拒斥杜威的实用自由主义，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和历史上的原因。同时，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在史观方面，由孔丘主义走向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心路历程。
从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依据，有了方法，革命的实践有了指导。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李大钊根据新的唯物史观，初步解答了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在两个方面，对孔丘主义史学作了科学的和民主的根本改造。
首先是中国古文明再生的问题。己未革命初期，李大钊本于孔丘主义的生机说(organism)，兼采佛家的轮回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博格森和尼采的意志论及自然科学知识等，论证文明必然像宇宙和生物界一样，经历永恒的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往返流转过程，从而证明中国的古文明必然由「白首之民族」，恢复为「青春之民族」(66)。
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他遂将这个主观的哲学信念改而建立在客观的科学史学或社会学之上。根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也即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死亡，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虽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李大钊完全接受这个论断，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67)。
这是从理论、学理上论证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同中国大革命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历史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点。正当中国虚心地做西方欧美列强的学生却遭到老师痛打、欺凌、羞辱的同时，北方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苏联却袒露心怀，伸来了热情的友谊同志之手;这就是斯大林于1918年11月发表的一篇《十月革命于民族问题》的雄文，深深打动了当时苦难中国的、正在寻找国际反帝盟友的革命志士—-包括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几十年的孙中山，值得引录如下：(68)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国。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十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
斯大林的这篇雄文，印证了发生在苏联的大革命以及当时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为当时苦难的中国人传达了这个体现正义与平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信息!(69)
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革命的进程呢?
李大钊的答案是肯定的，1922年11月7日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一文中道出了中国革命志士的心声：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 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70)
中国不但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还要走苏联的道路。所以中国的革命志士，决定向西方资产阶级的老师道别了，改拜北方的列宁之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老师了。
当时的中国虽然正处于资本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但李大钊认为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剥削，已经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没有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但有无数穷苦的工农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国家(71)。这种客观的社会条件，加上时不我与的迫切的主观愿望，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李大钊在这里点出了近代中国革命不同于欧美甚至欧俄的特殊国情;应该说，这不是修正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按照中国的国情，将之中国化了。
李大钊对当时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这种认识和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他的论证也是极富于原创性和想象力的。主要在他的启蒙下，己未革命后期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了自由主义思潮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他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所作的这种独特的启蒙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是当时的任何一个启蒙思想家包括陈独秀在内所无法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当然陈独秀在己未文化革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也是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
其次是关于道德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显然由于深受孔丘主义人伦传统的熏陶及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它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说深感不安(72)，从而觉得有必要予以批评和修正。所以，同时又主张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受伦理道德精神的支配：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法则。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它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却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73)
这样，他就陷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和互助协合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的理论困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不可克服的;首先，他将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来缓和由此名词带来的「争夺强掠残杀」的气氛(74)， 然后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从理论上论断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假」历史，然后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斗争，使人类社会进于「真」历史之境。所以，阶级斗争不过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体现大同社会精神的互助协合才是改造社会组织的目的。换言之，他主张同时对物质和精神进行改造：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 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75)
他认为这样才可以纠正马克思学说「抹煞一切伦理观念」的缺失，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伦理的概念。(76)他引述欧俄持相类观点的思想家的学说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支持他的观点。(77)他还进而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人自私自利的私欲还会存在，所以还要用社会主义伦理的互助协合精神来改造人类的精神。由此, 李大钊将心物的矛盾统一起来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困境创造性地解决了;简言之，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和贵和说，通过孔丘主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两者不但可以互容，而且可以互补。
尽管他已经运用上下思维方式，承认经济因素是道德精神的导因，但是他特别强调道德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他认为，人在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后，不是被动地、宿命地听由历史规律的支配，「坐待新境遇的到来」(78)，而是主动地运用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自由意志，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来创造历史，创造未来。很自然地，他由此主张是人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什么超人的东西如神等创造了历史。
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消极)的生物，……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79)
这样，他一方面，通过孔丘主义人本思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80)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唯物主义的宿命论;另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纠正了长期麻痹中国人思想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李的上述论证，显示了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81)，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掺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82);他的朋友和战友鲁迅也说他的有些观点「未必精当」(83)。这些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可能忽视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努力，可能看不到他正是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机械地全盘照搬;可能认识不到他正是批判地继承孔丘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
这正是本文论证的主旨;正是李大钊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吃掉了，消化了，融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结论
1、文化巨人当之无愧
李大钊在世界观、思维方式和历史观的所谓三统方面的启蒙贡献，已如上述。我们不妨借林伯渠的一首诗来概括他的这种启蒙贡献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84)
他的思想直接哺育启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第一世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如果将李大钊比喻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巨人，则毛泽东就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而青出于蓝，成就了他不世出的功业!
1921年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同陈独秀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为中国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政治核心组织，北李南陈，成为党的共同核心。1927年李大钊为他的党、他的理想和志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之后的中国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正是朝着他在社会的实线中用鲜血划出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胡适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划出的方向前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杜威主义。
从此，神州免于陆沉之祸!
从此，白首之中华，脱胎换骨，成为「青春之中华」! (85)
2、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学的基础
李大钊对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启蒙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成功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汲取营养，然后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吃掉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帝王之学的三统观，赋予维系中国文明连续性的三统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和内含，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学的基础，从而使古老的中国文明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的生命。
必须强调，三统三位一体，具有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缺一不可。因此，必须同时改造，否则中国文明仍然无法重获生机。当然，他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了个头，进一步的深化、系统化，则有待他的好学生加同志的毛泽东来完善完成了。
3、三家互动互补
尽管90多来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己未革命时代民主与科学、正义与平等的基调，仍然是今天的基调。马、孔、杜三家争鸣的形势基本未变，而且正在向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今天，马家已定于一尊，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新在通过邓小平理论，丰富了毛泽东主义;孔家已发展成为新孔丘主义(新在通过自我坎陷，建立认识主体，以和谐与人伦为其变奏);杜家也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新在通过道德自主，会通科学、民主、人权)。所以，今天是旧调新唱，在以往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民主与科学，阐发正义与平等，辅之以自由与人道，这就是今天中国马、孔、杜三家并存的文化生态;因此，根本不存在另创新调的问题。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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