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实现政变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条件，还分析了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党派和政治集团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及在此经济条件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主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的彼此分离绝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思想原则，而是由于各自所依赖的物质经济条件，是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他们彼此分离还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某个王朝联系起来的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 马克思在文中再次规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又一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
马克思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最终形成和臻于完善的标志。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第一次用精确的语言完整地表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这段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内在联系，阐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明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上层建筑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改变，并且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变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表述，也大多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与发展。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欧美新左派也大都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而他们自己则是这一科学的真正继承和发展者。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美新左派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
黑格尔曾说过：“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3]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把握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之后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欧美新左派也是在他们各自的思想中把握着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理论旨向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让理论更加贴近现实，为解决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找到一个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则成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目标。
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和“过时论”。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是像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相反是要力图找到克服理论危机的有效办法，重新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修正”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已经包含了一些他们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卢卡奇将“阶级意识”提高到人类自我认识的理论层面，最后把历史发展问题变成了一个人类的自我意识问题。这样的理论观点确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葛兰西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西方革命战略。在他看来，欧洲国家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比夺取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欧洲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是由文化领导权左右的。政治领导权的实质是暴力，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教育。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葛兰西的设想，欧洲国家应该走一条以夺取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道路。
面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种种现实变化，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法兰克福学派一再调整自己的理论路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了质疑和修改。马尔库塞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失效，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技术推动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论。他认为工业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已经大大改变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不再取决于单个人的劳动产量，而是取决于自动化生产机器的技术水平。机器从不创造价值的观点需要改变，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也需要做出修改。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不是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而是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危害和灾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的观点，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社会政治功能。随着西方工人阶级实际状况的改变，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已经变成了“天方夜谭似的神话”，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用一种“新革命理论”取而代之。马尔库塞的“新革命理论”，就是要去发现新的革命动因(过去是因为贫困而造反，现在是因为异化而革命)，寻求新的革命主体(用新左派的力量取代无产阶级)，找到新的革命途径(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大拒绝式的造反”)。马尔库塞的这套革命理论，显然是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运动的归纳和总结。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和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卓有建树。他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凸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国家干预的增强(即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大)，另一个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立变数”)。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观点，需要修正和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范畴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因为上层建筑已经变成了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东西。由于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着被社会现实所超越的危机。由于现阶段阶级冲突的逐渐平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能再四处照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也很难解释清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为此我们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和完善。按照哈贝马斯的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范畴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一对范畴来取代。他把“劳动”理解为工具行为或理性选择，他把“相互作用”理解为社会交往行为。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原有的理论观点拆开，再用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理论成果，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为依据，强调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病症，从而得出了他的以“交往合理化”为内容的社会变革方案。
正如英国学者乔治·莱尔因指出的，“任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都包含下面双重含义：第一，认为这种理论依然是有价值的，这种理论仍然能够为社会科学和政治实践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认为这种理论的主要原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进行全面修改。”[4]4 他甚至找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在他看来，“造成他们思想困境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辩证法思想、对意识的分析、关于社会变革的机制、历史观念。” [4]17乔治·莱尔因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在当代欧美左翼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如果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就不可能去指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活动，就会被人们束之高阁而变成僵化的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就是要去解答现实生活的问题，就是要去改变现实的异化状况。时代的变革引发了太多的理论问题，诸如人的主体性、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人的异化、人的非理性、社会意识形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未来社会的变革之路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去面对和解答。为了解答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固守在原有的结论之上，而是要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中找到最新的答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大体上遵循了这样的研究思路，分别提出了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无论是重新解释还是补充修正，他们所作出的种种理论尝试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格雷厄姆·默多克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传媒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他1946年3月出生在伦敦郊区的新埃尔特姆一个印刷工人的家庭，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半年多，泰晤士河沿岸码头到处都是炸弹弹坑，满目疮痍。食品、衣物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必须限额定量配给。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默多克自然对经济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有着独特的感受和认识。1957年，默多克考入文法学校;1962年，通过GCSE考试;1964年又同样以优异成绩通过A-level考试，同年他进入伦敦大学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这一选择为他日后开展帝国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期间参加了英国大学生的第一次学生罢课，抗议大学和罗得西亚(后来的津巴布韦)的白人政体之间的联系。1967年，为了想要实现他对文化进行研究的夙愿，默多克拒绝了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职位而前往苏塞克斯大学读硕士进一步进行艺术社会学研究。1968年9月，年轻的默多克婉拒了苏塞克斯大学留他在校继续研究的计划，前往莱彻斯特大学的大众传媒中心——当时英国专攻大众传媒社会调查的唯一的一所研究机构，这时的他已经决定先从专注研究当代文化的中心形构——大众传媒开始他的崭新的学术生涯。之后他又到拉夫堡大学担任教职至今，并在世界各地多所大学担任教职。
默多克不是一个单纯的传播学学者，他更是一位有批判意识的左翼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更是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论著中。独特的成长经历与家庭背景，使他比一般学者更多了一份深刻的社会关怀，这在他的新作《跟着钱的去向——“维基解密”与披露的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得尤其突出。
“维基解密”是一个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网站，成立于2006年12月，目的是为了揭露政府及企业的腐败行为。该网站声称其数据源不可追查亦不被审查。“维基解密”没有总部或传统的基础设施，该网站服务器依靠数十个国家的支持者，相对而言较少地受到来自于法律或地方政府的压力。2010年7月26日，“维基解密”在《纽约时报》《卫报》和《镜报》的配合下，在网上公开了多达9.2万份的驻阿美军秘密文件，引起轩然大波。基于此，人们普遍认为“维基解密”是互联网公共性的表现形式，并对它的前景充满期待。但默多克却从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的独特视角审视出“维基解密”及其盛衰背后不被人们关注的一些实质性的社会问题。
默多克的基本思想路径是“跟着钱的去向”，从“维基解密”背后的利益方并从“维基解密”的经济基础——资助方的变化，审视美国政府这个看不见的上层建筑在其中的作用。他以奥斯卡获奖电影《水门事件》中的“深喉会面”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互联网时代，是谁拥有经济力量来控制支撑公共披露的资源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他认为“这种控制力在三个关键层面上发挥作用：对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控制，尤其是对被用于储存大量数据的服务器容量的控制;对支持激进的网上披露的收益流的控制;以及对将秘密的原始信息进行阐释和解释，使之更易被理解的分析人员的控制”[5]35。与此相关联，他认为必须同时关注三方面的问题：市场化、对国家安全的巩固，以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全球超级力量的地位的衰退。“市场化是驱动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最主要动力。新自由主义计划分解公共部门，将市场驱动和市场思维作为组织和评估经济活动的无可争辩的标准。通过对私有化(变卖公共资产)和自由化(开放被垄断和保护的市场)的协商政策，加上对法规控制的放松，这些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坚持不懈的倡导得以完成。因此，大公司得以将其业务延展到新的领域，并能在比之前更少的公共监督下进行活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持续的后果已经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展示出这种新的灵活性不断增加的公共成本。这也确定，对公共生活的控制权已从选举出来的政治议会转移到大公司的董事会议室中。” [5]36-37这种新的商业环境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互联网的发展。伴随着新兴的竞争条款，法规的相对缺乏远没有制造出大量的参与者，而是导致越来越少的集团公司逐步巩固了它们对大众网络使用的控制。“互联网公共政策的相对薄弱已产生了两个更为深远的后果。第一，它鼓励了在行业中领先的公司——由谷歌率领——用一系列先发制人的罢市(strikes)，进入新的领域或者单方面改变服务条款。它们仅仅在遭受强烈抵制时才对公众关注作出回应。其次，在已就绪的监管安排方面，例如对互联网域名的决策权，它们倾向归属于担负最少公共责任的团体。” [5]38 主要的西方大国通过新的国家安全的出现，在政治领域复制了对公共监管的掏空。“国际事务中持续易变的语境、对在国内及国外打击‘恐怖主义’的需要的连续强调、对平民监视的升级、对官方保密的加固，加上广泛的罔顾公众利益的大公司，无疑已使揭露政府和商业中的不当行为这一要求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但此时作为传统新闻界的报纸和广播组织却已变得越来越无能和无意愿去对权力滥用进行监察。”[5]44 可以说，市场化涉及经济基础，而对国家安全的巩固，以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全球超级力量的地位的衰退则完全是美国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中，“维基解密”被激进分子和评论家们视为一种能恢复平衡的主要干预力量。但默多克提醒人们关注两个问题。
1.“维基解密”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它的支出。他用一个图表告诉人们，通过监控“维基解密”的收益流及其承担的成本，我们能够开始识别出“维基解密”乃至更广泛的激进互联网平台项目的缺陷。
2.捐款流动趋向。“维基解密”的资金模型核心是德国的The Wau Holland 基金会，由它来处理对“维基解密”网站的个人捐款。2010年，69.5万欧元通过一般的银行转账进来，63.5万欧元通过Wau Holland基金的贝宝(PayPal)账户收到。而贝宝从2002年开始由与亚马逊比肩的另一个主要互联网零售商易趣(eBay)公司所有。默多克用另一个图表展示出2010年1月到2011年8月之间捐款流动的细节：
默多克在表中揭示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明显的范式，即捐款在“维基解密”发布特定的政治敏感材料之后直接达到顶峰。如在2010年4月，《平行杀戮》的录像被发布之后;又如在2010年12月对美国外交电报的发布之后。第二个顶峰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公众可见度的增加。这种增加是“维基解密”通过与几个主要西方国家中关键地点的全国性报刊合作发布新闻来确保的;而衰落恰恰是在美国政府出手干预以后。
经过对上述图表的分析，默多克最终揭示出这样一个悖论：西方社会的民主理论要求社会信息越公开越好，但民主国家(政府)却认为信息要保密，不能让民众获得太多信息。由此政府对民众实施监控就是必然的。在这种监控中，政府与民众始终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中，政府始终处在隐型状态，就如同当年边沁发明的圆形监狱，狱卒始终是隐身的，对犯人来说，肉体的虐待虽然减少了，但精神却更不自由。如今的美国，表面上看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实际上无处不受政府监管。更由于在默多克看来，信息社会是一个无知社会，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知识社会;人们在互联网上得到的只是信息而不是知识;在“维基解密”中，新闻工扮演的是“厨师烹调的角色”，他期待建立一个新的公共平台，以增加知识而不是信息。由此他很不看好“维基解密”并得出结论：“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中，调查性新闻是一个濒危物种”[5]51。 新闻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始终存在矛盾，“维基解密”的经验强调了在对互联网的调控中，由主要的新数字媒体扮演越来越中心的角色。对储存有该网站数据重要片段的服务器的接入是由亚马逊这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切断的。其主要零售竞争对手之一——易趣, 作为辅助者，发起了对“维基解密”捐款的金融封锁。而在开发逐渐取代手提电脑和桌面电脑的，成为互联网接入点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的领军力量——苹果公司——取消了本可能提供给“维基解密”另一个收入来源的应用程序。在以上事例中，“主要的大商业公司日益递增的控制力指向对基于公共服务理想的对立机构的迫切需要。正如维基解密的经验所展示，激进揭露的长期未来最终与一个公共所有的网络以及负责任的支持机构(包括从服务器农场到银行)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是苛求，但并不比在当代条件下要复兴民主的这一挑战所要求的少。” [5]52 经过默多克的分析不难看出，在西方发达国家，新闻自由最终因为受到政府的干预而并没有受到保护。
默多克从历史唯物主义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运用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基本方法，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对传媒的控制方式不再是赤裸裸地依赖国家暴力，而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国家暴力与政治权力退隐幕后。从表面上看社会给予媒体以足够的自由，但实质是所有的媒体都要跟着钱的去向，政府需要做的只是间接影响那些操控金钱的大公司。从“维基解密”这个案例不难看出，即便是在自由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大企业、大财团与政府间的“权钱交易”也同样难免。这也再次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颠朴不破的。
原标题：论默多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视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2期
简介：马驰(1955—)，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和文化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4]莱尔因 乔.重构历史唯物主义[M].姜兴宏，刘明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MURDOCK G.Beyond Wikileaks: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s,Journalism and Society[M].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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