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发展模式的博弈

　　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深意。我们只有通过改革发展的根本途径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国或强国,即亨廷顿所谓的“核心国家”,才能有效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199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一书——一本教人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论著,其核心观点就是“文明冲突论”。在这本享誉世界的名著中,亨廷顿先生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但梳理近二十年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我们却不禁产生疑问:国际社会种种矛盾纷争的背后,真的是“文明的冲突”吗?当我们透过现象迷雾看本质的时候,或许会发现:从来就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不同发展模式的博弈——这才是冲突的本质。

　　如果真的存在“文化的冲突”,那像东盟这样的共同体可能根本建立不起来

　　尽管文化和文明之间有着重大区别,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是把它们交替使用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也是“文化的冲突”。

　　所谓发展模式,是人们在进行发展实践时所选择及实行的理念、途径、原则与结果的统一体,或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道路、经验和结果等的归纳总结所形成的学理抽象。发展模式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概念。就构成要素而言,发展模式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包括人的要素以及其他的要素,如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地理要素等。其中,如果哪一种要素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那么,就会形成以该要素为核心或载体的发展模式,如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西方发展模式等。在“发展模式”中,既有一种表示外在的发展现象性的东西,如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发展的成果和发展的问题等;也深藏有一种发展之所以取得成果及造成问题的内在根据性的东西,如人们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把握到的关于发展的制度、道路、方式等的东西。

　　经济无疑是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因素。在文化与社会发展及其模式的关系中,文化和发展模式中的经济因素及利益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济活动或经济利益直接决定着文化的属性和功能。但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就颠倒了文化和经济及其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等等。其实,就文化和经济及其发展而言,显然是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及其发展。当今世界存在许多共同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共同体,而这些经济共同体包容着众多不同的文化要素。以东盟为例,东盟就是包含着许多异质文化在内的具有共同体特性的组织。如果真的存在“文化的冲突”,那么,这种共同体可能根本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维持不了多久。类似于东盟这样的共同体或跨区域、跨国家、跨文化组织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发展的共性,具体说就是发展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即利益上的共性,利益的共性可以容忍或包容文化上的差异性,因为相对于利益,文化毕竟是次要的或第二位的。利益决定着文化,文化反映着利益。如果不同的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有矛盾,即使文化相同或属于同一文化也会有冲突;而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共同性,即使分属不同的文化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忽视了现实的发展利益,大搞文化至上,把复杂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现实关系,简化为文化关系,是无法解释普遍的事实的。

　　文明的强弱或有无“世界意义”,完全要通过发展模式这支杠杆来实现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权力与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那么,亨廷顿所理解的“权力”是一个什么“东东”呢?他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行使权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显然,亨廷顿所说的“权力”其实是指“发展力”或“发展的能力”,他在上述所列举的关于支撑“权力”的种种要素如经济、军事、制度、政治等其实都是构成一定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对所谓文明或文化的分析,也是以支撑文明的发展及其模式为最后着眼点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第四章,还分析了西方权力在冷战后所面临的两种现实情况: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第二幅是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权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在亨廷顿看来,“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

　　亨廷顿上述所谓“西方权力”的世界地位问题,其实就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世界地位问题,因为他所涉及的一系列现象或要素如经济增长、失业、赤字等基本上都属于发展的范畴,都是发展模式的组成要素,可见,不是西方文明的支配或衰落,而是文明背后的发展模式的支配或衰落的问题。

　　总之,“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文明或文化是外在的、结果性的,而对文明或文化起着支配作用或决定作用的则是其背后的发展或发展模式。如果说,西方文明或文化是先进的强大的,那也只能是其背后的发展模式的先进或强大。换言之,文明的强弱或有无“世界意义”,完全要通过发展模式这支杠杆来实现。当某种发展模式陈旧、落后而没有什么生命力的时候,那么附着于其上的所谓文明就只能是一种弱势的文明或文化,甭说影响其他文明,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当一种发展模式先进并具有强大生命力时,那么附着于其上的文明或文化就会大行其道,扬威于世。如果亨廷顿先生能活到今天,他也大可不必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因为即使在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情况下,西方强权世界依然在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地向世界推行着他们的价值观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扩张”。但在这种扩张的背后,恰恰存在着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亨廷顿就不无自豪地指出,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但无论是作为“软权力”的价值观,还是作为“硬权力”的军事力量,其实都是发展的产物和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可见,在根本的意义上,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就是发展模式的冲突,是强势的发展模式对弱势的发展模式的干扰和同化,是弱势的发展模式对强势的发展模式的反击和对抗。

　　那么,强势的发展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发展模式总是与某一核心国家或某一大国紧密相关。那些强势的发展模式或强势的文明,总有某个核心国家的支撑和扶持。核心国家是什么样的发展或坚持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那么,依附着核心国家的那些国家往往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及其模式。这实际上是核心国家对非核心国家“吸引性”的表现。那么,核心国家是如何“吸引”那些非核心国家的呢?其一,核心国家通过自身优良的发展及其模式来吸引那些非核心国家,使它们与自己坚持相同的发展模式;其二,核心国家通过制造共同的敌人来吸引那些非核心国家,有共同的敌人,就意味着有共同的利益;其三,核心国家通过威胁、军事战争等极端手段即以暴力威逼的手段把那些非核心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轨迹中去。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正是这样做的。

　　“文化认同”?“利益认同”!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提到了“文化认同”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他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他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亨廷顿还说:“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

　　亨廷顿的上述说法,至少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当今之世,属同宗同文或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隔阂、疏远甚至相互对立、冲突的例子并不少见。如朝鲜和韩国,虽然彼此同属一个民族,也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至少在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也是发展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面是不相容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至于亨廷顿所谓的“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他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同样是没有普遍性根据的观点。事实上,国家总是追随对他们有利的国家,即要从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利益上来判断国家间的结盟与否,而不能仅仅从文化上来判断。至于亨廷顿所说的“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又是一个荒谬武断的观点。例如,在阿拉伯世界,美国和伊朗作对——这似乎是文明的冲突,但美国和沙特却是盟友,这又做何解释呢?而美国和沙特完全是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它们应当冲突才对。总之,亨廷顿的“文化认同”的观点,明显是把文化因素绝对化、至上化,犯了文化至上主义的错误。文化当然重要,但如果把文化绝对化使其脱离了现实发展并把文化当作了发展模式的唯一要素,就一定会陷入文化庸俗主义的泥淖。这既与大量的事实不符,在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冲突也好,结盟也罢,不在于文化,根本的是在于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深意,即它从文明或文化的角度为西方霸权包括文化霸权进行辩护性说理。事实上,《文明的冲突》涉及到了三个关键词:利益、力量(权力)和道理,而这三者的关系恰恰是这样的:利是力之源,力是利之器;有利应有力,力强则利大;人人都逐利,视力分高下;有力才有理,无力理是“气”;理中含着利,理使力“合理”。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分明看到了力对利的重要性,因而在当今世界,它们把利和力发挥到了极致:超强的国力追逐着至上的国利并向世界推销着它们自认为的“公理”。

　　在这样一种国际情势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国格,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就必须做两件大事或面临着双重任务:其一,在国际上,要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安全,抵御外部的不良影响;其二,在国内,要加强建设,通过又好又快的发展或稳健的改革来增强国力,即通过改革发展的根本途径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国或强国,即亨廷顿所谓的“核心国家”。因为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有效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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