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25.
如果没有文革，特别是没有“反思文革”，我绝对会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想都不想就接受文人官僚体制——“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治国不靠文人难道靠武将?那还不得“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要制衡枪杆子就必须靠笔杆子，要防止“军阀割据”就必须用文人，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但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综合起来一并纳入反思文人官僚体制就觉得不对劲了：单就一个朝代的历史来看，可以说大乱之后是大治，要避免军阀混战就得文官治天下。但如果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连续看问题，那就不免要问：天下为什么总是乱了又乱?为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何”?为什么总是“乱—治—乱—治……”地没完没了?天下大乱，天下是怎么大乱的?——单就一个朝代孤立地看可以说是具体的统治者有问题，是偶然因素、孤立事件，但中国几千年历史一贯如此、反复如此，那就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了，而只能说是必然性，是规律性问题。
根据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 2010年09期)，中国几千年来代表“法统”的是皇帝，代表“道统”的是古代之文人、今日之“公知”——“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对‘道’的承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朝廷兴亡，匹夫无责”……几千年来中国朝代换了又换，当权者变了又变，唯一没变的是文人官僚体制——“法统”变了又变，“道统”始终不变。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造成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落后挨打的是这个两千年一贯制的“道统”，是“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的文人官僚体制。
文人官僚体制不是天下大乱的终结，而是新一轮大乱的开始——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老百姓死伤无数之后好容易获得安定，却被文人用“道统”之名纳入文人官僚体制，不但坐享其成，而且立即开始把天下搞乱。军阀割据、军阀叛乱是显形动乱、迅速动乱，文人官僚体制是隐性动乱、缓慢动乱。二者其实相互转换、互为因果。
谁造成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无数人口大灭杀?谁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谁造成中国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答案只有一个：文人官僚体制。文人官僚体制是中国周期性动乱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失去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的罪魁祸首。
没有文革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形成了一种“定势思维”：既然制衡武力就必须靠文事，那要制约军阀就必须靠文人官僚，要么军阀割据，要么文人官僚体制，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其它选择。这种没有选择的“定势思维”使中国人把社会“乱”“治”反复转换看成天经地义、无可奈何、无法避免的命运，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无法把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乱—治—乱—治……”大反复与几千年不变的文人官僚体制联系到一起，更无法对几千年一贯制的文人官僚体制进行彻底反思。而文革的实践证明出路并非只有“军阀割据”与“文人官僚体制”这两条，这就使人们得以从总结历史的角度全面反思文人官僚体制。
中国人吃够了文人官僚体制的苦头。但吃亏不能白吃亏，动乱不能白动乱，落后不能白落后，挨打不能白挨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历史旧帐必须清算，历史责任必须追究。如果今后还不对这文人官僚体制彻底反思，那今后再被人说成“劣等民族”就不冤枉了：“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而中国几千年来被文人官僚体制绊倒那么多次、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那么多次、社会停滞不前那么久、落后挨打那么多次、几乎亡国那么多次之后还不能痛定思痛找到根源彻底解决，那不叫劣等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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