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一再面临着被曲解的命运。我们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史中，涌动着一股暗流，试图把它曲解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暗流。回顾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股暗流不但经常会涌现出来，而且已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上赢获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思想批判的光芒常常无力穿透它。
一、何谓“科学技术决定论”
所谓“科学技术决定论”，在我们看来，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一种积极的、革命性的力量;二是认定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它可以解释并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理论滥觞于19世纪的欧洲，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不知不觉地上升为主导性的理论话语。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始终是伴随着人们的需要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决定性的活跃的力量。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者那里，如果上述基本见解没有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理解的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极有可能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还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由以下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构成的。在这三个要素中，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是判断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客观标尺，而生产工具的发展与否，又取决于其中蕴含着的科学技术含量。显而易见，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那里，如果上述见解也没有得到完整的、合理的理解的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极有可能从“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进一步变形为“生产工具决定论”或“科学技术决定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形成和发展，并使它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阐释中上升为主导性的理论话语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
其一，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叙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时，常常因为维护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忽略了对不同要素之间的能动的、辩证关系的阐述。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1]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是为了强调唯物主义这一根本性的思想内容而忽略了不同要素之间在形式上的互动关系。
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毋庸讳言，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主要肯定了生产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表达上过于言简意赅，因而给后来的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事实上，有些阐释者就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曲解为“生产工具决定论”。进而言之，由于手推磨和蒸汽磨之间的差异是由它们在科学技术含量上的差异引起的，所以上述见解也很容易被曲解为“科学技术决定论”。
又如，《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告诉我们：“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3]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见解，主要限于对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的肯定，马克思甚至把科学视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后来的阐释者来说，很容易引申出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技术决定论”等同起来的阐释结果。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批判过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论述过工人如何在雇佣劳动中沦为大机器的附庸，但他们并不愿意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做出全面的探索和解释。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已经意识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4]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只是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视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超越这种“归根到底”层面的任何其他的决定论，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决定论在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不愿意加以认同的。
其二，科学技术在当代的迅猛发展也助长了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蔓延。1968年，哈贝马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自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5]无疑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见解为科学技术决定论日益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思想助力。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危害性。首先，科学技术决定论将使历史唯物主义失去自己的活力，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宿命论;其次，这种理论只是狭隘地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完全排斥了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人文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重大意义与作用;最后，这种理论把蕴含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中的“物”的因素的重要性无限地加以拔高，从而完全忽略了“人”的要素的重要性，仿佛人只是经济关系或科学技术之“手”牵动的一个木偶，人完全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而只能像罗马诗人贺拉斯笔下的乡下佬那样傻乎乎地等候在河边:
乡下佬等候在河边，
企望着河水流干;
而河水流啊、流啊，
永远流个不完。[6]
二、科学技术决定论在中国
我们发现，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幽灵一再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下面，我们考察科学技术决定论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四种不同的“现身”方式。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科学技术决定论”并不是由哪个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而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发现出来的一种广有影响的思想倾向。它总是以隐蔽的形式蕴含在人们关于科学技术的种种见解、言谈和口号之中，甚至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只有自觉的、深入的反思才能使之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上，并受到应有的批判。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科学技术决定论的第一次现身是在19世纪下半叶。事实上，谁都不会否认，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起始点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当时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坚守着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并以天下独尊的傲慢和闭关自守的无奈苟延残喘。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终于在中国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而逐步形成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书于19世纪40、50年代)先行地道出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秘密。当时，朝廷里的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魏源并不同意这种肤浅的观点。在他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无论是对民生的发展，还是对军事上的防御来说，都是有用的，而“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因而他主张“以夷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它来制服西方入侵者。在当时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氛围中，魏源的上述思想无疑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然而，在他的思想中，也蕴含着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毋庸讳言，只要中国人把西方人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就一定能制伏西方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错误的理论前提蕴含着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萌芽。尽管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论及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对其赞赏有加，但他这方面的见解在其整个思想中并不具有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之所以说《海国图志》先行地道出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秘密，因为它大致上承袭的正是魏源的思路，即试图在不触动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并逐步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方式，大力发展自己的实业、商业和金融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增强自己的国力，以遏制西方国家和东方其他国家的入侵。然而，1894-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终结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迷梦，表明了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是多么天真!痛定思痛，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迅速地从对洋务运动的认同转向对政治维新运动的拥戴。可是，当他们匆匆忙忙地“转身”时，却忽略了对作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前提的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清理和批判。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极端落后，这种批判意识也很难萌发出来。
科学技术决定论的第二次“现身”是在20世纪20年代，它通过1923-1924年间爆发的“科玄论战”而充分地显现出来。当时，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认定，科学对人生观的确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则认定，科学无法决定并支配人生观。尽管这两派之间的争论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但比较起来，“科学派”的观点是更深入人心的。[7]胡适在为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所写的序中指出：“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8]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观念在中国的影响之巨。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这种对科学技术“无上尊严的地位”的盲目“崇信”中，在这种认定科学完全能够决定人生观问题的自信中，无疑地隐藏着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酵素。一旦获得合适的气候条件，这种思想酵素就会像热带植物一样，快速地成长起来并蔓延开来。
科学技术决定论的第三次“现身”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并设想分两步走来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第一步，用1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周恩来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尽管周恩来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与先进国家比较，当时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确实需要做出异乎寻常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然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理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仍未超越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窠臼。事实上，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设想也就被束之高阁了。时隔10年，直到1975年1月，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才再次受毛泽东委托，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然而，实践表明，在晚年毛泽东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的引导下，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的。周恩来、毛泽东于1976年相继逝世后，华国锋试图在晚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路线的框架内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搞所谓“洋跃进”。结果表明，这种南辕北辙的做法也是不可能获得任何积极的成效的。总而言之，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四个现代化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没有付诸实践，所以，蕴含在“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这一得到普遍认同的见解中的科学技术决定论的酵素还处于潜伏的状态中，它与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及其他方面(如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未显现出来。然而，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上，仍然有一种对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普遍认同。
科学技术决定论的第四次“现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谁都不会否认，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确实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许多场合下，这一作用都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其实，在“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类具有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的时尚的口号中，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幽灵再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9]这一次，它的活跃程度似乎远远地超过了前面三次，而当代中国人似乎也迷恋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益处和便利，而忽略了这把“双刃剑”已经造成的灾难和正在造成的更大的灾难。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生活已经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拒斥科学技术决定论了。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是片面的，因为这个提法缺乏系统性，没有把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讯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现代化的其他要素整合进去，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把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考虑进去。要言之，“四个现代化”的主要着眼点是“物”，而不是“人”。面对着先进的科技设备(如公共场所的电话、电缆等)被不法分子盗卖和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人们终于意识到，如果人的素质没有现代化，那么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都不过是一句空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精神文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样的口号之所以被提出来，正是基于上面的考量。显而易见，这些口号既是对“科技兴国”、“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类片面性的口号的补充，又是对它们的修正和超越。
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步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主宰一切的地方，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和人文精神必定会被边缘化，并在现实生活中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0]其实，谁都明白，全部科学技术都是由人来研究、发明并加以控制的，一旦人性中恶的倾向得不到遏制，科学技术就完全可能蜕变为作恶的工具，从而使人类走向毁灭。在这个意义上，奠定人的行为基础的人文精神比起科学技术来，无疑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在实践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科学技术决定论观念的蔓延，然而，在理论上，这一错误观念却从未遭到系统的批判和自觉的清算。
三、如何走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如前所述，在相当大的程度和相当宽的范围内，科学技术决定论已经得到了当代中国人的认同，这种认同甚至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层面上。我们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走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误区，至少得在以下三点上做出努力。
第一，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与作用。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一书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技术：一是手工技术，如农村里的风车、水车、手摇的纺纱机等，它们不可能对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另一种是现代技术，如化学、电业、核物理、航天、生命工程等，它们以实质性的方式改写着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关系，并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不同于手工技术，它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Gestell)之中。”[11]所谓“座架”，一方面体现出人类对整个自然界的征服和操纵，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毁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操纵，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异的扩大和种种异化现象的蔓延。而哈贝马斯则继承了韦伯和马尔库塞的批判思路，既肯定实践形态上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肯定理论形态上的科学技术已经蜕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这些研究成果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促使我们重新反思以往关于科学技术的种种见解的合法性。
第二，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确立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在科学技术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还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不然，中华民族不但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定会导致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蔓延，因而我们必须努力弘扬人文精神，遏制科学技术决定论在思想文化上的泛滥，而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则是尊重人格，维护人权，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第三，全面理解“科学”概念的含义，祛除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歧视。众所周知，英文中的science、法文中的science通常是“自然科学”的同名词，而德语中的Wissenschaft则含括了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应该从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重新界定并全面认识“科学”的含义，尤其是要纠正人们心理中普遍存在的歧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其实，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表明，经济理论和金融决策上的错误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经济理论和金融决策都从属于社会科学。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忽视人文社会科学必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退化和思想传统的堕落。必须从马克思所倡导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视角上重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生态平衡”。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新生正有赖于这种精神上的平衡。
综上所述，走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不仅要从实践上采取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和措施，而且要从理论上自觉地、系统地批判科学技术决定论，从而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避免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
【注释】
注：本文的写作受到教育部重大课题“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课题批准号为：2008JYJW004)、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创新研究基地2005年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批准号：05FCZD008)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3)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
[5]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6] 转引自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
[7] 事实上，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经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口号，从而把“科学”置于决定性的位置上。
[8] 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9] 所谓“科技兴国”和“科教兴国”中的“科”字，指的都是自然科学。在大学里，“重理轻文”的倾向长期以来得不到纠正。此外，理工科设院士，而人文社会科学不设院士的现象也蕴含着“学科歧视”的错误倾向。总之，自然科学始终处于“唯我独尊”的位置上。
[10] 参阅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11]《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43页。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4]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5]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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