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问题很明确，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深刻揭示新闻本质规律的一门科学;二是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后来，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又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并被写进了党章。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新闻工，应该也必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做好党的新闻工作必须具备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主编或办过《莱茵报》、《新莱茵报》、《前进报》、《人民报》等;列宁创办或主编过《火星报》、《无产者报》、《曙光》、《生活》等报刊;毛泽东亲自创办或领导创办了《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共产党人》、《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众多党报党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报刊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观点和基本原则的重要来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观点
新闻事业(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网站等等)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怎样认识它的基本性质，这是新闻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认为，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新闻媒体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总要做某个阶级、阶层、党派、集团的喉舌。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1849年2月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毛泽东1957年5月18日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胡锦涛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再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新闻老前辈、新闻教育家甘惜分认为，“根据多年来对国内外新闻界实际状况的观察，得出一个看法：新闻事业是社会舆论工具，这个社会舆论工具带有强烈阶级倾向，因此可以简单地把新闻事业称之为阶级舆论工具”。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因为新闻机构一般都掌握在一定阶级、政党、政治集团或政治代表人物手中。而包括国家在内的政党、政治集团本身就是阶级的产物。剥削阶级的新闻事业总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人民的或具有进步倾向的新闻事业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为人民的事业服务的。世界上绝没有对各阶级一视同仁，为所有阶级服务的新闻机构。也许有人会说，国外允许私人办报，应该没什么阶级性。这一点，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他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个人就是无党无派，但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表达出自己的阶级属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但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当权者对于与现存社会制度为敌的新闻机构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镇压与迫害。这种镇压与反镇压、迫害与反迫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充满了近代和现代新闻事业史。这从我们党创建发展史和党的新闻发展史可见一斑，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所谓“赤色宣传”视如洪水猛兽，他们对革命进步报刊竭力封杀，对创办者逮捕、砍头，就是对他们批准创办的报刊也是严格审查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当权者(政府)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如果不从阶级性上考察这种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就不可理解。
资产阶级只占人类的少数，同劳动大众的阶级利益是对立的，资产阶级新闻媒体为了使自己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报道能为广大受众接受，极力否定新闻媒体的喉舌性质，掩盖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喉舌所起的作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人民大众的新闻媒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说话，不需要掩饰自己，而是明确指出不同阶级新闻媒体作为不同阶级喉舌的作用，公开承认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承认自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进行新闻报道。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普遍否认新闻的阶级性，但是有的学者也是承认的。美国新闻学家本·巴格迪坎指出，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环节，例如，客观环境中有无数事件，到底报道哪个，不报道哪个?其处理都涉及到基于价值观念上的判断。西方统治阶级和新闻实践表明，他们同样把新闻报道作为推行政策的舆论工具、宣传工具。
有人说，现在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了吗?看看《党章》就知道，共产党从来没有说过阶级斗争消灭了。在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虽然没有了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激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在我国，剥削阶级的影响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作用。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新的剥削分子仍在产生，他们从经济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影响。还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以及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捣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妄图使我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这就是说，我国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政治敏锐性。世界上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质根本没有改变，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质也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观察社会，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报道和评论社会，过去如此，今后也还是如此。
从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来看，也是有其强烈思想性的。同样的一件事，的观点不同，写出来的新闻报道也不同，甚至带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倾向性。一般说，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倾向性明显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报道，倾向性要小些罢了。资产阶级新闻学说，标榜自己是纯客观的报道，否认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抹杀人类原始信息交流与现代传播的本质区别，完全是骗人的谎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们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以编造谎言来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这那里体现出一点点纯客观?同样，朝鲜和韩国两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垒和舆论战也证明了这一点，韩国为了丑化、妖魔化朝鲜，经常发布关于朝鲜的一些新闻，其中很多是道听途说，甚至是编造的谎言。如，张成泽是被群狗咬死，金正恩妻子李雪主因为淫乱被投进监狱。等等。这样，最终损害的只能是他们新闻机构的信誉和他们所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
这些年来，一些超阶级的新闻观点对我们的新闻队伍带来一定的腐蚀和影响，如，一些公知、学者提出新闻媒体是“大众公器”、“报纸商品论”等，抹杀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有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新闻应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则生产和消费，"按等价交换原则进入市场"，认为"有偿新闻"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规则，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中国的市场经济前面是有定语的，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不是要照搬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第二，关于报纸的商品性。不可否认，报纸确实是商品，它和其他商品一样，通过市场流通过程到达购买者手中，从报纸的经营管理来看，报纸要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也和普通的工商业相同。但它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精神产品，是特殊的商品。资产阶级报纸为了赚钱，特别注意商业化，追求利润，但他们的编辑记者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仍然是政治。一张革命的进步的报纸，对读者将发生很大的鼓舞作用，对整个社会可能发生了不起的推动作用;而一张反动的报纸，将把人们拉向后退。这些好的或坏的报刊所起的作用，能够用几分钱来衡量吗?如果片面理解市场需要，那么办一张低级下流的报纸，是会大有销路的，因为它很能满足一些人的需要。但这显然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之，新闻事业是一种舆论工具，是阶级的舆论工具。承认不承认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新闻事业的党性观点
什么是党性?首先，政党是阶级的产物。而党性是阶级性最集中的体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
17世纪40年代，欧洲逐步形成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维护封建贵族统治的保皇派，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利益的议会派。党派性报刊也开始出现。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党派报刊的重要性逐步消弱，代之而起的是私人办的商业性报刊。这些报刊的党派性淡化，但阶级性依然是十分强烈的，表现在千方百计维护资本家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立场。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包括新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包括报刊在内的写作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经常受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攻击，说讲党性就会不公正.不客观，不独立，不自由。而他们都是又公正，又客观，又独立，而且绝对自由。这种争论一直不断。应该说，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些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前提下的有限的言论自由。列宁深刻指出，“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里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一些人宣扬的所谓“社会公器"、“新闻商品化”、"第四权力"等观点，实质是在否定新闻的党性原则，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从来都是一个阶级性的概念，一个阶级的自由总是以另一个阶级的不自由为条件，从来就不存在普遍的、对各阶级的一视同仁的自由，一旦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就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新闻前辈甘惜分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做了概括。他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学的论述和我党新闻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应作如下理解：“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正确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保证政治上与党中央的一致;在对待任何问题时，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倾向作斗争;在组织上严格服从党的领导”。
一是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思想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其他阶级必然去占领。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无论写新闻报道或作评论，都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我们的革命导师们就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捍卫自己所主持的报纸的思想性，宁可停刊，也不放下自己的思想旗帜。列宁说过，“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二是正确宣传党的政策，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我们党历来重视全党的团结统一。夺取政权以前，我们赤手空拳，所依靠的就是思想和目标的一致。如果我们内部四分五裂，就会自行抵消力量，使革命造成损失或导致失败。党的新闻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如果在政治上同党唱对台戏，势必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我们党过去多次发出统一全党宣传口径的指示，毛主席还亲自修订过五一劳动节宣传口号，撰写过新年献词或评论文章，这都是出于统一党的思想的深谋远虑。改革开放后，一些人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企图消弱和取消党对媒体的领导。有的报刊，尤以南方某报系为代表，竭力鼓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等，甚至公开宣扬“告别革命”，歪曲党史、国史，诋毁民族传统文化，妖魔化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标新立异，严重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也自然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吹捧。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唯一指定专访媒体是这家媒体，这家媒体甚至故意制造事端，在报纸“开天窗”，讥讽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以献媚西方敌对势力。某报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这样做是跟谁对着干不言自明。
三是对待一切问题都要考虑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防止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新闻报道要有全局意识、大局意识，不能只顾轰动效应，不顾社会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出乱子。2008年，国防部发表《中国国防白皮书》，其中有一段话，“中国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并承诺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结果，被一些媒体错误解读，有的媒体报道居然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宣布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结果，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外国人不信，中国人吃惊，这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吗?后来不得不请军事专家出来澄清：这是中国主张，而不是政策。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大局上考虑问题，反映了一些媒体缺乏应有政治素质和对问题的判断能力。
四是与各种错误和反动的思想作斗争，这是党报战斗性的体现。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我们的榜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有着丰富的革命宣传活动实践。当他们发现报纸的政治倾向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就进行坚定的斗争。列宁一生的很多政论文章和著作，都是为批评党内外的错误倾向而撰写的。这种坚定的党性立场确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党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曾与形形色色的思想进行过多次斗争，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同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也曾三起三落，被多次罢官。作为共产党人，羞于提共产主义理想是很不正常的。习近平把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的“钙”，缺了这个“钙”，就会成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者。习近平指出：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决不能东摇西摆，左右迎合!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做旁观者。
五是在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要讲党性，还必须有组织上的保证。列宁说：党的出版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织部分，是这个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党对新闻事业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党的一切宣传部门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容许闹独立性的现象发生。这样就有助于全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有助于把全党力量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投入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摆脱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另一种是某些领导片面强调集中，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干涉过多，没有注意在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的新闻工的积极性和独创性。1957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领导好坏要看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见1980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由此可见，只有正确的领导才能增强新闻事业的党性。
三、新闻事业的人民性观点
党的的新闻事业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的新闻事业，为党负责和为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对人民负责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应有之意。我们的一切宣传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关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学习、工作以及他们的前景的宣传，目的是教育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这一崇高目标之外，没有其他私利。
作为人民性的体现，我们党的新闻机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都是公共财产，不是某个人的私产。在我国，不允许私人办报、办台。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巨大变化，党媒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大量私人资本介入新媒体，而且有大量网站被外国资本控制。他们会不会利用新媒体，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不容质疑的。
目前，党对这些新兴媒体的管控能力还十分薄弱，互联网上的舆论也是非常杂乱。这是党的新闻事业必须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不主动宣传、正确引导，别人就可能先声夺人。”他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我国网民有近6亿人，手机网民4.6亿多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三亿多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是从网上获取，必须正是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从人们热衷互联网现象，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做的很不够。一些媒体习惯于从领导的角度，从上而下地把党的政策、党的意图往下灌，而不善于从群众的角度，从群众的要求出发，自下而上地反映群众的呼声，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办好，为人民所喜闻乐见。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值得认真研究。毛主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这是1948年4月对《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谈话时说的。这个谈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在那以前的时期，我们的报纸曾经有过一种偏向，刊登来自各方面的新闻，而对于当前党的领导的实际工作，对党的路线和政策却宣传不力，甚至把党的政策加以保密，不向群众公开宣传。毛泽东坚决纠正了这种偏向，使党的报纸同党所领导的实际工作之间的联系大大密切起来。但是，报纸也必须及时反映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呼声。马克思说，报刊是有声的、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在希望与忧虑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作出自己的判决。马克思又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要求工人为报纸写稿，没有这种来自人民的材料，党报就一文不值。
获得人民的信任，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喜闻乐见，这是我们新闻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现在搞新闻战线“走转改”，就是要坚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要警惕把党报办成“官报”，实际上一些党报已经变成了“官报”，令人担忧。党报应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让人民充分发表意见，使党报成为人民自己的讲坛。要欢迎人民利用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对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党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当抓大的问题，抓当前迫切尖锐的问题，不要逃避问题，不要绕开矛盾走，不要人为地为自己设置“报道禁区”。这样，报纸就会有人看，愿意看，以至必须看，报纸的威望就会大增。
四、新闻事业的真实性观点
对事实负责，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要求之一。一张满纸荒唐言，充满假、大、空的报纸，是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党性的。对事实负责，就是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如果离开了真实性这一最起码的要求，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新闻了，新闻事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新闻不同于文学。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创造，作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从其中采摘典型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塑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这种典型的创造，是允许艺术虚构的，是提倡艺术虚构的，没有虚构，就不可能产生生动感人的、概括了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新闻却完全不同。新闻只记录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人，是可以按街道门牌号码找到人的;事，是确有其事，包括细节也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样的新闻才有人相信。文学不能用新闻去代替，同样，新闻也不能用文学来代替。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马克思说过，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在与资产阶级报纸造谣伎俩作斗争。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而是“请看事实”。周恩来同志也说“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发表过专门的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并为新闻的真实性开展过反对“客里空”的运动。但是，在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上，由于每个人的觉悟和素质不同，或者采写新闻报道的动机不纯，在新闻实践中，虚假的东西还是不断出现、后继有人。如大跃进时期，我们的媒体曾出现过严重的“浮夸风”，这是深刻的教训。直到今天，虚假的报道也是时有发生，甚至有的采编人员故意制造假新闻，以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严重损害党的媒体形象。
出现这些虚假新闻的根本原因，其根子还是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职业道德、甚至是个人品质上出现了问题。立志修史是我国历朝历代的一个传统，古人就非常强调“史德”：“其言直，其事核，不隐恶，不溢美”，这都是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的。我们作为党的新闻工，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在真实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态度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总之，说真话，不说假话，反映真相，不反映假相，这是党报应遵循的原则。江泽民说："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坦率地指出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因为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致的。"
以上四个方面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根本的观点。几个基本观点之间又是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要联系起来加以理解，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新闻工掌握了这些基本观点，才会明确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的大方向，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多年的光辉历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比如，毛泽东同志关于新闻事业意识形态属性即阶级性的论述，关于新闻事业党性的论述和“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关于新闻必须真实、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述;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群众路线的新闻思想;关于报刊宣传的组织、鼓舞、批判、监督等功能的论述;关于新闻工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要求等等，都是我们新闻工应该学习掌握的基本知识。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路线教育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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