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资料图）
笔者在《用唯心史观解读上山下乡的一篇典范文章》中对邓晓芒教授《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的反思》一文具体揭露、批判了其如何运用唯心史观总结、批判、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当前思想战线上由《辽宁日报》一封信引发的关于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大讨论正在深入发展。读完邓文之后，又一个认识跃上心头。邓文是个别，但个别包含一般，这个个别不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高校意识形态一般问题的一部极其现实的、活生生的、真实具体的感性事实材料吗?其原因有三：一是该文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二是在较为知名的高校工作的教授、博导，三是一名哲学专业的教授、博导，且从哲学的高度认识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对于我们认识高校意识形态问题具有极其典型的意义。
一、 高校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
毛泽东1965年在“五·七”指示中说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实际指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状况。毛泽东这句话绝对不是说，当时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包括高校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承认多数知识分子受党的教育多年，并自觉向工农学习，世界观方面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如马克思说，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各种剥削阶级观念的存在。尤其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渗透到整个社会各个角落，“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鈡粟、黄金屋、颜如玉”等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虽然中国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知识分子阶层相对接触西方文化比一般的普通百姓多得多，因此西方文化特别是拜金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也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多数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旧社会的经济、政治地位较高。种种原因导致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相当之多，少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整体上完全都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立场、观念，而且自觉不自觉地用他们头脑中封建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糟粕性思想从事教育和影响学生。毛泽东看到了教育战线的这种状况，因此，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毛泽东这一思想却遭到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和反抗。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决议》的出现，邓小平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这个判断显然是针对毛泽东的，是完全否定知识分子队伍中不同程度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甚至完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客观状况。这个判断确实受到了知识分子队伍多数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极其严重的人的极大欢迎。从此，“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这一字眼从领导人讲话、会议决议和主流媒体中完全彻底消失了。其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尾巴翘到天上了，似乎他们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是“无产阶级”的，都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实恰恰相反，一方面，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抛弃了自身追求真理和扬善抑恶的功能，把如何赚钱和追逐个人名利地位作为人生追逐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作假、贪污腐化。另一方面“胆子越来越大”，公开在课堂、媒体、网站、微信微博发布大量反马列主义、反党、反社、反毛泽东的言论。许多同志指出，《辽宁日报》信中揭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说他们其中有些人只是思想方法或有某些错误观点，而邓文就完全不同了。笔者前不久写的《高校意识形态问题、根源和克服途径》一文中写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在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他们其中有些人包括其后代不能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把自己的怨气一直延续下来，且影响他们的学生及亲近人员。他们错误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共产党、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于是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如媒体、互联网、出版物也包括课堂上直接间接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抱怨情绪，且夸大、歪曲事实，最后发展到对毛泽东、共产党、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及祖国的极端仇视。个别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被推翻的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的后代，他们的个别言论和行为就是其父辈的延续。”我们看看邓文的基本观点。该文的错误当然包括思维方法的错误，但思维方法的错误有许多是认识问题，而邓文不仅是思维方法的错误，其最主要最根本的错误是阶级立场的错误。整篇文章都是站在反对革命包括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反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的立场上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对工农群众进行的“民族恨、阶级仇”的教育是制造 “仇恨”、农民革命蔑视一切“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农民文化是“痞子文化”、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思想是“民粹主义”，上山下乡不仅是对知识青年的“迫害”，而且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是“极左思潮的畸形怪胎”，谁肯定和赞扬上山下乡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哲学依据是系统的唯心史观，而唯心史观的阶级基础就是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邓文口口声声谴责、声讨“仇恨”，但整个邓文中字字句句、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革命、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充满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这不是“阶级立场”是什么呢?这难道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吗?文中有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味道吗?有一丝一毫的“人民群众”的味道吗?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味道吗?有一丝一毫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味道”吗?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呢?这个帽子不是人民强加于他的，而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这个帽子名符其实、千真万确。用1957年反右派的正确标准，绝对是一个完完全全合格的右派分子。
二、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实客观存在。
毛泽东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同上，第390页)毛泽东这一结论，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原理，另一方面就是依据中国当时的客观现实。毛泽东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和阐发的党的基本路线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深化，同时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事实依据。但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只是承认一定范围内上还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只是承认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而基本否定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表现。
高校是研究和传播文化的场所。阶级社会的文化现象本身就有阶级性。中国当代社会存在三种对立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虽有较多的精华内容，但其主导是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糟粕性内容。西方文化对于封建文化而言是历史的进步，但本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其最大程度继承了人类其它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的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本质是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解放的文化，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制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文化研究、传播的高等院校应该研究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包括宗教神学。但客观存在一个运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传播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各高校特别是文科院校，加大了西方文化课程的比例，这无可非议。但开设和研究的目的是科学评价这些学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过程。其同马克思主义课程共同的教学目的都是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但由于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高校实际上形成了三种文化鼎力的局面，谁开什么课程，谁就说自己的这个理论如何如何正确，无限夸大其精华，而不讲其糟粕甚至把糟粕也讲成精华，谁就讲自己的文化能够救中国。近些年来，“普适价值”理论的猖獗就折射出高校西方文化泛滥的严重状况。于丹“百家讲坛”的主要内容以及人大某领导竭力鼓吹强化“国学”等反映了讲中国文化的人的状况。开设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点就都是一定程度上甚至完全排除马克思主义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除还有一部分人员科学讲授其基本内容，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及指导思想不动摇。也有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教授、讲授也在课堂和研究中质疑、否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著甚至革命领袖的人格。12月6日，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坚持高校文科正确教学方向理论研讨会《纪要》中指出：“与会教授有一个基本估计：目前，在高校文科领域，‘全盘西化’的问题非常严重，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边缘化，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已经成为主流。例如，文学专业开设马列文论课的寥若晨星，经济学专业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天下，法学专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近乎‘全军覆灭’，思想政治这门公共课也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严肃内容，成了各种错误思潮、流言蜚语的集散地……近些年来，在中央的指导下，马工程编了不少好的教材，但是许多高校予以抵制，仍然用自编或自选的含有许多错误内容的教材。这既有价值观上的选择，也有经济利益上的盘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则成了受孤立、遭嘲讽、被冷落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带有利益导向的社会定势。除少数意志坚定者外，大多经不住这种潮流的裹挟。”“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所谓‘公知’教授，视爱国主义和学术规范为敝屣，功底浅薄，甚至不学无术，却热中于以危言耸听和恶性炒作来捞取荣誉、地位和金钱。他们或与不法富商勾结，或与境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信口雌黄、造谣撒谎，诋毁中华民族、咒骂中国共产党、污蔑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同时美化汉奸、阿谀西方、吹捧反动派、鼓噪中国走向依附式资本主义的陷阱。‘朝扣富儿门，暮随洋人尘。残杯与冷灸，便可卖自身’，就是这些人的生动写照。”笔者非常赞同上述观点，且最近所写《高校意识形态问题、根源和克服途径》一文说，大学 “岂止是个别老师对领袖人物的戏谑和嘲弄，比其更严重的就是整个高校西方文化的肆意泛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在逐步下降、消弱、淡化，竭力鼓吹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救中国的思想。尤其是近些年的‘普适价值’几乎渗透和影响到所有的文科，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文化课程翻番增长，且不加批判地全部照搬。某些学科甚至超过马克思主义，如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法学等等。前不久人大教授揭露的大学西方经济学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许多文科类课程竭力取消甚至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开设的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课程中，大量充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竭力宣扬其中的糟粕性内容，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社会基本矛盾观点。在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类课程中，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学校许多领导及管理人员对马克思主义学科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人员抱有鄙视和不屑一顾的态度。”
哲学领域也是如此。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独立的一门学科，学术领域把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者统称为西马。其中少数人还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在质疑、批判和所谓“创新”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中已经占统治地位，即使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授、博导和研究生相当多人也把质疑和批判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要方向。撰写邓文的邓晓芒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教授、博导，2009年调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过数十部著作，研究成果累累，且在全国、教育部多次获奖，全国哲学界知名度较高。德国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批判地研究黑格尔哲学，进一步挖掘合理思想，深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工的一项重要使命。但仅从邓文中可以看出，他丝毫没有接受任何唯物史观的任何基本观点，更没有运用黑格尔的精华即辩证法思想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尤其对上山下乡、对中国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较为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可见其骨髓深处已经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了，已经彻底地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了。可想而知，在社会主义的三尺讲台和科研成果中能不宣扬德国古典哲学和整个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东西吗，能不宣扬其鄙视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思想吗?这不恰恰证明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和严重性吗?中国当今社会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英雄史观思潮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邓晓芒一类教授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或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高校确实背弃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
毛泽东一开始他的革命生涯活动，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教育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进程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已经提出和阐发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建国以来，关于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关论述更是比比皆是。这些思想中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教育目标即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二就是途径手段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尽管文革前的近三十年，教育战线的问题较为严重，但总体上一直强调按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对其批判和改革中，且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文革后，文革的彻底否定和《决议》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也遭到彻底否定。就教育培养目标上，完全不提“社会主义觉悟”和“普通劳动者”思想，用抽象的“人才”概念取而代之，实际目标就是培养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艰苦的人上人、精英、贵族。“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不认人民、不认民族、不认祖国的类型的大学生成批成批的出现。就培养途径手段上，再也不提教育的阶级性和政治属性，不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各类学校包括大学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只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由此造就的相当多的大学生连基本的是非、美丑、善恶的辨别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都没有。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实际是教育者本身包括学校各级领导和许多教师本人就没有基本的是非、美丑、善恶的辨别标准和自我调控能力。其本身就不会做人，如何教书育人呢?而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如此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舆论阵地的丧失恰恰就是背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突出和典型表现。
邓文的直接内容是评价上山下乡，但文如其人。从整个邓文的字里行间及基本观点中，就可以透视出邓晓芒教授的做人标准。第一，其对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反抗、斗争、革命意识、行为极端仇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端仇恨，对人民领袖毛泽东极端仇恨。如此立场、思想、行为说明其完全彻底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味道，而浸透的完全是被中国革命推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官僚的“觉悟”，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觉悟”。第二，其鄙视农民、农民革命。不仅恶毒攻击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起义，且极端指责当今中国的农民，号召当代知识分子远离农民、远离劳动、远离艰苦。其本人就是一个三脱离的典型的所谓“事业成功”的人上人、贵族和精英。第三，哲学区别于其他所有学科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从世界观、历史观的视野、高度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德国哲学中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就他们那个时代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已经做到了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为在德国发展资本主义基本尽力了。但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如果简单照搬这些人的哲学思想评判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做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来。邓文虽然是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上山下乡，但用的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德国哲学和西方人道主义的糟粕性内容，因此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出现的上山下乡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做出一系列的荒谬结论。爱因斯坦谈到教育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错误倾向时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情感，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310页)邓教授污蔑上山下乡是“畸形怪胎”，但按照爱因斯坦的逻辑思维推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畸形怀胎”的教授，恰恰是西方学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而出现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可以说，高校出现邓晓芒这类“怪胎”型的片面性的人物，且得到如此之多的荣誉和地位，就是教育战线背离毛主席教育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产物。且这类人物利用其地位、荣誉还在影响其他学生和整个社会。教育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不回到毛泽东教育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轨道上来，整个教师队伍包括学生中出现这种畸形人物只能是越来越多，其对社会的危害性越来越大。
参考阅读：郝贵生：用唯心史观解读上山下乡的一篇典范文章—一评邓晓芒教授《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的反思》
附：
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今年是我们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记念这个日子，一起来反思这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们在这里转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充满坎坷的道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所启动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50年后的今天，与当时相关的诸多恩怨都已经淡化，我们才有条件来对这场运动做一番远距离的冷静的审视，这种审视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观的、贴近真相的。
(一)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解决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本质上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小民百姓从来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谋生路，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且一般说来，城里总比乡下的机会多。读书人呢，有科举的路，科举不第，也还可以当幕僚、教私塾，帮人写对联、写信和写状纸，算命看相行医，做乡绅和“喊礼”，也可以经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毕竟不多。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发达，科学昌明，专业分工明确，开始有了“失业”问题。这或者是由于专业设置不当，或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当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通过调整专业培训和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税收、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或者是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的办法，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百废待举，第三产业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不便，各行各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个时候在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工资极低，只求有口饭吃。有的家庭靠母亲在街道工厂糊个纸盒什么的，就能够供家里几个孩子念书，虽然非常困难，也能勉强度日。文革后期赶人下乡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城里吃闲饭，只要赖在城里，总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问题，相反，只要放开让大家去各自谋生，只会有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的确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开让百姓自谋生路，而要把就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压制街道工厂和市场的自然发展。60年代的街办工厂和小集体单位自负赢亏，搞物质刺激，被视为如同农村的“三自一包”那样的非社会主义企业，是绝对不容许其坐大的。这就使得街道企业和小集体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贯彻“阶级路线”，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的确面临如何处置的问题，必须把一部分学生打入“另册”，以制造“阶级矛盾”，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的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极左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应。文革后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套办法也成为解决红卫兵造反派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有的追溯到苏联模式，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的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的追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必须清理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很自然地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但国际上的民主思潮讲的是自由和平等，而东方包括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极容易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但传统的皇权专制一旦坐稳了天下，通常都要从这种农民革命的仇恨激励转向社会和谐，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沿用着“马上治天下”的思路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世界”。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的“合纵连横”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
因此，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革命”，革命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其次是仇恨，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第三就是大众崇拜、底层崇拜，或者“劳工神圣”。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为他们服务、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对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乡的意义，一个在于这是一桩“革命事业”，是为世界革命作贡献的壮举，是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的措施;再一个就是“返本”，回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这些话语在我们当时看来，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
所以，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
(二)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觉得那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甚至渴望回到那种没有心计、互相坦诚、天真纯洁的时光，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一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毫无反思地表现出来，甚至到舞台上去公演，唱红歌，跳红卫兵舞，都成了炫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激情的一种公开的方式。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当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我们的回忆就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纪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几个朋友的回忆中，而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我们身后，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我们等于不曾活过。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结》，意思是让我们走出单纯的怀旧和自恋，放眼我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反思人性从朦胧到觉醒的艰难历程，这样来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提供某种深化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我们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掷，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三)
最后，我想在这知青下乡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们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他们所面对的死亡不久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生究竟如何评价?在面对死神或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吗?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们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寻烦恼。他们拥有了人生阅历这份精神财富，却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们开始遗忘，消极地对待人生，相当于等死。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经历过来的人都始终能够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抓住我们剩下不多的生命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我们好不容易到人世间来走了一遭，如果草率从事，匆匆忙忙，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来了。
我体会人生越到后来，越有嚼头，当你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看得更透，你对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轻时候我读哲学，一位朋友的父亲对我说，哲学是要到45岁以后才读的。虽然我并没有听他的劝告，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过来理解：哲学到了老年以后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才知道它的用处何在。
不论对哲学有没有兴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是你的哲学。我们平时忙于生活，无暇顾及思考生活，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哲学的。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一个接触哲学的机会是我们在乡下感到绝望，前途一片渺茫，时常百无聊赖的时候，那时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发这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哲学中来寻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离不弃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个机会就是当前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上，生活的重担已经逐渐卸下，我们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来，而且回顾过去，我知道有许多朋友们会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鸡毛，不堪收拾。当然也有得意的，觉得自己混到今天有这样，也算是不错了。但毕竟现在有更多独处的时光，从50年前的那个日子开始，生活像一条红线一般把自己的记忆一直牵引到了今天。如何将这条红线理出个头绪来，而不至于变成一团乱麻，这就是哲学的功用。
幸好，哲学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人的本性。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当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只有哲学能够帮你走出迷惑，将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i] 本文为长沙市2014年11月2日在纪念长沙知青下放江永县50周年论坛上发言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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