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凯迪《21 世纪的资本论》将矛头对准了最富的1%人，然而马克思19 世纪的《资本论》将矛头对准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是，我们如何一面反对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一面拒绝触碰这个金字塔本身?
皮凯迪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他夯实了最富1%的人是贫富分化罪魁祸首的证据，也破除了人们对做大蛋糕就能分好蛋糕的迷信，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现实世界中的广泛存在(美国最穷50%的人仅占有全部资产的4%)。但是皮凯迪的研究却缺少一个好的理论，结果给读者造成片面倚重数据而逻辑论证不足的经验主义印象。
理论决定了政策主张。同样，缺少好的理论决定了缺少好的政策主张。皮凯迪对本世纪仍将继续恶化的不平等问题所开出的处方是向最富1%的人开刀。这样做既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又缓解了贫富分化，在许多人眼里是个既保留效率又照顾公平的方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不平等究竟是这1%的人造成的，还是制造出这1%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倘若仅仅是这1%的人，那么比尔·盖茨就可以从容地向皮凯迪发难。盖茨在他写的书评中说，我们这些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热心慈善事业，并且将来只会给子女留下微薄的财产。言下之意，为何要拿我们开刀?
仅从皮凯迪的角度，任何对盖茨的回应都软弱无力。如果资本家同时又是慈善家，那么维持这样一座社会金字塔岂不美哉?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家都自行把财产进行再分配，《21世纪的资本论》所揭示的贫富分化又意义何在?可是换作马克思，他就要当面问问资本家：你如此热心于慈善事业，却为何不去问问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你出于社会贤达的公心想要缓和不平等，却为何看不到你如何首先制造了不平等?你为何向我们施舍，却转身又剥削我们?
皮凯迪指出不平等问题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并且将来很可能延续，但却没有深究不平等问题的制度根源，也不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批判。实际上，皮凯迪对不平等问题的揭露在西方并不新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及其根源。皮凯迪的研究以主流经济GROUND-BREAKING学的面貌出现，自然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呼应。然而，这种主流面貌也给这本书带来了诸多问题。或许，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皮凯迪所揭示的事实才能真正体现《21世纪的资本论》的意义。
对于此书，西方左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过去三十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分化的加剧，那么分析的起点应该是资本和劳动在权力上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分配的变化正是资本利用技术、失业、全球化、反劳工政策等各种手段打击工人的结果。贫富分化在皮凯迪那里是最富1%的人制造的恶果，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演变。左派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认为，皮凯迪看不到造成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和权力结构，只能提出征税这种幼稚的政策建议。马克思主义学者理查德·沃尔夫认为，征税等再分配政策事倍功半，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以消除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没有马克思，皮凯迪的“资本”实际上成为纷繁复杂的事实和没有头绪的混沌。皮凯迪把性质不同的财富统称为“资本”，所以也就无法对有关财富的重要经济变量做出逻辑自洽的解释，只能从数据中寻找证据。但是，资本如何增殖、如何分化出不同职能的资本、如何分配剩余价值、为什么会发生危机——这些问题都不能仅凭数据来回答，而必须像马克思那样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相互印证来探寻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21 世纪的资本论》恐怕只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静态描述，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凯迪的书仅是完成于二十一世纪，而马克思的书则是写给二十一世纪。
同样，没有马克思，没有对资本积累机制及其矛盾的分析，仅从数据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皮凯迪强调税收在历史上对扭转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但历史上资本积累遇到了怎样的历史困境才迫使国家通过税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对于这一问题皮凯迪则不去回答，所以他所提出的税收政策也就显得迂腐且缺乏可行性。从历史来看，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再分配离不开危机对资本积累的破坏、对资本家权力的打击、工人力量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的威胁。不借鉴马克思式的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分析方式，这也就造成了在缺乏上述历史条件的情况下空谈大规模再分配。
不触动资本的权力就无法缓和不平等。从历史上看，大规模再分配总是在危机、战争、革命等重大社会变化的威胁下资本被迫向劳动做出的妥协。没有这些社会变化，资本主义恐怕难以自我修正。那么，或许可以说，皮凯迪这本书好就好在，以提出无法实现的改良方案的形式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结局。
我国同样面临严峻的不平等问题。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报告，我国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家庭三分之一的财产。对比皮凯迪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高于英国和法国，并远高于瑞典。《21世纪的资本论》揭示了一幅悲观的长期历史图景，只有采取超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办法才能避免这幅图景在我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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