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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与中国城镇化观察--中国城镇化过程的怪象不容忽视

寿思华 · 2015-01-2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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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城镇化是个世界趋势,也是个发展规律,人们必须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城市要服务于乡村,要与乡村发展结合融合;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文章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建设的理论,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指出,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某些不容人们忽视的怪现象:①不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前提和基础;②损毁历史文化;③城市是高高在上的孤岛,成为乡村的主宰和掠夺者;④公共设施不姓“公”;⑤美丽的外在面貌与不健康的内涵;⑥对城市病漫延视而不见,等等,这样的城镇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人民群众对发展的基本要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①以十八大的精神指导和推进城镇化;②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③城市要真正成为领导和强有力动力;④要有健康的机体和丰富的内涵;⑤管理好城市。

  城镇化,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的称谓有所区别,但其内涵实质是相通、相似、相同的。城镇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象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是人类发展的客观,它不容人为去阻挡,人为阻挡只能是螳臂当车,是要吃苦头的;它也不由人们去拔苗助长,拔苗助长同样会要吃苦头,为人们自己设置陷阱。城镇化是个世界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个发展规律,人们必须善于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

  城市的产生、兴起、发展是个客观事物,也是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会有城市产生的,城市和乡村不可能分离。原始时期,人类靠打猎、摘野果维持生活,延长生命。这时由于生产力发展状况只是简单形态,人类狩猎、打果只能勉强度日,没有剩余的物质,甚至还处于物质紧缺状态。这时的人类社会,虽然是公有制社会,但这种公有制并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命运,即分享仅有的物质,以求生存的基础上。无论如何,没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区别,没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别,更没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也就是说,有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就产生了。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的。而“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才得出这样结论的。对这一结论,可以从现实中得到证实。随着城市扩大,城市一般政治机构,比如行政机关、警察、财政税务等部门都在不断扩大,用人数量也不断增多,他们主要是从事精神劳动,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更具体更细致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更明显了。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城市建造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而这一进步,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的。

  (二)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成果,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必然也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城市:“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1913年7月),“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斯大林也说:“大家知道城市比农村发达,城市是农村的领导者,所以任何社会主义事业都应当从城市开始”(斯大林:《土地问题》1906年3月)。事实就是这样。自从城市产生,人口、生产工具、资本、政治机构、赋税..等等都向城市集中,从而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发展及其数目的增加,从而对人口、对生产资料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吸引力,促进了生产力的更大更快发展,当然同时也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正是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促进商业服务业革命和发展,同时也把农业从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向商品化和现代化迈进。离开了城市的主导,脱离了为城市服务,无论是农业农村还是商业服务业,都将要回归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要得到大发展、快发展,还有可能吗。而城市集中了大量的政治机构、生产资源、生产要素,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本,如果城市不发挥中流砥柱的、领导的作用,它怎么让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怎么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呢。退一步说,即使靠集中人口、资本、要素、资源,只是单单让城市极大地发展起来,而不去领导农村一起前进,不仅是造成极大的浪费,甚至会是到头来城市本身也要走进发展的死胡同。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是在乡村聚集力量,通过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最终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也要走城市领导农村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由乡村到城市,并不仅是一种形式或状态的转变,而且是内容和实质的转变,是要发挥城市的应用的和客观的作用,要让城市真正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最大限度发挥好千百年来发展进步所集聚在城市里的能量,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好更大更快发展及社会更大更好的进步。

  (三) 城市要服务于乡村,要与乡村结合融合

  城乡分离才产生城市。然而分离不是分别,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城市的发展,首先必要的当然不是一般人口的增长,而是纯粹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人口的增长,而商业服务业决定于工业的增长。这必然地导致直接从事食物的生产、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在农业生产力一定的条件下,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意味着会减少食物、工业原料的供应。而要保持供应量不变,就必须提高农业效率,就必须在改良品种、改良生产工具,改变生产方式等方面有所作为。这显然需要城市帮助农村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现实中,城市通过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给乡村提供的良种、农业机械、化肥等生资料,就表明了城市为乡村服务。城市建立起来了,发展了,不是光为城市本身,不能忘记了乡村和农民。要真心实意地与乡村结合融合起来。“城市工人要把城市里创造的一切好东西如宫殿、房屋、文化等让农村享用,因为他们知道,不同农业工人建立巩固的联盟,城市工人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列宁:《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1919年3月)。“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4月)。城乡分离,农村农民同样为城市生产和供应食品和原料,继续忠实地为城市服务。也只有农村能够提供粮食和原料,能够忠实地为城市服务,城市才能够存在和发展。既然如此,城市能够不为乡村农民服务吗?当然不行。不仅要提供服务,而且必须与乡村结合融合。回想多年来,那种给农村农民提供的假冒伪劣工业产品,为他们提供假化肥、假种子、假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现象,该是给乡村农民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会有何种发展结果?中央一再提出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正是城市和乡村结合融合的需要。

  (四) 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

  城市中心论有不同的涵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核心和要害在城市主宰,乡村只是在服从的、服务于、从属的地位,是没有平等与和谐协调的。而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其涵义在城市的义务、责任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城市领导农村,但是这种“领导”是建立在平等、协调的基础上的,要求城市与乡村实现合作与融合。我们知道,城市本身不仅是集中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集中了人才、财富、资源,集中了社会大生产,集中了大量的主要的高层次的政治机构,相对于孤立和分散的乡村,城市理所当然的、天然客观的就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动力,成为领导者。在现代社会,孤立和分散,规模很小的乡村,它们不可能成为商品、那怕是农产品的集散地,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有这个条件和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九)》,1870年9月)。“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Warehouses)”(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3月》。人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人口、生产工具、资本集中的城市,能够形成商品的集散地吗?能够建立起众多的营业所和货栈吗?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商业组织,组织起顺畅的商品供销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吗?“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3月)。其实,在实际上,人口、资本、生产工具等的大规模集中,形成的巨大能量,不仅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它又进一步形成吸引力,吸引人口(尤其是人才)、资本(尤其是大规模质地优良的跨国大资本)、生产工具(先进的科技及其成果)的进一步集中,形成更大的能量和动力。事实就是这样。在中国,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都实现了这种客观规律性。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城市的作用,不能发挥它们的中心和领导的作用,不把它们当成前进的动力,我们就要在实际上吃大亏。但是,怎样使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融合协调起来,采取怎样的形式和办法促进城市与乡村的合作、融合、协调和和谐。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它们还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城市作用的极大发挥,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也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

  二、城镇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怪相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去考察分析多年来的城镇化过程(我们把之作为“过程”,而不是“进程”,是基于我们对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过于跃进与不科学的事实的认识),发现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疑惑和不安因素。城镇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概念还是形象,对大多数人来讲,都已不难认识和区别了,尤其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专家,更宜如此。然而相当长时期以来,城镇化推进中却不断出现一些怪现象,而且这些怪相似乎还在不断地被固化,被坚持,就让人有点迷惑不解了。

  (一) 不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前提和基础

  就本质而言,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尤其到近、现代社会,城市就是随着现代生产力,即核心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建立、形成、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规律,在理论上尚未被打破。诚如1845年3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那样:“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会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末,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恩格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推断,英国发展的历史证明是对的。世界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证明它是对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也毫无疑问在证明其论断的准确性。理论归理论,事实另外谈,这种“两张皮”的现象下,于是使我们的城镇化出现了让人不可理解的情况。其一,城市发展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把工业企业(不管什么类型)都迁出城。本来城市就是由于工厂的兴建和发展而成为城市,发展成为大中城市。城市发展起来了,就要把企业驱赶了,似乎城市不属于企业,不能与企业相融。甚至在某个时段,在驱赶工业企业时,不问出路,倒闭、破产、毁灭了事。殊不知,工业企业能搬迁到新地方,也同样脱离不了恩格斯所讲的规律,要形成新的城区。须知,服务业是需要服务对象的,没有工业产业作为服务对象,服务业必然会死亡,现实中有时可能会出现服务业的超正常发展,但那是属于补偿式的,并非永恒的、必要的。其二,城镇化以城市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为中心。可以说,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城镇化过程中发展最迅速的产业之一,当属房地产业、建筑业。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直至目前,我们的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睡城”、“休闲城”、“死城”。农民脱鞋下田,洗脚进城,远方劳作,城里唱歌,车轮滚滚,两地奔波。这里虽不完全,但当是时下乡村、城里居民工作、生活、文娱活动的真实写照。时下最忙的恐怕要数交通,闲置最多的要数城里楼房。城市因楼宇建设多了而扩大,楼房因建多无人居住使用而闲着,城里房子因价高工薪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缺钱而无法购买,城市扩张欲大而不断征用土地搞建设,城市财政困难而不断拓展土地财政的思路,城市就在无暇顾及生产力发展,而又歪解“××就是生产力”的非良性循环与众多矛盾的交织中发展。其三,城市的功能区划分及基础设施布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升,本来是以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为目标的,如果只是单纯的照顾一个方面,应当说是不全面的。然而多年来,城市功能建设着重于生活、商务(业)流通,较少的考虑生产服务。比如城市公共交通,居民点建设较为集中在某一个划定的功能区内,大量居民集中在一起,势必造成出行困难,形成交通拥挤、堵塞的状况,居民远出从业,疲于奔波,身心俱疲,显然不利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发展的运作成本,包括企业、流通、居民付出成本都在增大。某些大城市一环再一环的建设,实际在不断地给自己的发展套上枷锁,设置桎梏,制造约束。

  (二) 损毁历史文化

  文化是世间上最具生命力、渗透力、同化力的东西。本来,文化决定城市发展的后劲。可是在我们某些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历史文化成为最无力、最无奈的东西。而在这对立面,资本又是最疯狂、最具力量、最残酷、最让人羡慕和崇拜的尤物。表现最为突出的:其一,群众性文化体育运动少见、不见了。回望一下我们的城市,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到处是舞台影院(不管是室内还是露天)、球台操场的文化体育景像已基本荡然无存。过去企业常见的各类球赛、文艺演出,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图书阅览室也是难得一见。工人成了打工者,在工作场所与住宿地两点一线来回奔波忙碌,那里还有精力和场所开展活动。取而代之先前众多而简陋的文体设施是远在宽阔场所的高档、豪华的体育场馆、剧院,不用讲一般居民难以消费,即可能消费,也难以前往观瞻,更不用讲参与了。其二,书店成了百货店、服装店、食品店、饮食店。如果我们客观地看现实,承认现实,也许新的读书无用论,始于此。文化是个长效机制,读书当然也是慢效长效的。写书(有真用场的)不得几个钱,卖书也赚不了几个钱,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高声大喊中,书店不关闭才是不正常的。急功近利、愈来愈浮躁的社风中还能有几人静下心来读几本书。相当时间来,建“娱乐至死”的豪华歌厅、游戏机(网)吧、夜总会等人们可以常见,但人们能见几个真正的新的、在居民区中便于居民购书读书的大书店或小舞台!其三,文化古迹(建筑)、名人故居一个又一个消失。随着城市扩展、改造和城镇化推进,在开发的口号下,有多少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址、多少名人故居被资本的铲车平掉,实在不可知。管你群众呼声、专家诤言,文物保护单位呼吁、过问,都无济于事。千百年来人民创造和积累的历史文化,在城市管理者的铁拳与资本的大铲下,都得消失于无形。而在这同时又是无休止地花大钱复古、造古。这确实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讽刺,是文化浅薄的诠释。至今,我们真的不知道包括古村落在内,有多少历史文化遣存被毁灭了!其四,建筑风格的崇洋媚外和庸俗化。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史是国际公认的,然而在我们国内却曾起鄙视之声。历史以来,中国留下的包括地面建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中华民族为突出的特征,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劳动结晶,它们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且为外邦所称道。可是多年来,我们却出现了“言必称希腊”的怪状,认为西方建筑才是科学,西方建筑设计的理念才是科学的理念。于是群起而效之。你看各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还有几个具有中华遗风。这实在是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其五,更有甚者,是有的地方在开发口号下,将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烈士陵园都彻底毁掉。这可是革命文化啊,是我们不该忘掉的历史啊!这就不讲了,讲了让人心酸。

  (三) 城市是高高在上的孤岛,成为乡村的主宰和掠夺者

  列宁在1903年3月撰写的《给农村贫民》一文中指出:“富裕的城市在发展,豪华的商店和房屋在建筑,铁路在修造,不管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都在采用各种机器和改进技术,——可是千百万人民大众却仍旧在过苦日子,仍旧在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劳碌一辈子。而且失业的人愈来愈多了。不管在农村或者在城里,愈来愈多的人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在农村里他们饿肚子,在城市里他们落入了流氓无产者的圈子,象野兽那样挤在城外的地窖里,或者挤在象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中那样糟透的贫民窟和地下室里”。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现代社会,在中国,不可能、也不会重演一百多年前俄国的现状。然而现实就折射出这些现象的现代版:就业困难,农民工进城居无定所,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外出打工养家糊口,农村家中无人照顾,小孩进城读书困难,进城农民工分帮立派斗殴,等等。相当时期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城市不断扩张,迅速蚕食原来作为城郊,甚至是远郊的良好耕地,使原来赖以土地生存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拿到不多的所谓“补偿”。然而失了地的农民并没有真正地成为市民,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只能游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社会可曾想过,这些失地农民,一旦在若干年后把“补偿金”花光,他们将如何生存?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将如何生存、繁衍?推进城镇化,社会何以如此看待农民,此不解之一。不解之二:大力开发矿藏资源,这是城镇化推进同时的产业发展重大行为。然而在大力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的旗帜下,大量征取农村土地,变更土地使用性质。农民不得已拿了不多的补偿离开土地。资源开发,矿物挖掘,富了企业主,有的资源甚至成为外国他地的财富根源,污染却留给当地,生态遭受破坏的窘境由乡村去感受,似乎这一切都与城市无关。不解之三,长期以来,城市的生活垃圾统统拉到郊外弄个地方填埋就算是无害化处理,殊不知填埋场未满时露天的臭气熏天,填埋后的渗漏污染土地和水源,似乎这一切也与城市无关。更甚的是工厂垃圾、化工垃圾、卫生垃圾也时有倾倒在山区和乡村,污染土地和环境。不解之四,随着城镇化推进,产业大发展,一些不良企业,甚至是大型企业,其生产过程中的大量不达标的废水往江河渠道直排,或排向乡村农田灌渠,进入田地。使大量江河水变质、发黑、发臭,使农村人畜饮水困难。至今,还有多少江河水是达标的难以得知,又有多少土地遭受重金属及化工毒素污染,根本难以计数。尤其甚者,一些不良厂商将废水直排地下,流入暗河,人们至今难以清楚所制造的污染深入到地下有多深多广。似乎这也与城市无关。良好的水资源要靠乡村(包括山区)保护,土地资源天生就属于乡村,矿藏资源就在乡村所在地方,但是这一切都成为城市掠夺的东西,城市只看到自己,只顾及自己的繁荣、豪华、欢乐。乡村对城市的作为只能是无奈,只能是屈服。这样的城镇化不正是马克思主义要拒绝的吗?

  (四) 公共设施不姓“公”

  顾名思义,城市的公共设施是为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是为全体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只不过乡村居民是只有在进城时方能受直接服务,否则只能受到间接的小服务),故名曰“公共”,表明它姓“公”,重要的是它的公益性。然而我们很多的公共设施并不真正姓“公”。其一,拆街道扩路,变豪华街道为停车长廊。真正随着发展要扩大街道,把街道搞得更宽一点,豪华一点本无可厚非(这一点也存在不同意见,存在质疑)。然而政府花了大钱,拆了民房,拓宽了街道,美化了街景,却把宽阔的城市街道又变成了停车长廊,甚至让有关监管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划上了停车位线,专门设立为停车的服务站点,使之合法化,这不是把公共设施姓“公”改为姓“私”了吗?其二,街道摊点的占地经营,乱摆乱卖。沿街店铺,超出店铺,超出店铺面积占用公用道(地)经营现象比较普遍,有的人行道都走不过去,盲道也被封占了。这当然是政府管理者的责任。群众不能用的公共设施还姓公吗?其三,在远离居民区的地方建图书馆、阅览室、博物馆、文化艺术馆、体育馆、展览馆、群众活动中心。这些都是花巨款建设起来的公共设施。然而远离群众,孤零零建在正开发、待开发地方,它们真的可以能为谁服务。但这确实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样的公共设施真正是在为谁服务,它们还真姓“公”吗?难道在居民集中区真的就腾不出建设公共服务馆、室的丁点空间吗?值得深思。其四,混乱的昂贵的农贸市场和居民菜市。这是公益事业,是直接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服务的场所。自古以来,这些作为公共设施都是由政府建设,也是由政府管理(或派出机构、派出人员、委托人员管理),应当说,它属于政府“门面”。然而长期以来,在“一包就灵”之下任由承包者为所欲为,摊位租金轮番上涨,管理却硬是不到位。让人看不不懂公益事业的面目和内容。

  (五) 美丽的外在面貌与不健康的内涵

  一个健康美丽和谐的城市,应当是开发与效果的统一,生产与生活和统一,发展与进步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外貌与内涵的统一。没有这几个方面的统一,这个城市是不完善的,称不上是一个健康、美丽、和谐的城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建设却是美丽的外在面貌与不健康的内涵同时存在。而奇怪的是管理者都浑然不觉,不闻不问,开发商又是自顾自地一味大力推进属于他自己的事业,不顾后果。其一,好大喜空。相比许多大国,如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中国是人多地不广,尤其耕地、好耕地更少。理应在推进城镇化中尽可能地节约、集约用地。然而多年来,各城市都是喜建豪华场所,争先恐后建地标式建筑物。占地多,使用少的楼堂馆所比比皆是。行政部门建的办公楼一处又一处且不说,更是宽敞明亮,大间、套间、层级不一而足,住房也是别墅,楼中楼、大套房。“好大喜空”,成为城镇房屋建设的一大“亮点”。其二,挥霍浪费。挤占公园绿地、江河岸边、填湖填池塘建别墅、楼房、办公场所。使大量的公园,生态地域、公用地变相成了个人或小集团所有的领地。便有甚者,利用大量耕地、林地建高尔夫球场为富豪、腐官服务。这是对土地的最大的挥霍浪费。其三,弊端尽露。城市里热岛效应和内涝现象同在,街道“剖腹开膛”的现象常现。天气炎热时城市的热岛效应异常明显,街道如烧热的铁板,蒸气腾腾,让人喘不过气来,而头顶上又绝无遮盖,任由太阳暴晒。而一旦下雨,就是街道成河,内涝成灾,小雨小涝,大雨大涝,甚至无雨也涝(排水道不畅污水积存)。街道“剖腹开膛”,今天放这,明天换那。这实际是城市的规划、开发、建设、各方利益搏弈,等环节出了问题。然而多年来城市管理者又多是熟视无睹,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从根本上去调查研究解决。其四,乱排污,对治污也总是浅尝辄止。对企业的污水直排、偷排、乱排自不待说,生活污水的排放也缺乏章法。至今,还不知有那些城市在思考人粪尿的排泄变污为宝的问题,这可是发展生态农业的极好资源啊。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的地下水的抽用,有的甚至一边抽用,一边用污水填补。这要潜伏多大的灾害啊!其五,“娱乐至死”、赌博、传销、吸贩毒、买淫嫖娼。这些都是多年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真真实实的问题,在群众和官员中已是不讲自明的。只是被人们捂着、盖着,也许是耻于谈及,也许是讲也无用而大家都不明言罢。对这些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处理就是搞运动,一阵风,过后又复燃、泛滥,似乎人们对它们总是无奈的。其六,抢劫偷盗猖獗,流氓叫化者处处可见。每每破案,总是无业流民者犯事居多,社会该如何管理、教育、避免,都没有从根本上去思考,相反的是要求人民群众人人都成为防盗防抢的专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是历史的事,同现代化毫无关系。其七,造假售假,垄断经营。不仅日常用品有假,食品也有假,甚至有毒。为什么,利益(利润)至上惹的祸,在利润至上又涌现了垄断经营,人民群众对城镇中存在的这些大量的现象真的很无奈。

  (六) 对城市病漫延视而不见

  城市病是世界性城市化过程中的通病,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解决它,治好它需要认识,需要谋划,需要办法,需要经济基础,需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支撑,需要一些特殊的思考,需要花时费时。城市病具体表现的特征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贫困失业、犯罪疾病,健康危害、住房紧张、城市灾害、安全弱化。这些城市病在发达国家爆发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爆发过,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是仍未根治。目前城市病正在发展中国家流行,中国也难逃此恶侵。如何不是未雨绸缪,及早谋化良策,我国也将迎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而且“城市病”必然毫无顾忌地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传导、漫延。我们这里不分析研究城市病的由来、因果与路线。但仅就对“城市病”如何预防、减轻、治理,人们就会有一种恐惧感和无奈之举。这种恐惧感和无奈之举,反过来会增加“城市病”的病态,潜伏更多的危机,促使“城市病”漫延和加重,更加大治理的难度。本来,中国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是后发展大国,具有防止“城市病”发生和漫延的优势和条件。凡事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前边有人走错了路,你都知道他是错的,是有危险的,你还走?就是坚持还要走,你就不应该想想如何避险走好的招数。“别人就是那样,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论调是错误的,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借鉴别人成功经验,吸取失误的教训,不能实事求是,同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防止和治理“城市病”,是需要有一定智慧的,这其中就包括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包括如何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主线的智慧。

  三、我们需要的是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

  现代社会,城镇化不可逆转,城镇化也会带来经济更大的发展和社会更大进步。然而城镇化发展也可能带来“城市病”,给社会、给人类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福音。但我们不可能悖逆城镇化这一客观发展规律,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害怕“城市病”而人为去阻档甚至扼杀城镇化。我们要坚信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推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是生态、宜居、和谐的新型城镇化。

  (一)以十八大的精神指导和推进城镇化

  一百六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曾预言:“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指出:“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认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3年1月)。正是社会主义把这些变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分离的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778年)和“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3年1月)。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代化进程中,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就是生态、宜居、和谐的路子。怎样才能达到生态、宜居、和谐。十八大同样提出了具体的行动部署,那就是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做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建立起和谐社会。

  (二)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

  统筹即通盘筹划。一体即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之下,无论是考虑发展,还是考虑发挥作用,都把城市放在优先的第一的位置上。尤其是制定、执行的某些优惠照顾的政策。在某个时期,在“包产到户”的大背景下,几乎都把农村农业农民忘掉了。农民成了“三无”对象:无责任义务、无组织管理、无支持帮助。人们完全忽视了农村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现实性:传统农业效率怎可与城市工商业效率相比。因而,经过几十年的竞争发展,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多。一边是豪华的现代化城市,一边是残破无序的传统农村。豪华城市里灯红酒绿,肉腐酒臭,像.一块大磁铁、吸引着人的聚集。农村中面朝黄土背朝天,温饱致富难以为继,再也没有了吸引力,人们纷纷逃离农村,使农村中只有老、少、妇留守,有的甚至中青年妇女也外出,农村的效率变得愈来愈低。加之乡村的公共设施缺乏。城乡发展差距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发展方式,是造成城乡对立、且对立愈益明显和严重的本源。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源于此,长于斯。当然,大机器工业吸引农民,使成千上万农民往城市迁徙,改变了城乡的经济社会关系这是个大进步,然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是富裕的城市在发展,豪华的商店和房屋在建筑,高速公路、高铁在修造,可是农民、甚至工人仍旧过苦日子,造成城乡的对立必然破坏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是“领导”,但不能将农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在我国,目前城市及工业的建设发展,已经远远地走在农村、农业前面了。要在实际上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安排,工业反哺农业,城市要支持乡村。我们不能只讲空话。因此,当前重要的问题是要城乡建设发展实行“通盘筹划”,真正拿出行动来,切实做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建立起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消除城乡对立,缩小城乡差距,使城市和乡村实现一样的发展,一样的富裕,一样的美丽,让整个社会和谐起来。

  (三)城市要真正成为领导和强有力动力

  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不可否定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人口集中在城市内,随着人口集中,当然就是需求的集中,需求的集中带来的就是市场和商业组织的集中,而又必然是生产力的集中,这种规模性集中,带来的就是效率的提高。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中——效率提高——引发进一步集中(扩张)——效率再提高”的循环。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城市注定要成为发展的示范和领导,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集中,引起的经济集中,从而引发政治集中,使“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1913年7月)。既然城市具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和作用,城市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来说,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换句话说,城市必须充分发挥好它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领导和推动的作用。不然,城市就是失职失责,就是没有担当起发挥它应有的义务和作用。光有城市自顾自的发展,光有城市的繁荣和豪华,不能同时带动乡村的繁荣和富裕,当然就是不行的、不完全的。更不用说城市去盘剥和掠夺乡村。人们必须承认,现实上确实存在城市没有发挥好作为领导和推动力作用的实际。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出发,城市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好“领导”和“动力”的积极作用,带领乡村向前迈进。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央才反复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构建和谐社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新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四)要有健康的机体和丰富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既定战略目标。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市化不同,它不仅是在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扩大,人口增多,建筑物高大豪华,街道宽敞华丽方面的追求,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质量的内涵。因此,十八大强调“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其实质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我们的城镇化一定要有健康的机体和丰富的内涵。在形式上,不追求表面上的高大、豪华、完全,规划起点更高,个性特征要明显,人本气氛要浓。在内容上,不追求所谓轰轰烈烈、国际影响、国内(或地方)第一,建设发展途径要多元,建设指导思想和建设过程要坚持节约集约,聚集效益要佳,辐射能力要强。在效果上,不追求“样板示范”、“创造奇迹”、“闯出新路”的空话、套话,要真正实现城镇联动紧密,城乡互补良好,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和谐。要体现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连动,工农协调、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及其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新型城镇化基本特征。决不能以效率优先为晃子,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城镇化不能单纯着眼于市镇建设,也要着眼农民,涵盖农村,要致力于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五) 管理好城市

  城市在一天天扩大,城镇化在不断向前推进。农村,以至整个社会,无论在物质,还是在文化,或是在政治方面,都是跟着城市走的,而且是不可逆转地一定是跟着城市走。原因我们不必多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城市一个义不容辞的份内任务,就是走正路,走对路,走顺天理人心的道路。有些明显是逆天意悖人心的东西就不要再坚持了。比如建设赌城,设立“红灯区”,为了工业企业取得最大利润而不惜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为了获取高利率不惜造假售假甚至制毒贩毒,搞独大、搞垄断、高房价、低就业,违规建设,胡乱开发..等等,这些不仅农村不可跟着走,即使城市本身也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因此,要让城市走正路、走对路,走好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好城市。城市不同于乡村,乡村经济是散漫、无组织的。对于散漫、无组织的乡村经济,也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起来,推进工业化,用工业化理念,用办工业的理念、方法推动农村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要通过集中管理,改变乡村经济散漫、无组织状态,促进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无疑,这是需要城市给予帮助的。作为“中心”,作为“领导”,作为发展“动力”的城市,更需要通过科学管理,提升城市的组合力、凝聚力、暴发力,从而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担当起中心、领导、动力的责任和义务来。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对共同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管理的实质就是协调。新型城镇化要往哪里走,目标已经明确,每一个城镇也都要弄清楚自己的发展目标。目标清楚,当然剩下来的就是管理城市各方面的行动了。因而,我们一定要坚信,重要在于管理。只要我们的科学管理提升一大步,城市共同活动的协调也就进了一大步,效率提高也会进一大步,离目标也就愈来愈近了。

  (原文为中国第五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参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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