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英语学界乃至世界范围的研究场域中,讨论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必须面对几种根深蒂固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思维定论是:(1)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父权本质;(2)性/别系统和女性主义实践(运动和研究)都应该具有自治独立地位。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性别研究已出现了一些比较多元和相对成熟的成,但进一步揭示这几种范式在历史与政治上的根源并做出进一步的批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些研究范式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性别的论述,不仅延长了冷战意识形态,也严重妨碍了对社会主义遗产具有批判借鉴性的评估,影响了具有创意性的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全球的发展。同时,这些片面的结论也严重阻碍了对中国妇女和女性主义实践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真正历史局限、悖论和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在中国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领域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批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奠定了今天对中国社会主义与性别研究的主流论述。这些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出发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的《中国的父权与社会主义革命》(1983)、菲莉斯·安德思(Phyllis Andors)的《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1949-1980》(1983)、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的《中国的女性、家庭与农民革命》(1983)以及玛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的《延后的革命:中国当代女性》(1985)。当然,这些著作之间并非没有差异,特别是在行文语调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态度上。例如,有些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是有意解决妇女问题的,不过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一直被延误了;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在多种父权力量之间的一个协调,从来就没有真正试图解放妇女。但这些著作的共同点体现在它们近似统一的结论,而正是这样相互影响并不断重复的结论给学界和大众读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的看法奠定了难以动摇的根基。这些著作的总体结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背离了“五四”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质,使得性别革命缺乏“自治性”,在面对其他阶级、民族等“紧迫”问题时总是在性别问题上让步;中国共产党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利用妇女的劳动/劳力来为战争、生产和经济发展服务;在面对不同地区的对妇女解放政策和实践对抗或抵制的力量时,共产党没有能够强有力地进行控制和反击;农村的传统父权习俗包括经济生产合作形式以及婚嫁方式没有被根除。总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父权革命,没有能够解放中国妇女。
尼尔·戴蒙德(Neil Diamant)在对中国1950年《婚姻法》的英文研究提出修正和批评时,揭示并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学界,这几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会成为日后关于女性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他举出三种可能的原因:“这些书籍要解决的是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它们都是由声望很好的出版社出版因而声誉不错,而且都是平装版[容易销售],而最重要的是,它们经常被指定为大学课程教材,用以探讨‘中国女性’‘女性与发展’或‘性别在中国’——这在美国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今天,很难找到一本关于1950年《婚姻法》的参考书(或一篇文章)是没有引用上述研究作品的。”戴蒙德论述的这几点都很重要,尤其是第一个点,因为这些学术著作带有对(西方)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的探究色彩,它们的影响便超出了其各自特定的社会科学领域,也超出了中国学领域。例如,在第一篇研究中国当代女性电影的英语文章里,裴开瑞(Chris Berry)便引用了朱迪思·斯泰西的结论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针对这些关于中国的“日常智慧”表示了种种关注。一部分学者质疑了这批研究著作中对中国妇女参与革命历史的史籍以及对她们主体性的严重无视和忽视,另一部分学者试图纠正被误读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构成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政策也并不是简单划一,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种种措施,更不是在教条的铁腕控制之下,不顾及国际、地域、历史差别而制定的。尽管这些晚近的作品给性别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更多元的研究视角,但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影响用戴蒙德的话来说还是“保持着惊人的坚韧性”。更严重的是,这些影响甚广的著作中关于性别和社会主义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和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甚少受到挑战。笔者在下文中通过集中分析斯泰西的著作《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来阐明这些“日常智慧”产生和盛行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基础。
何汉理(Harry Harding)在研究美国大众和知识分子对于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观念和话语时,追溯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脉络,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如果在70年代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那么80年代初最常见的判断则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了——而且败得相当惨。”何汉理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贬斥同美国80年代新兴的新保守主义以及在美国知识分子中重新燃起的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追寻(例如个人自由、隐私和正义)联系起来。他指出,特别是在第二次冷战时期或冷战的第二个激化阶段(1979-1985),美国再次见证了将西方价值观普世化的趋势,同时也产生了“用这些价值观来打量中国”的范式。何汉理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极端印象,不管是理想化还是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内部政治的反映,而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诋毁究其实是受新保守主义支持的冷战思维的影响。何汉理这些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为下文(重新)解读斯泰西的著作提供了必要的语境。
斯泰西自己有关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经历了类似何汉理勾勒的线索,从极端乐观的评价截然转向彻底否定。《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幻灭和否定。斯泰西开篇便提出“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解放中国妇女”这样一个问题,明显的是为一个已经有预设结论的问题寻找证据,而不是探讨社会主义在中国性别转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位研究西方家庭变迁的社会学家从没有接受过中国语言或历史的训练,但她认为西方学者研究欧洲家庭史特别是欧洲农村家庭变迁的成果和结论可以用来讨论中国问题。在这本书中,她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现代的农民家庭上,特别是解放区和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家庭。借用西方学者对欧洲农民经济和家庭在早期现代工业化中的变迁的较有创意的新近研究成果——农民家庭为了保存某些传统父权价值而有意识地顺应家庭结构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些变革——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农民革命其主旨也是为了保存最根本的传统父权价值。她声称,社会主义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考虑过妇女解放,而是和传统父权结构联手,为共产主义者攫取权力。说得更明确一些,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之前,只不过是用“新民主父权制”替换了儒家父权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新民主父权制”又被“父权制的社会主义”所替换。斯泰西的单维度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父权制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语境中成为强劲话语,许多人称誉这一结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今天看来,《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远远没有满足学术研究所需的基本标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标准。然而,此处的关键不在于集中批评某一本著作的缺陷,而是揭示冷战意识形态对于这批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成果的产生与接受起到的无孔不入的作用,因为冷战意识不仅可以让这位非中国专家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结论成为主流学术话语,还可以让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中国的专家抛开自己田野调查的结果以达到具有冷战意义的结论7。换句话说,冷战意识不仅成为研究社会主义和女性解放的重要政治框架,它还积极建构学术走向和结论。
另外一支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妇女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智慧”起到重要影响的话语是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女性个人、法律权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左翼女性主义者(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在左翼运动中开始同左翼男性产生分歧,尤其是后者对女性的歧视使得部分左翼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脱离左翼阵线,形成了本质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新阵营。本质女性主义开始还比较激进,她们批判左、右阵营中的父权思想。但由于其在理论上开始建立诸如父权文化和男性中心文化具有跨历史性和普世性的假设,认为女性受压迫是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不会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化,以及性和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具有独立性等较为绝对的论点,她们逐渐开始放弃左翼运动的具体宗旨和政治理念包括消除阶级压迫和资本主义体制。
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流派也正是在此时崛起,主要是对早先机械马克思女性主义侧重经济和阶级分析提出批评,要求将性别作为同阶级同样重要的范畴来看待,一方面强调父权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求将“上层建筑”和文化层面中的男性统治表现纳入批判和讨论。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时也对本质女性主义抽象的反历史、反唯物主义的普世父权制提出质疑,重申具体历史和经济形态中不同父权体现的重要性以及揭示资本主义新型父权再生的关键。但是,由于英美两国保守势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由于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二元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左翼话语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进一步边缘化,西方女性主义总体上开始转向文化领域,并开始脱离社会运动。原本带有左翼色彩的女性主义不再提倡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因为在她们看来父权制超越具体政治经济体系和历史社会,具有独立性质,所以她们转向提高个体的性别文化意识,从而导致部分本质女性主义者向“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者发展,在社会和政治变化上开始转向保守和无为。1975年以后,根据埃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当时参与左翼女性主义转型的活动家和学者)的观点,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只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女性个人、法律权利的流派——开始同本质女性主义联合并成为主导力量。美国左翼女性主义本质化(反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联手,从而转向维护资本主义系统的保守走向,这是部分像斯泰西这样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运动立场转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斯泰西整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西方左翼女性主义从机械、狭隘和西方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演变成具有保守倾向的本质女性主义并开始做出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冷战结论的过程。
冷战话语和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密切配合,是美国8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学术研究的根基,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如果说冷战意识形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能够以任何方式解放中国妇女,那么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话语则强化了这种观点,因为这个话语视点强调父权制具有超历史、跨地域的普及性,认定世界上所有的女性主义都应该首先是个人主义的,应该独立甚至对立于其他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与运动。斯泰西的书稿从头到尾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妇女的权益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主义重要运动——无论是反帝战争、阶级革命还是经济改革——隔绝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妇女完全置身于现代中国历史之外,她们的解放应该在一种“真空”中完成,否则就是被利用。上文提到的其他学者虽然不如斯泰西极端,但她们一样强调女性主义运动的“自治”,还坚持强调将“女性平等”问题与其他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区分开来的必要性。
斯泰西的著作典型地代表了美国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在第二次冷战浪潮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的研究走向。最重要的是,她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界定为农村家庭革命(同城市个人主义革命相对),是对20世纪初农村传统父权制家庭危机的回应,目的是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父权制权力重新分配给广大的男性农民,即她所谓的“新的民主父权制”。这种定义不仅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而且极大地缩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也削弱了它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并将女性主义实践局限在个人主义权利和家庭革命。实际上,殖民现代性的全球语境对于界定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早期的辛亥革命一样,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征。中国的女性主义无论是国民党提倡的自由女权主义还是共产党提倡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都和反帝的民族主义革命分不开。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大多数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又不一样,它还是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也具有多维性质:它反对历史上各种父权制,也反对阶级压迫,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斯泰西的研究视野和结论抹杀了非西方语境里现代革命的复杂性,因而也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引起的激烈的结构性变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将父权等级制直接并仅仅等同于家庭的存在,斯泰西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两对相对立的价值换算(equations):家庭=父权制,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当农民同从前一样用家庭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条条框框来计算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打的还是父权制的算盘,是按照性别和长幼秩序来保证不同的花费、机会和利益。”
斯泰西用西方资本主义大生产对农村家庭经济的破坏和摧毁以及资本主义体系中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信条来衡量和判断一个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国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女性主义实践,不仅显示了研究主体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女性主义作为衡量世界女性主义实践的普世原则的方法,同时也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大生产中所产生的更严酷的、在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分工和阶级不平等、更强势的新型父权制的形成的规避和默许。正如某些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指出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对封建家长制的摧毁并不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摒弃了男性中心。新的性别压迫,同阶级压迫一道,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必然。
更为关键的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中产生的“核心家庭”(中产和/或无产阶级)中的女性地位缺乏历史的评述,仿佛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父权制家庭”已经在女性主义意义上解体了。当然,斯泰西也只有用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普世本质的女性主义话语原则来检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性别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冷战意识的结论,那就是,资本主义胜过社会主义。
更具体地说,斯泰西这种以家庭经济和文化为中心的框架,以抽象的、跨历史跨区域的父权制价值为支点的论述暴露出她对中国农村妇女现状的盲然。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受到的压迫不能用家庭或性别的单一框架来理解。除了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军事帝国主义和各种战争带来的动荡,女性农民同男性农民一样受着本土地主阶层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她们有着同男性农民相似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因为阶层、阶级以及城乡和地区的差异,中国妇女之间的差异极大,并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系列运动中不少是直接针对男女底层劳动者的共同经济利益的,特别强调女性解放中的经济权益。例如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让当时的贫苦农民家庭(包括农妇)得到了基本的经济利益,并同时通过立法给予妇女土地拥有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从理论上讲,斯泰西好像按照唯物主义思路,认定只要以农业家庭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还存在,父权制就仍然存在;但这种抽象的、狭隘的唯物主义完全背弃了历史的复杂性,暴露了机械的、西方中心的女性主义立场。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无法彻底改变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结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非国家执政党,它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买办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封建等级经济制度(并不仅仅是家庭的)中,在共产党工农武装为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在民族独立和内战的绵延战火中,开展社会大生产和体制公有化并长期巩固其成果。斯泰西完全无视历史状况和底层农妇的多种需求,不加分析地将1940年的土地改革定义为父权性质:“土地改革保证女性有平等的土地权,但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和主导的父权制价值观有效地阻挡了绝大多数女性得到任何权益。
更严重的问题是,斯泰西完全避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贯彻的新《婚姻法》中对家庭父权价值的种种挑战。这种高度选择性的、只以孤立的家庭为研究中心,并将农业家庭视为女性问题所有根源的方法,不仅显示出其没有能力将阶级或社会等级结构纳入她的研究框架中,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她对国际资本殖民主义的盲然或者潜意识的支持(因为她完全无视经济和政治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坚信只有资本主义才为“女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土壤)。土改绝不只是像斯泰西所说的,把父权简单地重新分配给男性老百姓,因为土改改变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父权阶级等级结构的一个物质基础,直接动摇了中国特定的父权经济制(土地拥有权)的根本,而且土改运动本身还特别强调动员农妇在公共场合表达自身遭受的种种压迫,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底层农妇参与公共事务和产生掌控自我命运的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新土地法赋予农妇平等的土地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同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农村妇女解放建立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支持。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当其他改革——例如生产方式的国有化和家庭经济的解体——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女性经济权利在局部地区的制度化就显得更加重要和难能可贵。连斯泰西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享有的新的土地权,虽然容易被剥夺,但连同妇女公开参与土地再分配一起,在物质基础上增进了她们在新建立的民主父权秩序中的地位。”
她这个显得有些“无奈”的表述深刻揭示了她在总体论述上的矛盾,也就是说她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父权本质,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广大农村妇女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着空前未有的历史改变。这种矛盾性暴露出预先设定的冷战意识形态、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理论同斯泰西所提取的历史素材之间的逻辑裂缝。
从学术著作的论述结构上看,《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1949年以前和以后)两部分在方法和视点上相互存在着深刻矛盾,更显示其设定的冷战结论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立场。在谈及1949年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斯泰西采用抽象机械的唯物主义的方法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那样)打破农村以家庭为单元的经济生产模式,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是父权性质的。可当讨论到1949年以后50年代的中国农村时——那时的中国农村的确实行了社会主义大生产和经济体制公有化,并从本质上改变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斯泰西却笔锋一转,不再触及这些在前半部著述中至关重要的家庭经济模式,开始用本质文化女性主义的抽象观点来检测社会主义中国农村中不变/遗留的父权传统习俗和家庭文化意识;用军队以男性为主(男人—女人对立观)的例证说明新型公共父权的兴起。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女性解放的学术专著,可斯泰西竟然对1950年新《婚姻法》不着什么笔墨,更没有对其历史重大意义有任何分析。由于自身对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广泛性和高强度意识形态宣传的隔阂,斯泰西还断然声称社会主义实践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没有深刻批判传统父权,因而让后者能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在集体化、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抵抗“进步”力量,捍卫并保持了传统父权的主要因素。
这种随意或强行更变主体论争逻辑和方法的行为也在深层次上说明了主流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自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困惑、分裂和转向维护现存资本主义体系的保守倾向。更为严重的是,斯泰西这种脱离具体历史的结论完全是预设性的,因而在对社会主义革命作任何具体分析之前就已经断言了革命的失败。斯泰西在其专著的结尾一章中再次强调,贫穷的农业社会首先不能帮助建立一个“自治自主的女性主义运动”,更不能使任何女性主义运动强大到在革命过程中起到“独立自主的作用”。很明显,不需任何实际研究,斯泰西本来就已经完全可以断定中国这样的贫穷农业社会没有什么可能产生任何“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因而很“自然”就会得出强化冷战意识形态的预先设定的结论,那就是:“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比在社会主义社会能找到更适宜发展的土壤。”
以斯泰西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政治和性别研究的主流范式至今仍在发挥影响。有关中国女性与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在继续强调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实践,强调性和性别系统的自治性(autonomy of a sex-gender system),继续强化中国女性与中国政治和阶级革命之间的“本能”的对抗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仍然被视为是一个“自然”的失败。这种顽固的“日常智慧”导致了学术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女性文化的全然漠视。中国女性作家和导演在社会主义电影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看成和中国男性一样,是顺应(conform)主流政治的,因而是非女性主义。
突破这些冷战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需要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持续不断的努力,也需要全球知识分子为促进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文化的变革做出不懈的工作。当今,新自由主义资本结构和政府管理在全世界的传播,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女性主义和地区学的研究。女性主义学者在新的历史状况下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遗产,探讨历史和当前形势共同带来的跨国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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