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周恩来说过：“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这里所说的“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以解决的难度极大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的真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一点，已经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的历史证明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释和发挥。”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毫无疑问，在俄国也不同于中国。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这一点，从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由胜利到失败的两次反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来就是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这个情况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于他们，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信条，而是用来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把这个理论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的科学，而不是作为凝固的、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看待，这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他所写的第一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拯救世界的导星”，从而肯定了它所具有的普遍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因此认为这个学说已经是完成形态的终极的真理。他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说过，它也可能有偏蔽或疏漏，只是“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他那莫大的功绩”;它也可以被补充，只是不能以为由此即可“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整体”。他强调，“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应当这样。“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所以，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五四”以后，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胡适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他所持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救济方法”。他企图以这个论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李大钊在答复这种责难时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一样，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同时，他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他认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的。他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的空谈”，而应“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样，他也就初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原则。 陈独秀也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主张“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主张“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不要把它当做消遣品。可惜的是，他在实践中没有能够把这个正确原则贯彻到底。
在1922年初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样一个任务。稍后，在1926年，蔡和森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在这里，他已经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这一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他并且认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毛泽东作出了最深刻的论证。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流行过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处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对于这种错误倾向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态度。他懂得，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和策略，党领导的人民斗争是肯定要遭受挫折乃至陷于失败的。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部分)一文中揭露了主观主义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了克服主观主义，使党的路线和策略走向正轨，他认为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他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强调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关于调查工作》)这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篇文章已经形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的论断。在教条主义盛行之际，提出这样的论断，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具备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巨大而深刻的理论勇气。“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就曾经被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尽管如此，对于这句话，“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应当使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并且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正式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科学的命题，并且指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直接关联着的，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两者的“完全统一的理解”，这正是党从幼稚达到成熟的标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能够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联系的，在于它能够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决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开辟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他们才能够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能够理解和掌握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而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了中国人民群众，就必然转化成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
二、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说的中国实际，主要是指什么呢?
首先，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其次，主要是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毛泽东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际上，正确的理论，主要是对于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
再次，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的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科学总结人民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老一辈的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当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最早;与一些曾经留法、留俄等的共产党人比较，他所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是最多;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也没有处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岗位之上。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作出特别突出的贡献，以至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这固然与他具有优秀的天赋、丰富的阅历、广博的才学、卓越的胆识等等有关，但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他一开始就自觉地坚持了正确的思想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刻苦的学习精神、非凡的领悟能力，并注意联系中国实际进行思考。
毛泽东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按：指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为了掌握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他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要获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困难的。他曾致信中共中央，表达自己“望得书报如饥如渴”的心情，请求中央“时常寄书报”给他。1932年红军打开漳州后，他亲自去找寻书籍，运回瑞金加以研读。他说过，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长征路上，自己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到延安后，他更发愤读书。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全面、深入的把握。
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从中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掌握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以便以此为工具，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在读书时，他总是密切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党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比如，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毛泽东推荐自己阅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推荐自己阅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再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在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不仅在全书作了各种符号，而且联系实际写了近一万两千字的批注，其中最长的批注达一千字。
正因为他完整、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立场和方法，他才能以此为指导，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理论上作出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其次，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
还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主张“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徐特立回忆说：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的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本国的知识”。他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留学，他主张“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只是他自己，想先用一至二年进行自由研究，“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因为只有“先研究过中国古今学术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尤其强调，“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考察和研究”。应当说，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可珍贵的。
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比较自觉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而后主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又主管农民运动，直接领导农民斗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长期主要在农村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和领导革命战争。他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线，深入实际斗争，并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有关问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从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说过，“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据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进行社会调查，首先和着重的是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毛泽东指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
对于调查工作，毛泽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以农村调查为例。他说，1925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认为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这种办法不行。“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认识农村问题是这样，认识其他问题也是这样。
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过程，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的过程。毛泽东认为，到群众中去，必须有恭敬勤劳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说过，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正因为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在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作出理论上的创造，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再次，真切地了解中国历史，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今学术制度的大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自觉地把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项崇高任务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他说，我们不但要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通读过《二十四史》;后来又再次通读了全书，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资治通鉴》，他先后读了七遍。周恩来说过：“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战士，毛泽东了解中国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现在和预见它的将来。他企图通过研读中国文史古籍，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研究历代兴亡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安民的艺术;并借助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帮助中国人民建立起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自身创造能力的信心，增强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他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
正因为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站在当前时代的高度上回顾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分析，毛泽东就既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的人根本不同，也同那些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他才能既不脱离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囿于古人的眼界和认识，从而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未发，在一系上问题趾提出深刻、独到、精辟的新见解。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的基础上，主要地依靠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就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应当说，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系统地、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弛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那只有在千万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毛泽东就说过：“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殊情况是不能够忽视的。这就是：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还在1919年，列宁就对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讲过：“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这些话，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是完全适用的。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革命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个任务的解决，比起俄国东部来，无疑会显得更加的困难。
第二，中国是一个社会的矛盾很尖锐、革命的基础相当深厚的国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没有来得及作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就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由于俄国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许多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时有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只要遵照俄国的榜样去做，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一个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化”成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从组织上说，从1922年党的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的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些，都使党在确定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由于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旗帜，而在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又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共产国际曾经“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中国党也不例外。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为指导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中国党、中国革命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具体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是不可取的。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正如周恩来所说，“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前面讲过，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党内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过必须“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样的口号。这种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正确的思想原则，为了获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并据此系统地形成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还是不能不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得不够，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下面我们就来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结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萌芽的。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在大革命之前，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密切党与本阶级的联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党即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大革命高潮在全国掀起。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之下，经过广东战争尤其是北伐战争，消灭了北洋军阀的主力，革命势力迅速发展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忽视对于军队的掌握和争取，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这场革命终于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党员人数由六万人下降到了一万人。
这个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它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和路线时，得到过共产国际的积极的帮助。党的重大决策，不少是直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意见而作出的，党的某些决议甚至还是国际代表起草的。对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示或意见是否正确，许多人还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过，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方向，党的一些领导骨干通过对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是逐步地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加深了认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它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由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个新的奋斗目标的提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有着历史性的意义。不过，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都只是提出了“推翻资本家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的原则，并没有指明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这说明，党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还没有学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划分清楚。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联系中国的实际，指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为此应“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说，随着革命运动“发展无己的结果，(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并且认为党在目前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说明，党在当时也还没有弄清楚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1925年1月党的四大根据共产国际有关的指示精神，总结建党三年半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应“取得领导的地位”;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份”，它“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党就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思想的提出和阐明，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这个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对农民和资产阶级作出了创造性的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农也是可以革命的。这样，他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他就为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他还从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指出现时的中国革命既不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样，他也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乃是一个新式的民主革命这个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表明在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初步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萌芽的一个标志。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艰苦的斗争年代，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当时，党面对白色恐怖统治的高压，英勇地独力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找着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务。此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着力从事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随着斗争的发展，党领导的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红军还连续取得击败国民党军队“围剿”根据地的多次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
不过，这时的党仍然处于幼年时代。1927年底、1928年初，党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盼错误;1930年中期，又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至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统治的结果，使农村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毛泽东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
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转折关头，毛泽东不但表现了极大的政治上的坚定性，而且显示了伟大的创造才能。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当时的革命形势，认真总结群众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革命道路，为争取革命的复兴和逐步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
中国革命的这条新道路具有何种特征?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作过概括。他指出，与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这条新道路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一、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革命战争;二、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这两个特征，都是由毛泽东首先揭示并加以论证的。
当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周恩来讲过：“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事实正是这样。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工农运动，他也没有提出党必须以主要精力掌握军队、领导战争的问题。大革命后期，他总结“四一二”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教训，针对当时的形势，就提出了党必须重视革命武装这个思想。他主张，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与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他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即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在中共湖南省委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他再次指出，必须“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强调“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在井冈山时期，他在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论证，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个特征”;为此，他“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而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认识是不明确的。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准备城市起义方面，而没有放在领导革命战争方面，就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还曾被中央领导人斥为不要群众的“枪杆子主义”，并为此而撤掉了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大革命刚刚失败时，毛泽东与许多人一样，也有过城市中心的思想。在发动秋收起义时，他也曾经企图率领起义队伍占领中心城市长沙。但起义后不久，当他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之后，他即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农村，开创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当着1927年秋、1928年春中国农村游击战争发生不久，由于敌人十分强大，而红军极为弱小，有人就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他在1928年5月主持召开的湘赣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把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一点指出来了;同年10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答复。在这之前，党的六大也答复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不过，毛泽东在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党的工作应放在乡村、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事实上，正如周恩来所说，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而在1929年、1930年以后，由于城市里的群众性大斗争统统失败了，而凡是客观条件比较具备、主观上又实行了正确指导的农村斗争，大多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产生这种观点”。1929年4月，红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已经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发展，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潮的主要条件”。“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到了1930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了。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这个时期曾经明确的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而当时，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仍然是固执城市中心论的。同年5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即正式批评“农村包围城市”这种主张“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正式决议中斥责这种主张“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的反映”。
在阐明中国革命新道路所具有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和主要的进攻方向首先是乡村)的同时，毛泽东还解决了为坚持农村斗争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主要是：
第一，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指出，由于根据地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揭露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办法，从而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个问题的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农村建设起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农民斗争才有可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第二，如何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他就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井冈山时期，他规定了红军必须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并且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八项)，提出了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的准则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他总结人民军队创始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个决议在红军中的贯彻，使得这支军队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种新型人民军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成了坚持农村斗争的坚强柱石。
第三，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中国，在土地革命中生长的弱小的人民军队如何同强大的敌人作战的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他和朱德提出了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930年10月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到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全部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原则就形成了。这种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作战原则，成了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四，如何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的问题。
在八七会议确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他总结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经验，在1931年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正确的分配土地的方法。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路线、这种方法，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而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则为调动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建设和保卫革命政权的积极性奠定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为坚持这条道路所确定的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所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所实行的土地革命路线等等，不仅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直接违反共产国际的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逐步地学会了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了。正因为如此，这条道路的开辟，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还奠定了战胜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胜利完成红军长征的基础。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抗战时期，党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人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党进行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斗争的配合下，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三年多一点时间，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推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赢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党不仅成了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政治威信并且直接领导着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人民政权的群众性的党，而且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获得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这两个时期达到成熟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因为：
第一，这时的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第二，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40年代前期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解放战争则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反动派之间进行的一个关于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战争。比之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这两个时期的斗争，规模更宏大，任务更艰巨，环境更复杂，因此，它的经验也更丰富。斗争的实践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前提。
第三，就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说，这时不仅处于党的领导集团中心的位置，在客观上有可能站在更高处来综观和统筹中国革命的全局，而且有了较好的主观条件(如可能收集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了更充分的读书时间等)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更全面、更深入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成熟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他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发展阶段，指出当时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分析，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样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通过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状况的研究，阐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他还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样，他就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科学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著作中，他深刻地论证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著作中，他从理论上论证了由于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内部没有民主制度，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论证了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逐步争取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他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这个战争是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他还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指出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人民军队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他着重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所有这些，都为把长期主要在农村活动、党员中以农民出身的成份为主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三)精辟地论证了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他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政策，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指出，开始时“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提出，为党贯彻自己的路线、实现各个革命阶段的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所阐明的上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摘自《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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