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史中分别以“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存（存在）本体论”为前提的三种“重构”范式，大多未能切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并由此自觉去规定其“重构”的概念内涵和确立其“重构”思路。即使有学者自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内涵作了界定，但仍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因此，重返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作出准确界定与思路校正，已成为有效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集中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史。但是，并非所有的重构努力，都是在自觉到并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确切内涵的前提下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史上分别以“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存（存在）本体论”为前提的三种主导范式，之所以最后陷入从抽象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论或神秘的历史目的论去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与精神实质的窠臼，就在于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去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即使有少数学者自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作了明确界定，但仍未能切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中的方法论前提和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而往往止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功能化解读和阐释。因此，深入系统地检讨既有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范式的得失，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与基本思路作出有效校正，已成为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起点。
一、“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三种范式及其得失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集中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史，并主要交织着分别以“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存（存在）本体论”为前提的三种“重构”范式。然而，这三种范式，都未能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去把握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与精神实质，以至于最后不是走向抽象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论，就是走向历史目的论，从而严重遮蔽或偏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一）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重构”范式。该“重构”范式，主要是由“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所主导并延续至今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范式，其旨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实现过程与趋势的决定性规律的阐释。这对于坚持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却由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质地归结为探索物质宇宙的终极本体的形而上学，把历史规律等同于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从而陷入了从抽象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机械决定论角度去把握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泥沼。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被归结为了一种远离现实历史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以至于其历史性内涵与当代价值遭到了严重遮蔽或偏废。
（二）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的“重构”范式。该范式主要是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提出并推广的，旨在以实践范畴为核心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实践性”、“革命主体性”等原则，以便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质及其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过程的人本主义历史目的论意蕴，从而反对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重构”范式。应该说，这对于突破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重构”范式，发掘和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变迁的自觉批判意识，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理论与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由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转换，即用“主体性”阶级实践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替代黑格尔抽象精神劳动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并由此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辩证法，而最终堕入了“黑格尔化”的绝对历史总体目的论的窠臼。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仍然是抽象和“虚幻”的。
（三）以“存在（生存）论”为前提的“重构”范式。该范式旨在强调以“存在（生存）论”为前提来发掘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以便从人的生命活动及其自由的价值维度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的确，该范式通过发掘和阐释马克思剖析和探索现代性的危机及其解决方案的文本以及整合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思想资源，充分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生命和自由问题上的思想深度，这对于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与现实意义，特别是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却是以割裂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内在统一关系为代价，从抽象个体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实现的目的论维度来把握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的，以至于近乎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写成了“存在（生存）论哲学”。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仅限于个体生活目的的体验层面，而忽视了个体的生命和自由与生成性的现实历史总体的内在统一关系。
综上所述，既有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三种主导范式，几乎是在未自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从主观需要出发去发掘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的，即：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抽象永恒的历史规律决定论或神秘的历史目的论，而鲜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去把握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与精神实质，以至于最后都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远离现实历史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从而严重遮蔽或偏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二、“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在“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三种范式的具体展开中，也有学者自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作了明确界定，但这些界定仍未能切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因此，尽管他们的尝试不乏对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作出了深刻的理解和阐发，但仍总是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与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相距甚远，甚至相抵触。
（一）西方学界的界定。西方学界出现过四种影响较大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概念界定：
（1）以阿尔都塞和柯亨为代表的“科学论”界定。在阿尔都塞和柯亨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来自于它把人类的活动、阶级斗争、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原因精确、严格地归结为某种结构性或决定性因素，从而提供了审视历史发展过程的“严格的科学公式”。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前后期的著述存在着认识论上的断裂，不仅对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意义上的不连贯，而且往往在其公开表述的观点背后存在着许多“空白”或“沉默”；“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目的就在于清除那些非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范畴，并借助发现马克思著述背后的“空白”或“沉默”的“征候阅读”方法去判明马克思的“真实想法”，以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对阿尔都塞而言，“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内涵，就是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征候阅读”去发掘和阐明马克思审视社会历史深层结构及其要素的辩证关系总体逻辑。
柯亨则认为，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对同一个概念的使用不统一，甚至对同一个问题的讨论也存在着观点和论据的上模糊性；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任务就在于，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困境中抽取出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并引进当代分析哲学严格明晰的分析方法消除其模糊性，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富有灵活性和清晰的经验本质的范畴逻辑系统。因此，对柯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内涵，就是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对马克思的范畴框架系统进行分析澄清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逻辑清晰性。
应该说，阿尔都塞和柯亨的界定对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逻辑性有重要意义。但是，二者都是以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范畴体系的不连贯、不系统为前提的；而且，都旨在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去建构满足他们所需的“马克思主义”。这与其说是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完善，倒不如说是借用马克思的名义去实现其各自的理论诉求。
（2）以弗莱谢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实践—生存论”界定。在弗莱谢尔和萨特看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只能解释为“不能完全预定”的人类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结果，需要以“实践—生存论”为前提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义之所以出现“人学空场”，就在于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偏离了以个体生存实践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需要用存在主义、心理分析主义、经验社会学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个体生存实践的历史总体化运动的揭示避个别经验的狭隘性，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依据“前进—逆溯法”来透视历史总体化运动过程的理性辩证法。可见，萨特眼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就是阐明以个体生存实践为核心的辩证理性批判的总体化逻辑。
弗莱谢尔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远远不止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考察和对互相矛盾章节的细心权衡，而是在于找到将马克思不同著述中的思想和方法统一起来的逻辑前提，而这一逻辑前提，就是能将马克思全部思想统一起来的实践人道主义学，即充分肯定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及其意义的实践论。可见，对弗莱谢尔来说，“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就是重建以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实践论为逻辑前提的人道主义学说。
应该说，萨特和弗莱谢尔的界定，对于阐明和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及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维度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界定是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与某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整合为前提的。这显然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而必然错失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
（3）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目的—功能弥补论”界定。哈贝马斯是第一个正式提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并赋予了“重构”这一术语更加流行的看法。他明确把“重构”界定为：“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在他看来，这种意义的“重构”“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因此，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是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目标的前提下，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分解成各种理论元素，再用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将这些元素重新加以组合，即把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达的社会进化思想奠立在其“交往理论”之上，以便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种“规范基础”。。可见，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旨在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功能，故可将其界定称为“目的—功能弥补论”界定。
显然，哈贝马斯的界定及其“重构”的努力，对于打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政治教条主义和文本原教旨主义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他的界定仅仅是从建构社会进化论的逻辑细节出发的，而且，他通过“交往理性”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规范基础”，实际上是“轻视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阶级冲突，并试图以‘曲解的交往’思想取代它们”。因此，他的“重构”实际上完全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域，进而略过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
（4）以乔治·莱尔因为代表的“内部困境清除论”界定。莱尔因在对以上三种界定作了分析批判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概念。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任务不只是让马克思的理论变得更加严密和系统，而是要排除马克思主义著作内部的困境，以解决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含糊不清的问题”。。因此，莱尔因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并不是指从形式上使历史唯物主义变得更加合理，而是要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质上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以便使它成为一种更充分的理论”。可见，对莱尔因来说，“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内涵就是：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线和理论重点，清除马克思著作的内部困境或矛盾，排除其中不适宜的解释成分，以恢复其理论解释力。
应该说，莱尔因的界定，是对那种用外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理论形式或方法来修补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的一种矫正，充分体现了一种“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旨趣。但是，莱尔因坚持“返回马克思”的努力却是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存在着内部的断裂和困境为前提的。这实质上也就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逻辑统一性与科学性。因此，莱尔因所谓的“重构”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一种“解构”。显然，这也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
（二）国内学界的界定。国内学界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尝试，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改革，而且大多又是在西方的“重构”热潮的冲击和中介下进行的。因此，国内学人自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作出概念界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经历了从“观点论”到“体系论”，再到“问题论”的变迁过程。
（1）“观点论”界定。在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反思与改革中，围绕“实践唯物主义”来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曾一度成为热点。但是，随着是以“物质本体论”还是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来重构的分歧的发展，最后陷入了讨论的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并不在于重新提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而是在于对其基本观点作出符合马克思的本义和时代要求的阐释。正如杨耕所说：“实际上，马克思也没有留下一本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系的专著。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体系，而是观点。重建唯物史观的实质，是依据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去研究、理解、挖掘、深化唯物史观的观点。”而这也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观点论”界定。
应该说，“观点论”界定，对于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摆脱“体系”的束缚，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阐释，尤其是沟通基本观点与当代实践、具体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并由此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该界定必须要面对和解答一个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关系。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内在逻辑的深入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体系论”界定逐渐覆盖了“观点论”界定。
（2）“体系论”界定。针对“观点论”界定出现的困难，有的学者主张超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的传统教科书，“回到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从马克思哲学变革角度去发掘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主要表现为两种努力：其一，从文本学、文献学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二，从哲学观和思维方式变革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体系。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完成的一种哲学话语转换，即由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理论体系，是代表前一种努力的成果。俞吾金、孙正聿等则通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并由此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内在逻辑，而引领着国内研究在第二个方面的努力。尽管支持和认同第二种努力的不同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理解有差异，但是在以下两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其二，把“历史”主要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一切哲学问题的“解释原则”，并由此来发掘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另外，也有借用当代分析哲学的方法，从区别于世界观的“历史观”维度提出了另一种“体系论”的界定。段忠桥就是其主要代表。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就是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进而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各基本概念的确切含义、各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原理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
的确，“体系论”界定旨在从马克思哲学观、思维方式与逻辑方法等维度的变革，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教科书的阐释区别开来，从而在新的哲学语境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对于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整合马克思主义内部经典文本，吸取各种新的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并契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意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体系论”界定的内部分歧表明，该界定会导致哲学解释学的困境，即主体的“视域融合”无法弥合解释主体与解释对象之间的历史鸿沟。
（3）“问题论”界定。针对“体系论”界定的困境，有些学者认为，仅仅停留于体系的争论无法真正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扔下“体系”包袱，通晓和整合马克思的全部著述，深入发掘该理论所要解决并决定其体系内容和形式的根本问题。因为，“体系”是由内容决定的形式，而内容则是由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反体系的哲学努力，则更是如此。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必须从“体系论”转向“问题论”界定。
实际上，“问题论”界定与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遭遇的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王晓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一书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创立以来，就因面对和解决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挑战中而不断得到新理解乃至重构，但是过往的重构都因为再次遭遇当代新提出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挑战而面临着困难。因此，他主张从解决这些困难所涉及到的理论难题的角度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并由此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新的阐释。张文喜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一书中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是对一个最为紧迫性的问题的探索，这个问题也就是‘历史总体观’的重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就是返回到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即由“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所构成的现实总体把握来重新理解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他说：“我们对待马克思的作品之所以要更加谨慎，是因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即经由资本和形而上学原则表达的现代性批判，当然不能仅仅靠由哲学本身的转化来从事自我批判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研究中透露出的一种内在联系，显示出对欧洲正在由于资本逻辑的展开而形成的现代性的全部结果、潜能和幅度目前尚未完全显现，只有将其放到历史总体中加以审视，才能保持其理论批判的张力。
显然，“问题论”的界定，对于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并由此推进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的“问题论”界定，大多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主要还是从哲学理论层面来加以概括，并没有从现实历史层面去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的内在结构及其变化，以至于往往只是注意到问题的某一个侧面或片断；同时，就目前基于“问题论”界定所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看，基本上还处在较为抽象和原则性的探讨阶段，并未深入到经典文本展开较为深入的具体分析和讨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界定，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共同诉求，即：通过“重构”应对当今时代的理论和现实挑战，并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以便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因此，应当充分肯定，基于这些自觉的概念界定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对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三种主导范式注入了活力。但也必须看到，国内外学界的界定，大多未能切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从而真正超越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抽象的历史规律决定论或某种神秘的历史目的论的功能化解读思维惯性。
实际上，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道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了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关系中揭示了哲学的现实内容及其进入现实历史的途径、方式，从而既从理论逻辑上批判和颠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又从历史深处揭示其得以生成的社会历史根源，以便既破译出“哲学中的时代问题”，又提炼出“时代问题中的哲学”，以保证自身始终作为面向与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法论指南。因此，马克思对以“资本逻辑”为深层建制的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即：以“现代生产”为逻辑起点界划“资本的形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并通过发掘和剖析“资本的现代史”的特殊性来探寻人类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即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性与现实道路，并由此透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对具体历史展开的作用机制与方式，也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与历史性内涵，也正是由此得到规定和阐发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概念的确切内涵，可作出如下明确规定：重返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开辟的理论道路，即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尤其是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内在关系所蕴含的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与精神实质，从而在当代哲学文化语境中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及其现实意义。这也是有效校正“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基本思路的逻辑前提。
三、“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思路校正
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三种主导范式以及自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概念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的学者的理论努力，都由于未能切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而未能真正跳出或者说彻底超越从抽象的历史规律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与精神实质的思维惯性，进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内涵。这就充分表明，忽视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即离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及其由此形成的历史生成总体论，必然陷入以下两种理论窘境：（1）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生产力（技术）决定论或生产方式机械更替的单线发展论，即非批判的“经济唯物主义”，以至于最后不是趋同于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最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东西，就是走向压制那些最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观点而堕入唯意志论的泥沼；（2）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批判技术决定论的一般的文化批判理论或非（超）历史的“结构决定论”，以至于最后不是远离和拒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抽象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实质，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现代性的历史特殊性抽象为人类历史的普遍必然性。总之，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去展开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剪裁现实历史的“抽象公式”，就是将其变成屈从于资本现代性而至多只是从其片段之间的“缝隙”中寻找批判能量的激进意识形态。
在我们看来，既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失误，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未能摆脱两个相互联系的教条：一个教条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以探寻世界本体为旨归的形而上学体系；与这一教条相联系的第二个教条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独立于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纯粹哲学理论体系。正是受这两个教条的影响和支配，人们习惯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纯粹哲学的“独白”，从而忽视其关注时代问题的“复调”语境，以至于将马克思从实践地解答“迫切的时代问题”去建构其历史观的思路，转变成了从“哲学史的演绎”中去建构沉思“迫切的时代问题”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思路，以至于最终使“问题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问题”彼此割裂了开来。这显然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语境。可以说，这也正是导致人们不能真正切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的深层原因。
其实，只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并切中其方法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和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性，来明确其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理论透视的历史界限，并由此反对那种把历史抽象地看作由某种永恒规律决定的历史决定论或认为“过去”必然普遍地进化到“现在”的历史目的论的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便会显现出来。因为，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了解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正是其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的充分体现。
因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中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去推进“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基本思路作出以下三个层面的校正：
第一，摆脱和超越从哲学到哲学的“独白式”的本体论体系哲学阐释思路，转向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并由此发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性为问题核心的多学科整合的“复调语境”式的“超学科”现代性批判思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通过哲学史的内部演绎的本体论体系哲学形式面世的，而是通过对现实历史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剖析与批判，并由此与各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种永恒的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学说划清界限，从而以“改变世界”的“历史科学”的形式面世的。因此，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首先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学科界限，超越对三者关系的传统机械论理解，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这一“超学科”的历史生成总体视角，把将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为以批判现代资本为核心来揭示现代性展开逻辑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及其可能性的全新历史哲学。简言之，历史唯物主义重构，需要从马克思的著述构成一个“现代性批判”的“艺术的整体”的“超学科”的总体视域入手。
第二，克服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历史进步（目的）论的逻辑连续性，并由此将其首要社会功能抽象地指认为历史普遍主体或者无产阶级社会行动的最佳指南的阐释，转向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历史生成总体论批判来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思路。历史唯物主义确实从启蒙运动的历史进步论（机械的自然科学规律决定论和理性价值目的论）历史观中提取了“进步”、“发展”等范畴的合理因素，但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技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方式机械更替的单线发展论揭示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自然规律，并以此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然性，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特殊性与历史暂时性，以便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改变世界提供一个理论指引。否则，马克思就无法将自己的历史观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以及将历史看作“存在方式”的连续演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静态”历史观区别开来。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为阐明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性的历史性、暂时性这一迫切需要而创立的。正如如艾伦·梅克森斯·伍徳所说：“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为建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它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与当前流行的方式完全相反的：它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它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示从事某种政治行为的“科学”程序或技术，而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特别适用于探索政治行动必定发生领域的分析方式。而这种分析也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批判”鲜明地体现了包括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社会主义学说批判等在内的理论构想及其最基本的理论特点与政治特点。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会向“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作任何让步。因此，推进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必须避免重蹈历史上曾经长期影响和支配学术研究的研究方式，即：撇开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治内容，抽象地研究其“经济”、“哲学”乃至“政治”等个别领域，使作为一个历史总体的现代性问题保持一种被机械地分割甚至对立起来的永久化趋势，从而令人满意地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有必要澄清和明确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所提供的基本原理的历史时间界限和适用范围，即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活社会的人类”。这也是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今世界的各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的标志。
第三，扬弃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总体观，回到马克思的“具体历史”总体观，并由此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黑格尔哲学的功绩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感，马克思曾对此予以了积极评价。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挪用黑格尔的历史总体观来展开对现实历史的审视和研究，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对了黑格尔思辨历史观的改造。然而，马克思赋予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并不足以使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一点已经被站在古典经济学家立场的黑格尔做到了。因此，马克思直接指出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存在的问题，即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思辨加工，并由此克了服黑格尔历史概念的思辨性特征。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作为哲学的历史或者说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历史，即作为概念的运动和时间的逻辑的历史，而不是基于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活动而不断生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体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蒲鲁东用经济范畴构筑思想体系大厦而抽象掉社会现实社会关系内容的缺陷的同时，必须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概念引回到现实生活社会，即让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重新用脚立地，使不断生成的现实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历史总体彰显出来。而马克思做到这一点，正是通过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来实现的。由此，马克思也就用对现实历史本身或者说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研究取代了黑格尔对作为哲学史的“历史”的研究，即：把那种“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的运动的思辨历史哲学，倒转成了科学地分析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如何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或运动的“历史科学”。因此，马克思把所有的哲学概念或所有概念的哲学要素与社会的、经济的范畴都放到对“具体历史”分析批判之中加以审视和改造。总之，对马克思来说，现实历史的总体或总体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就是包含着现实的个人的总体的过去全部活动的积淀及其趋向未来之动力的现实存在，而这个现实存在就是当下仍然处在生成过程之中的流动性的现实的资本总体。因此，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具体历史”总体观，并从其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这一方法论前提来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论断。
综上所述，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为历史唯物主义所锻铸的方法论前提与历史生成总体论视角，辨明“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概念的确切内涵，并据此校正“重构”的基本思路，才能有效阐明和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精神实质及当代价值，进而找到使历史唯物主义真实地走向当代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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