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毛泽东通过文革要移的是什么山?

——与郭松民同志商榷

晨明

　　郭松民在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战斗中，不愧为英雄,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但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方面,却有不少糊涂认识。例如他近期不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文革失败论,就是一个明证。他最近写的一篇《愚公毛泽东》的文章，引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的讲话，把文革比喻为一次“很不成功”、已经“失败”甚至遭到“惨败”的新的“移山”工程，试图把他的社会主义失败论、文革失败论理论化。事关毛泽东晚年功过，左派不能不重视。据说郭松民在一个左翼网站公开表示希望我对他的观点发表意见，笔者也愿与郭松民讨论，疑义相与析，以期分清是非,统一左翼认识。

　　愚公毛泽东通过文革要移的是什么山？

　　既然把文革比喻为一次新的“移山工程”，移的什么“山”，当然就是一个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初期，就早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个“山”，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郭松民所说的“干部/官僚阶层”。

　　文化大革命及其斗争的重点，都不是毛泽东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规律的东西在实践中会出现多次，因此规律和真理是可以被认识的。毛泽东是较早认识规律和真理的共产党人的代表。

　　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根本不同主要有两点: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不导致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分主次的联合专政。中国革命同世界社会主义的目标一样，都是逐步消灭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即便是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还需要革命。在今天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告别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什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什么建设小康社会。这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一部分人当代历史上不求进取、放弃理想的两大败笔，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认同修正主义的理论表现。执政就不革命了吗?那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小康社会能和社会主义社会能划等号吗?小康社会只有经济标准，即所谓翻两番，没有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正是社会两极分化、官僚贪污腐败、理想道德沦丧、黄黑赌毒泛滥、社会向官僚资本主义倒退的主要根源。

　　无产阶级政党是光明磊落的政党，共产党如果不敢公开申明自己代表无产阶级，不敢公开申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标，不敢发动群众,而去搞什么顶层设计;贬低“阳谋”搞“阴谋”，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现在回顾毛泽东警告不要犯李自成胜利后骄傲的错误，回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以及“两个务必”的讲话，回顾毛泽东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成主要矛盾、依靠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示;回顾毛泽东把胜利进京看成是“进京赶考”，真是倍感亲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防止共产党变质，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继续革命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源可以追溯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报告，以及他提出的三和两少、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纲领。苏共二十大一是揭开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二是暴露了修正主义篡权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极大危害，引起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建设好社会主义，同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刻思考，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走向科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科学化的问题。斯大林就已经正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下子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也不能如恩格斯所说，一下子把国家像青铜器一样丢进历史博物馆。但他又一度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应，不存在矛盾，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和错误教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颠覆政权的可能性。……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文化大革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最终促使毛泽东采取自下而上充分发动群众的方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自己五八年煽动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没有做认真的自我批评。毛主席对刘少奇感到失望。

　　第二件事是1962年5月刘少奇召开西楼会议，擅自改变七千人大会对于形势问题的民主决议，鼓吹黑暗悲观论调，要在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队恢复单干，堪称是一次复辟资本主义的演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这就是毛泽东初提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背景。

　　第三件事是1964年社教运动中，刘少奇把党内高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歧公开化，公开反对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形左实右，把广大干部当敌人。事关大局，事关路线，事关人民，毛泽东是从不妥协的。把刘少奇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上撤下来的想法,最初正是产生在此时。

　　第四件事是，1965年刘少奇彭真在明知苏共刚刚发表过攻击我党的言论和毛泽东并不同意的情况下，组织在京中央领导讨论并提出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国内修正主义要和国外修正主义联合。

　　正是苏共二十大和国内这四件大事,促使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问题,使毛泽东认识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本主义危险主要来自内部,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中央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在文革前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在一九六四年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指出，修正主义是有其经济基础的，不是一贯的不叫修正主义。对修正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同他们斗争的政策有了成熟的考虑。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以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大论断，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回答了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斯大林犯错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权复辟资本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并且也反复说明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阶段要移的山，就是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

　　郭松民如果认真学习这一段他所没有经历过的历史，看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中央二十三条，看看《五一六通知》和文化革命《十六条》，稍微回顾一下文化革命提出的重要理论，以他的聪明，就不会错误地把毛泽东文革中要移的“山”，理解为“干部/官僚阶层”。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干部/官僚阶层，显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概念。干部/官僚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好的干部，有犯有错误的干部，也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把这些都看成社会主义革命要移的“山”，就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然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是毛泽东绝不允许的，也是文化大革命所不能允许的，那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所说的愚公是指中国共产党，包括他个人，但不仅仅是他个人;也包括干部官僚中的多数人。郭松民说愚公是毛泽东自况，其实是并不准确的。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移走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都是人民的敌人，并不包括人民内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也是干部/官僚中的一员。愚公不可能将自己也当作敌对的山移走，这是连小学生也明白的道理。聪明的郭松民竟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糊涂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和不解。

　　文革时群众都明白这个道理，造反派经常讲的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就是指的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自己在文革中也经历过这样一个小小场面。那是我们1966年8月24日登台造反遭镇压之后，赴郑州告状得到省委支持，回校召开汇报大会。在我讲话的时候，体育系一个八二四造反队队员呼口号情急出错，本来想呼“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想呼成了“打倒当权派”。台下不同意见的群众一阵骚动，高喊这是反动口号。我为了平息骚动就当场宣布开除那个队员的队籍，过了几天，明知他是不自觉喊错了口号，就又让他恢复和我们一起活动。

　　这个小故事说明，当时两派群众都明白，文化大革命要移的山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什么干部/官僚阶层。

　　今天，尽管官僚贪污腐败严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大部分丧失，我们也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干部/官僚阶层，仍然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抓住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同党内死不改悔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移山也只能移这个山。

　　当然，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移帝国主义这座山，但那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顺便指出，干部/官僚不属于同一阶级，也不是一个阶层;而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希望松民同志细思。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移什么山的问题，实际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囿于实践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有时说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评和追问。说明马克思早期对于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动力，并不是处处都论述得十分正确的。

　　列宁和斯大林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甚至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理论错误。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的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毛选五卷356页)。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有了坚实明确的哲学基础。但是这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只有首先弄清了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才能正确地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和集中体现，正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样。

　　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物出发,通过研究商品的二重性,揭示出商品背后隐藏的人与人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毛主席1974年会见丹麦首相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毛主席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变更了”,生产资料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更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了。但是,私有制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56年毛主席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解决了，别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这个新的矛盾是什么呢?毛主席接着回答：“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五卷325-326页)。所谓国家的命运，根本上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谓掌握在他们手里，就是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毛主席对这种情况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因为这有可能导致一个贵族阶层的形成。

　　所有制包括所有权和管理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民公有制，生产资料归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所有，同时，生产资料也应该归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管理。毛泽东在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示和谈话》中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该书275-276页)

　　这样，矛盾就揭示出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的，也应该由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进行管理。但事实上管理权却掌握在一部分人(少数人)手里，即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里。这二者显然是矛盾的。毛主席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

　　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结合实践进一步分析了这个矛盾，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就是指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企业里面，领导权，也就是生产资料管理权和政治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领导虽然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但这和资产阶级代议制不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工人阶级整体仍然拥有宪法确定的直接管理权和领导权。也就是说，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管理主体。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中，背叛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党内走资派，不仅不应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领导主体，而且还要把它们篡夺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我们把毛泽东的思想进行归纳，就可以自然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的矛盾。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暂时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中，有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走资派，还有一部分思想认识跟不上和犯有错误的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工人阶级，思想认识跟不上和犯有错误的人还属于人民内部，这两部分都不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构成根本矛盾，只有党内走资派才代表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和社会黑恶势力，同工人阶级构成根本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与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和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矛盾之外，还有党群、干群矛盾，有劳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等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党内走资派同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的矛盾，党内走资派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除了我们说的主要矛盾之外，其它的都不属于主要矛盾。

　　现在主流舆论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说成主要矛盾 ，不能解释社会两极分化、官僚贪污腐败、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由国家主人沦落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的现实，脱离了客观实际。在理论上也同他们承认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相背离，看不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社会生产必然改变方向，否认阶级存在，人民的经济利益也必然得不到保障。事实证明，主流舆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不科学的、错误的。

　　郭松民说的干部/官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即干群矛盾、党群矛盾，也不是主要矛盾。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要移的山。

　　现在社会上渲染官民矛盾、党群矛盾,把干部/官僚同人民的矛盾说成主要矛盾，是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反动黑恶势力妄图取消共产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实施金蝉脱壳阴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郭松民同志也不要上当。

　　毛泽东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这本来也不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知说过多少遍，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就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经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长期探索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通过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已经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科学化的任务。毛泽东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由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公管;政治上由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管理国家并对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附庸(社会反动黑恶势力)实行专政;文化上提倡尊重劳动、追求真理、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价值观。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郭松民把毛泽东要建设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解释为建立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民主社会”，至少是片面的，严格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正常的文明社会都既有民主的一面，也都有专政的一面。资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并存，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并存。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社会，也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应该说，郭松民对毛泽东民主思想和实践认识和评价是他这篇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有两点重要遗漏：第一点，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第二点，是1975年宪法规定工农兵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占主体。恰恰是这两点遗漏，暴露出郭松民对毛泽东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错误理解。

　　民主和权力，都是随阶级产生而产生的概念，也将随阶级的消灭而消灭。民主和权力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漂亮的摆设，也不只是选举和罢免。文革的大民主是用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附庸的。

　　郭松民在这一点上是糊涂的。你看他对文革前中国社会的描绘：“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礼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精英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地主阶级已经被从政治上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已经被赎买;帝国主义势力已经退出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处于被改造的状态——唯一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就是干部/官僚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干部/官僚俨然庞然大物，没有天敌：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示拥护，知识分子也很恭顺”。如果文革前中国社会真的像郭松民描绘的这样，没有阶级，没有矛盾，不仅地主资产阶级不见了，党内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好像也不存在,没有路线斗争,没有阶级斗争，一切和谐。那文革还有什么必要?继续革命还有什么必要?连郭松民主张的建立人民民主社会也没有必要，更不需要将其推到遥远的将来。按照郭松民的描述，难道“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文革前,岂不是一切都有了吗。

　　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再看一下文革初期要在大中学生中抓二三十万右派,搞白色恐怖,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党内、干部队伍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关系国家走什么道路、关系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解放，多么尖锐!只说干部/官僚“基本上还是红色”，不说其中党内走资派当时就是基本“黑色、灰色”，实际上就是掩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掩盖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掩盖主要矛盾，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张治中“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原本就缺乏分析,并不是正确的认识。郭松民没有指出张治中认识的偏差，反而引用来佐证自己的错误观点，显然是不对的。毛泽东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人民日报1976年11月5日)。现在回头再看，1962年右倾，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预演。假若不是毛泽东及时召开中央工作民主会议予以制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要提前二十年发生，而且失去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育机会，无产阶级的失败真的会“很惨”。研究文革不分析党内走资派的产生以及它们与人民的矛盾，这就是郭松民在文革问题上常常出错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搞阶级斗争的，是带领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要“移”掉这座“山”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落后的，两个东西在斗”。刘少奇运动初期镇压群众，搞白色恐怖;联动搞打砸抢，煽动反动的“血统论”，都不是偶然的、忽然出现的，而是文革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逻辑发展。

　　我们左翼评论文化大革命，既不能否定广大党员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也不能否定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人民的主要敌人!

　　民主不是目的，斗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目的。毛泽东不是追求什么“彻底民主”的，因为任何民主都是要在历史上消失的。毛泽东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人民民主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公管的、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完善和科学化。文化大革命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并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管理权的问题,推广了鞍钢宪法,颁布了1975年宪法,规定工农兵代表在人大占主体。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关系，划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完善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管理国家并对党内走资派及其附庸实行专政的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得到明显提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对于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出现的挫折和教训，当然要进行认真的总结。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经验，更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一分为二，分清主流支流，划清不同阶段，一切从实际出发。郭松民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统统贬称为“传统社会主义”，“由干部/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 ，“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予以抛弃，这是我们历来所不赞成的，实际上这也是郭松民历来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郭松民说：“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传统的由干部/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当然，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朝鲜，由于国内外特殊因素的影响，朝鲜变成了一块传统社会主义的化石”。他在这里明确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传统”，成为“废墟”，不可能复兴。第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统统都是“由干部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只能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刚刚建立，都还没有建成;到1991年苏东剧变也不过七十多年。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已经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美国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某些思想的结果;尼克松访华称赞中国改变了世界，都是明证。尽管由于叛徒的出卖，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丢掉了，但俄罗斯共产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社会主义旗帜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终于未倒，党内走资派已经不得人心，不得党心;习近平同志现在还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提出另一种制度是可能的的口号。这一切都证明，社会主义至今仍是现实的存在。绝不能像弗朗西斯.福山一样，断言“历史的终结”而受到历史的嘲笑;也不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高喊“别无选择”而遭到人民唾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历经八年还没有找到新的理论和出路的形势下，在中国特色搭乘资本主义末班车也难以避免危机的的形势下，在世界人民普遍觉醒的形势下，左翼本应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文革的七分成绩，但郭松民却毫无根据的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已经成为“传统”和“废墟”，宣布文革失败、惨败，是多么不合时宜呀。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也不能用“干部/官僚阶层垄断一切”来概括。斯大林虽然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错误口号，但是并没有割断党和人民的联系，并没有把工农贬为弱势群体;实际上也进行了在干部队伍中清除机会主义者的斗争(遗憾的是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扩大化错误)。也就是说，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还属于认识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把干部/官僚看成同一阶级或者阶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不是一个“干部官僚垄断一切”的社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更不是“干部/官僚垄断一切”了，事实正好相反，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干部/官僚看群众眼色行事的社会。

　　“干部/官僚垄断一切”，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征。把毛泽东时代诬蔑为封建专制，正是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极右反动势力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根据的重要观点。我们不相信郭松民会附和右派的观点，但由于认识偏差，却不慎落入右派的思想网罗。

　　郭松民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前景的论述也是有问题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阶级消灭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无产阶级的现实任务是建设毛泽东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党内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近来常常标榜“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是因为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成了自由人，急于消除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剥削人民的自由的限制。我们则应该划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首先建设限制和消灭他们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社会主义”是什么概念?郭松民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以实现最彻底的解放，将传统的由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升级为人民社会主义”。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误读，反映出郭松民在权力问题上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走出来。在社会发展现阶段，不仅不能消灭权力，而且任何阶级都还需要权力。国家就是一种权力，资本也是一种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受到的是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特权对人民(而不是对“人”)的统治基本解决了，官僚特权对人民的统治也基本解决了，但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更谈不上“消失”。资本家还拿定息，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竭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私有观念还存在，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工人一部分，无产阶级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因此，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而是继续解决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对人民的支配，用组织起来的人民权力，限制和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的遗存。之后，人民权力才会自然消失，人类社会进入人人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世界上剥削制度消灭之前，“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也不是科学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把权力装进笼子里”的口号一样荒唐可笑。“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本身就需要一种“权力”。“将传统的由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上升为人民社会主义”——郭松民的“人民社会主义”难道不需要权力主导吗?难道不需要国家这个权力，不需要所有制和法律这个权力吗?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如同粟米布帛一样不可一日或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种权力!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笼统地诅咒权力，呼吁放权，其实都是为了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主体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排斥共产党的领导。郭松民说，“由充分实现了主体性的劳动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国家——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劳动者主体性的充分实现必须经历一个实践过程，在劳动者还没有充分时间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的的条件下，在管理国家的信息工具还不是充分发达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假手他人”、“直接”管理国家是不可能的。劳动者还需要自己的“精英”，自己的干部，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共产党人代表人民一起管理国家。管理的最主要权利是决策权，1975年宪法规定工农兵代表在人大占主体，就是把立法权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手里。监督也是管理，四大、工人罢工，就是赋予工人阶级广大人民随时随地的监督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就是促使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化，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技能。这样逐步地消灭分工，走向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不能说文革中没有“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也不能把人民民主同党的领导和干部管理完全对立起来。

　　正是遗漏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才使郭松民在民主问题上难以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

　　郭松民的通篇论述中，除了民主之外，既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它所谓的人民社会主义， 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才能谈到普选和罢免。还必须指出的是,巴黎公社的工资平等、普选和罢免，在造反派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得到落实。

　　毫无科学根据的文革失败论

　　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始作俑者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在苏东剧变发生之后利令智昏，抛出“历史的终结”的论断，宣称历史将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无需进步。然而仅仅喧嚣了不到十年,便随着马克思被评为千年第一人而渐渐销声匿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难以自拔的今天，连他本人也羞于提起了。因为社会主义思潮又在全球兴盛起来。郭松民应该从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失败中看清世界大势,不要被什么“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帝国主义还会创造惊人奇迹”之类的糊涂论调迷惑了双眼，要满怀热情地迎接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大潮的到来。至于文革失败论，就更站不住脚了。

　　按照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看法，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即1966年到1976年。在这十年中，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那就必须证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胜利了。郭松民能够指出这十年中，究竟哪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胜利了吗?刘少奇胜利了吗?林彪一伙胜利了吗?邓小平也没有胜利，他不仅写过认错书，而且在重获信任后又搞翻案，最后被党内警告也未见公开表示不服。所以，文革十年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没有一个胜利的。说文革失败，在1966年到1976年十年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全世界也没有哪个人说文革失败了。

　　官方又说：所谓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也说明文革失败。一个革命阶段的结束，并不能说明这个革命阶段失败了。最有说服力的例子，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日，没有人会认为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而且根据官方说法，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粉碎四人帮时，官方既没有公开否定毛泽东，也没有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更没有公开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相反还給所谓四人帮扣上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状。所以，所谓粉碎四人帮，本身就违背了党的规矩和纪律，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法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

　　改变党的路线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重新掌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华国锋短暂春秋结束。否定文革始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颠覆文革完善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新政权，始于1982年修改宪法。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文革失败论是修正主义上台后对历史的片面评价，不足为训。邓小平是对于华国锋的胜利者，并不是对于文革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事实上,他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成功,而且节节败退.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自认失败了,邓小平1979年3月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己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 ”(《邓小平文选》。这段否定文革的重要的、主要的理论，在八十年代被广泛引用，到九十年代《邓小平年谱》中，却不见记载了。因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第二，破坏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一个个垮台了。华国锋三载被废，胡耀邦五年遭黜，赵紫阳四年下台。胡、赵二人都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这就一下子把《决议》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走资派，都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轻松批倒了。第三，三十年后重庆探索被说成“时光倒流、文革再现”，遭到镇压，但人民拥护不辍;第四，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就已经驳斥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旧观念;第五，改革是从彻底否定文革开始的。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剥削阶级，说明改革就失败了。现在社会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资产阶级到处存在。改革失败，即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反证了文革的成功。所以，即便是邓小平上台，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不能断言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现在，应该毫不含糊的指出，近三十年的改革失败了!

　　实际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于1975年1月新《宪法》颁布、邓小平担任党政军最高职务，到右倾翻案失败、邓小平被党内警告撤销职务这一段过程中。本来，四届人大召开，新宪法颁布，刘林两个反党集团被打倒，绝大多数干部经过教育重返工作岗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走向了团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党和人民总结经验教训，一切都会按照宪法这个根本大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右倾翻案风的出现，坏处是再次分裂了党，分裂了群众;好处是促成“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更加成熟完善。标志着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制度和实践上，都已取得伟大胜利。因此将这段时间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符合实际的。

　　文化大革命和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任务。认为社会主义会没有曲折、一帆风顺，只是幻想。所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却还要继续。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文化革命初期提出的“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盲从，而应该坚决抵制”，“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打破了反右斗争后万马齐喑政治生态，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下一切都好的神话，使人民清醒、理性，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把革命推向前进。在今天对于无产阶级广大人民,仍具有世界启蒙意义，仍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是符合规律的真理。没有这种意识，世界就不会进步，中国也必然倒退。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失败，不管经历多少曲折，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之所以先行系统地论述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是因为郭松民虽然多次提出文革失败论，但从来没有提供论据：是文革的理论失败了?是文革的实践失败了?抑或是文革建立的制度失败了?文革败给谁了?他只有一句武断的话：“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

　　郭松民甚至说:“文革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就是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从那时起，文革被迫偏离了它原来的目标，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

　　这种看法更不符合事实,并且和郭松民对毛泽东的民主新路论述相矛盾。

　　毛泽东处理武汉720事件，表现出绝高的智慧，不仅没有偏离文革“原来的目标”，而且充分利用了敌对势力的错误，迫使多个省份的犯错误的军队干部立即承认错误，使造反派从军队镇压的阴影里迅速解放出来，形成群众革命大联合，推动文革朝着“原来的目标”大步向前跨进。河南省文革深得其利，不到半年时间，主要城市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相继成立。1968年，全国实现山河一片红，1969年初步完成整党建党，胜利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革的进程大大加快。如果武汉720事件标志着文革失败，各级革命委员会如何能够迅速成立，党的九大如何能够胜利召开，1975年宪法怎么能够颁布?!如果说武汉720事件标志着文革的失败，那谁是胜利者?难道被批判并写了检查的陈再道是胜利者吗?“文革被迫偏离了他原来的目标，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势暧昧的延续着”，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郭松民怀着偏见“看”出来的。毛泽东从来没有“在中国一劳永逸的实现人民民主”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时常强调不要认为社会主义会一帆风顺，总是获得成功。

　　郭松民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人民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他对文革大民主的成就总结了三条：“一是人民群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三是创立了劳动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这三条总结得还不能说很全面，比如没有提到1975年宪法规定的工农兵代表在人大占主导，以及赋予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没有提到鞍钢宪法的推广，没有提到农村民主评工分制度。但是，仅此三条，就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开辟了世界民主的新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成功。也足以说明郭松民的文革失败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创立了劳动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就全国来说，大都在武汉720事件之后，更说明六七年夏天文革已经失败的说法是荒唐的。

　　如何看待和继承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中美关系、文革评价、改革反思，是中国政治的三大焦点。这三大焦点的核心是要不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的问题。

　　郭松民为什么一再宣扬文革失败论呢?他要告诉人们，“文革的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且“今后”，“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机会”;毛泽东思想脱离实际。也就是说，不仅文革当时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且现在，甚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客观条件也不成熟;毛泽东思想当时脱离实际，现在仍不符合实际。如此一来，工人阶级在现在的唯一选择就是“继续付出更多的代价”，老老实实，听天由命，不要革命，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耐心等待历史女神给与第二次机会。等到什么时间呢?郭松民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新官僚资产阶级正在叫嚣要进行最后决战，彻底改“宪”改“政”，全面复辟官僚资本主义;他们需要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抛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消解和懈怠革命斗志。

　　所谓文革客观条件不成熟，郭松民举出的两条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郭松民明明知道，全国人民也都清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判断文革客观条件成熟不成熟，首先的主要的，要看党内是不是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不是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然而郭松民却不敢正视这个主要问题，用“干部官僚阶层‘红色’犹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掩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存在及其“黑色”本质，这种研究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上帝’/工人阶级对毛泽东的努力将信将疑”、“半心半意”，更是不符合事实。而且郭松民自己也没有举出任何理由。

　　“在文革中，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文革的胜负”。能否决定文革的胜负，和是否将信将疑，是两个概念。郭松民在这里偷换概念，说明他无法证明学生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努力将信将疑”。

　　“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置身事外就是是不信，也不是将信将疑。但是，郭松民怎样解释兰考和林县那样尖锐的斗争呢?!又怎样解释文革中蓬勃发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呢?!

　　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文革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真正的理解的内涵太宽泛了,郭松民自己是否真正的理解了也很难说。而且,这和“将信将疑”也不是一个概念。没有真正理解也可以完全信任。

　　工人阶级在文革中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而不是郭松民说的工人阶级“起来”之后自动分成了两派。在郭松民看来，工人阶级两派都不好。“‘保皇派’客观上扮演了干部/官僚近卫军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造反派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两大派“陷入派性之争不能自拔”。如果工人阶级整体都不好，那谁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阶级?如果造反派也陷入派性之争不能自拔，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走资派是如何被揭露和打倒的，是被天上的风揭露和吹倒的吗?为什么七六年之后走资派对造反派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主流媒体竭力妖魔化造反派?

　　其实，郭松民在这里也未能免俗，它主要要说的也是，造反派不好。“首先，造反派的组织严重不纯，有一些敌视红色政权的人，以响应文革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其次，许多造反派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思想严重，眼睛里只有个人利益、山头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即便是在文革搞得最好的上海，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第三，由于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文革的意义，只是想通过文革来牟取个人利益，因此他们极力想垄断文革的解释权、话语权，于是就表现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把一切推向极端，结果败坏了文化革命的声誉，也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政治孤立的境地”。

　　这一套论调并不新鲜，这种偏离主要矛盾、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天敌的形而上学的论调，我们在文革中不知听过多少遍。“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当时一个有代表性的口号。我敢说，郭松民说“造反派组织严重不纯，有一些敌视红色政权的人，以响应文革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完全是信口胡说，并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与不同观点群众进行辩论。他们说八二四派里面坏人多，我说：我们八二四造反之初只有八十多人，现在发展到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原来都在你们的组织里面，在你们组织里面你不说他们是坏人，怎么到了我们组织里他们就成了坏人了?他们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把学生中出身不好的人看成坏人，没有事实根据随便把群众划为“敌视红色政权的人”，正是文化大革批判的反动血统论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观点。世界上纯而又纯的事是没有的，造反派混进几个坏人也不奇怪。共产党内也不能避免。但是说造反派组织严重不纯，肯定是毫无根据的、恶意的中伤。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来说，是无产阶级战斗的一翼，是二十世纪践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勇于同走资派展开斗争的先进战士。他们在文革中多次被镇压而始终不悔，他们虽届晚年仍不息战斗，至今仍站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线。清查运动抓了上千万造反派，所谓“敌视红色政权的人”有几个?现在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些妖魔化毛泽东、不提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敌视红色政权的人!难道不正是他们，背叛工人阶级利益，要改宪、改政、改党名国号吗?!

　　党内走资派“红色犹在”，造反派组织严重不纯——郭松民想要表达什么，岂不是昭然若揭吗?直接这样表达也许太露骨，郭松民故意把毛泽东文革中要移的党内走资派这座“山”，模糊成“干部/官僚阶层”。让人们从这个模糊的大前提出发，逻辑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干部/官僚阶层“红色犹在”，党内走资派是“干部/官僚阶层”中的一部分，所以，党内走资派同样“红色犹在”。

　　党内走资派“红色犹在”，文化大革命革他们的命当然就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造反派组织严重不纯，所以，妖魔化造反派也没有什么不对。毛泽东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条件不成熟，脱离了实际。这三点加起来，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了。郭松民通篇文章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心声，其实是非常明白的。

　　“今天，每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充分学习和认识文革的七分成绩和世界进步意义，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牢牢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分清敌我，团结战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迎接社会主义伟大复兴光辉时刻的到来!而不是什么“认真地总结文革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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