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将财产权从一般权利向穷人的权利扩展，从而赋予“道德政治”全新的问题内涵。
从思想史看，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最初奠基是：以自我保存为前提建立起的现代社会将允许每个人自由平等地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这就是主导现代的“特殊性”原则。卢梭奋起抗争，指出这样的奠基使现代政治非道德化，使政治与道德处在紧张的对立当中，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好社会——好社会需要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上，这个普遍性就是道德。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紧紧追随这一方向，从而使“道德政治”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
从一般的权利到穷人的权利
那么，在“道德政治”这一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思想趋向中，马克思处在怎样一个位置?一般来看，马克思强烈反对将政治问题道德化。对马克思来说，爱自己或爱他人，关注私利或者追求美德，“那是完全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核心则是财产权。马克思最大的理论创见是：所谓“道德政治”必须从一般的权利扩展到财产的权利，而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即马克思所谓“社会问题”。
这里，马克思显然接受了由洛克奠定的现代的前提性观点，即现代人自由的核心是权利，权利的核心是财产权。但马克思刷新了对财产本身的理解，把财产进一步分析为劳动和资本，将以“道德政治”名义展开的现代性批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划分出发，将私有财产划分为“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土地在现代趋势中将转化为资本)，关节点在于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发现，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作财富本质的“一般劳动”与本意上的具体劳动和劳动者是对立的，因为财富作为资本乃是劳动被“物化”的结果，异化劳动所导致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才是财产的政治本质。
斯密将“一般劳动”视为财富的唯一本质的革命性见解，直接启迪了黑格尔对劳动和财产问题的重视，并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启迪了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探索。马克思极精辟地将斯密的发现解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质是劳动”，正是这个发现，帮助马克思超越了一般私法把财产权当作个人意志对物的支配权利这一成见，而达至财产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认知。要言之，财产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而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是资本，财产作为资本又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现代财产权的后果是“把人类的大多数人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变成无产阶级，由此导致社会革命。这意味着，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财产权合法性与其一般权利原则所要求的公民自由的兼容性、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不能兼容。而其中的秘密则是剥削，即资本以财产权名义索取增殖价值;其政治本质是财产权的压迫性。这样，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将财产权从一般权利向穷人的权利扩展，从而赋予“道德政治”全新的问题内涵。
对普遍性的批判与坚持
马克思对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实现了自卢梭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挟这一创新带来的思想力量，马克思批判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概念。卢梭和康德都坚持普遍性理想;斯密和黑格尔相信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结果自然会促进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普遍性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黑格尔还把现代国家当作普遍性的实现形式。马克思则挑明了，在现代条件下，私人利益不会发展为公共利益和普遍性，只会发展为阶级利益;现代国家只是一个“冒充的共同体”，其本质则是资本权力的政治形式，以保护财产权为最高职责。
但马克思并未放弃普遍性理想，而是把普遍性赋予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从而将其推向更高的理论高度，并以此保持着与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的连续性。问题焦点仍是财产权。马克思提出，应该用一种“真正人的社会的财产”概念来取代现有的资产阶级财产权概念，并用共产主义去命名它。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从财产的普遍性去看待私有财产，即“普遍的私有财产”。马克思的普遍财产概念首先是一个人性概念，真正人的财产应该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与之对比，旧的私有财产仅仅被理解为占有和拥有，这种理解在人的本质上恰恰代表着“绝对的贫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拥有感”标志着人的感觉的全面异化，这种异化的感觉正是资产阶级权利的自然性基础。所以马克思提出，私有财产的扬弃首先是人的感觉的解放：使感觉成为人的感觉，使需要成为人的需要。
马克思对财产权的人性根基的这些要求，继承了自卢梭以来激进思想界对“道德政治”的基本诉求。但马克思的新财产概念不仅仅是一个人性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制度概念。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把普遍性赋予了无产阶级，正是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使马克思的新财产概念成为可能：“真正人的社会的财产”只有在“自由个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这只能是“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这里包含着被马克思揭示的现代政治深层的辩证法：只有无财产的人才能理解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财产概念，占有的普遍性只有遭受普遍苦难的阶级才能实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作为自由前提的财产权会因为其不义性而成为现代人自由(至今无法解决)的最大难题。同时也印证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这才是对“道德政治”最高、最彻底的要求：它继承了卢梭，而把政治上的“普遍意志”变成经济上的普遍意志;也继承了康德，而把“绝对善良意志”变成一种绝对的善良制度。
今天，随着时代条件发生巨变，对“穷人的权利”的激进吁求趋于沉寂，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仍然是困扰人类的最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聚焦点从先验哲学转向政治哲学，并将其置于现代政治哲学的整个学术谱系中去理解，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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