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

　　如何看待历史之所以成为我们应持续予以追问的重大课题，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它直接关涉到如何引领现实并成功走向未来。

　　思想的特点在于其多元性。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生成的西方文化背景中，在如何看待历史问题上也始终呈现出诸多思想流派，其基本表现形式可大致概括为历史不可知论、历史实用观、神学唯心史观，以及先验理性史观、人本学唯心史观等传统历史理解范式。历史不可知论从人的动机决定历史、历史事件不可复原等前提出发，认为真正的历史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历史实用观把历史规律探求理解为从现在的需要出发对过去历史事件进行选择与解释;神学唯心史观把超自然的神——上帝看作现实物质世界、所有历史事件和客观历史规律的决定者，人在上帝面前只能成为被动的信仰者。

　　马克思哲学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上述这些历史流派或者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可知性，或者承认历史规律性但却从先验的理性范畴、意识、观念或“神”出发展开历史的探究，实际上并不了解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看不到“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对人类历史的前提意义，无法真正进入历史本质及历史的深处，更无法引领现实向着真正实现人的自由的方向前行，因而均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

　　马克思哲学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思维范式上的根本误区表现在：其诉诸“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没有看到现实中的个人是承载着历史性的现实社会关系的个人，现实的历史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预设了一个理想状态的应然之“人”、预设了一个应然理想目标，把它看作追寻的目标和历史的动力，然后把历史发展看成是这一应然之“人”或应然目标的自我异化过程，以此再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和社会。其结果是，这种对历史的探讨不可避免地消除了历史发展中的全部物质因素，而任由理性、精神、观念自身进行自由遨游，它所涉及的就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思想、精神和观念的历史。因而从现实社会实践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出发分析传统历史观的种种理论误区，从社会基本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去分析历史规律，强调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变革的主体力量，以一种现实的力量而不是精神的革命去变革现实社会，这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创新性变革和基本特点。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正是建立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过程之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自由及其实现这一人类哲学史上的存在论—本体论问题放在历史规律中去寻求，彻底消解了历史不可知论及其危害;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上实现了范式转换与逻辑超越，突破了历史虚无主义或者通过神学教义与经验表象进而诉诸信仰启示，或者在思想、观念层面强调无人身理性的纯粹逻辑演绎与逻辑自洽进而诉诸理性自觉，最终通过由“是”向“应该”的回归来化解“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之理论内在局限，而是主张以现实力量在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中真正弥合“是”与“应然”之间的鸿沟。这体现在：其一，在如何理解历史以及历史规律探讨的前提和基础上，首次以物质资料的生产超越传统观念论哲学的先验理念、精神、意识及其逻辑运演;其二，由历史的实践前提则推导出历史的动力在于现实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非精神、观念、意识的自我运动;其三，现实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作为历史的动力，决定了历史的真实进程表现为由分工所导致的所有制方式的演进过程，而非思维逻辑的演进过程;其四，在共产主义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途径上以现实革命运动取代精神革命;其五，在历史的主体即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上以人民群众取代精英人物与先知先觉。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目的、主体及其实现路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改变了人类理解历史的图景。

　　超越历史虚无主义的当代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是中国不断探索从落后走向先进道路的历程，是从农耕文明下的宗法社会向现代文明下的法治社会不断前行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我们进行得非常曲折。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化的动力是由于外力作用引起的，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向西方学习与自我探索相结合的过程。当时我们看到了西方强大的直接原因在于其科技的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因此我们向西方的学习最早自然地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我们终于认识到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不能让中国摆脱落后，然后才又推进到了科学层面的学习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我们猛然惊醒，意识到政治制度背后有思维方式的支撑，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变则社会体制的变革会遇到阻力，西方近代的强大最终在于其思想方式上，因此我们才又转向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伴随着其他西方思潮开始进入中国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并有着开创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是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困苦后自觉选择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其他主义和政治制度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正如毛泽东所提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表明，任何离开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试图用一种预设的合理模式来加诸中国社会现实的探索实践，可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于事无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比如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改革目标与现实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过大的矛盾;纯洁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期许与现实中不少人心中无敬畏、道德无底线现象大量存在的矛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与人与自然关系极度紧张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与人们对公共生活不适应的矛盾;依法治国的时代需求与制度缺失、制度意识淡薄现状之间的矛盾，等等。但要化解哲学矛盾，推进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成因，分析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各因素的基本特点，不断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以先进文化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信仰支撑和价值航向，进而为社会的前行开启真正有益的路径。而“中国全盘西化”论、“英雄史观”、丑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等等观点和主张，其实质就在于以一种“预设的先验和应然标准”，来解读中国历史与现实进程的直接结果，它显然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出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合理思路，必然陷入到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路之中，因而对其予以矫正并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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