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
张作云
（淮北师范大学 当代经济研究所 安徽淮北 235000）
内容提要：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是19世纪后期从俄国民粹主义蜕化出来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政治派别。为了摧毁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不惜诬蔑、歪曲和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列宁通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不仅揭示了这一学说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依据及其理论基础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也揭示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在俄国产生、发展的认识论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是代表小生产者、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利益的学说，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是以“人民之友”自居的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思想家，是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和发展的“最凶恶的敌人”；不仅摧毁了主观社会学的歪理邪说，而且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告诉我们：作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以及以此种方法论为基础的的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并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其以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为前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坚持人民群众历史观，反对“英雄历史观”；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脱离群众的、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民粹派 主观社会学 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
提起列宁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不能不使人想起他对19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俄国民粹主义、尤其是对19世纪80年代以后从民粹主义中蜕变出来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批判。此时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不仅接受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衣钵，从中汲取了新的营养成分，而且也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实际地加以运用；不仅成为伯恩斯坦在俄国的紧密追随者和忠实信徒，而且也堕落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对立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社会活动，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凶恶敌人”。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批判，从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开始。
一、主观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批判
1894年，列宁写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历史任务和前进的方向。尤其是，为了彻底粉碎自由主义民粹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进攻，列宁便釜底抽薪，在本书第一编，集中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基础——主观社会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在第1期和第2期，发表了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的《文学与生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看做是多余的，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根本谈不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上的“事物有合乎心愿的”和“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是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组织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一种组织制度“合乎心愿”与否、“正常不正常”，就是要看它“能否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人的“本性”和“理想”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社会学的上这些规定，列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组织制度，这说明，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学依据完全是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根本谈不上在社会学领域里有“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而马克思则“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并得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米海洛夫斯基“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主观社会学的哲学基础之后，列宁又进一步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主观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的责备，列宁反问道：“这一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经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列宁举例说：“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列宁最后说：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列宁的批判说明，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学不仅是唯心的和先验的，而且也割断了历史、脱离了现实，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充分暴露出他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性质。
米海洛夫斯基社会学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还表现在他对俄国社会进行变革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思路上。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思想》杂志第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叙述由他参与编辑的《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已经大大动摇了，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对于米海洛夫斯基的此种理论观点，列宁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首先，列宁指出了米海洛夫斯基在人类社会“劳动形式”或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变革方面逻辑的荒谬性。他指出：“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有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甚至没有（而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就来“根据一种学说”去“改造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这不仅是逻辑混乱，而且也是异想天开。
其次，关于改造“劳动形式”即改造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思路，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无视中世纪“劳动形式”与新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即两种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也不打算去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弄清中世纪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挤的原因及其客观必然性，而是“从各处‘采纳’长处，”“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完全是“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接。”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这些研究的材料”，充分暴露出米海洛夫斯基社会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方法论的本质特征。
最后，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社会学的要害。列宁认为，米海洛夫斯基从他的主观社会学出发，把“劳动形式”看作“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也即把中世纪的“劳动形式看作土地属于耕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这就割断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结构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中世纪的“劳动形式”——“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的现象，并非”像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之所以“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是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是因为“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他“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的制度（总的来说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作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列宁对米海洛夫斯基的上述批判，实际上是说，由于米海洛夫斯基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不能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不去研究中世纪封建制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挤或代替的原因，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替代中世纪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必然性，而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斥责，以挽救中世纪封建制生产关系灭亡的历史命运，充分暴露了米海洛夫斯基社会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实质，暴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劣根性。
二、主观社会学的历史观批判
在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之后，列宁又对主观社会学的理论依据即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歪曲和攻击上，其中米海洛夫斯基在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发表的《文学与生活》最为典型。大家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基本观点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米海洛夫斯基认为是错误的。他认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社会学家的责任是“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即“组织制度”的条件。至于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他认为，“只有财富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及其社会学的这种观点，列宁给予严厉地驳斥和批判。他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是他们这些人“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的”主观社会学“老调”，是被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摧毁了的陈腐浅陋的道理和幼稚说教。
米海洛夫斯基为了反对和诋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针对贯穿于《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问道：“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接着，他作出结论说：“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对于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武断和结论，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列宁接着说：“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个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列宁继续说：“只要把从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且这个思想”，正像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在这里，“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得出的他的结论的方法”，正像“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最后，列宁引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利用这个方法得出他对这个问题结论的推论过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由此列宁得出结论说：“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在于：唯物主义的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消除了人类社会思想与生产关系这一客观事物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科学的结论同时，“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摡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最后，列宁指出：“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在分析、揭示和论证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上述假设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时，列宁还揭示并论证了马克思运用这一假设，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得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一结论的过程。他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
在揭示和论证了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假设，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得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之后，列宁总结说：“《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至此，列宁进一步说道：“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马克思“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最后说：“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地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地历史观。”米海洛夫斯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的这个责怪，充分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敌视态度。
为了反对和诋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米海洛夫斯基甚至不惜偷换概念，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提起偷换概念，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并不是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发明和专利，而是他们从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那里捡来的破烂。大家知道，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机会主义便滋长和发展起来。歪曲唯物主义历史观，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宣扬庸俗进化论，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便以此为契机，故意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硬说马克思否定先进思想的积极作用，污蔑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是“任意的历史编造”，是“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把“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保尔·巴尔特就是其中的典型。自19世纪90年代起，恩格斯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书信中，不仅对保尔·巴尔特歪曲和污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且还针对保尔·巴尔特等人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荒谬行为，全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粉碎了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庸俗化的阴谋，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在在恩格斯清算并摧毁了保尔·巴尔特等人的歪理邪说之后，米海洛夫斯基又故伎重演，偷换概念，以“经济唯物主义”替代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一些荒诞无稽的莫须有的东西强加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头上，真是恬不知耻。
对于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一演技，列宁给以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他反问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引者注）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米海洛夫斯基“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段论据加以歪曲，”他在论战中的这种手法，真是“特别令人愤慨”！
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这次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本意，并不仅仅是为了批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否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所谓“片面性”，而且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借批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所谓“片面性”，来贩卖和推销他的主观社会学，为他们所主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打开方便之门。
例如，关于所谓“子女生产问题。”本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就是劳动，就是从事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产生以后，生产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需要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制约着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至于“子女生产”，“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而米海洛夫斯基却以批判所谓“经济唯物主义”为由，说什么“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无论在它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甚至“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
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米海洛夫斯基为了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还大言不惭地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作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愿，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般谬论，列宁讽刺说：“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作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列宁接着就对米海洛夫斯基关于遗产制度的谬论进行了批判，以揭露米海洛夫斯基主观社会学的反动实质。列宁指出：“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着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要证明的相反。”
再如，关于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的见解，也是米海洛夫斯基为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发表的一种奇谈怪论。这一怪论，从他对氏族联系和民族联系的解说开始。米海洛夫斯基说：“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论调，列宁指出：“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列宁继续说：“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就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一点都不了解。”列宁接着指出：“如果可以说古罗斯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一个整体。”依据上述，列宁结论说：“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的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这就是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产生以前的氏族制度是风俗的统治，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在本质上与国家是有区别的，不能称之为国家。国家的产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便建立起自己的权利机构，于是，国家便应运而生。国家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有组织的暴力，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阶级统治的权利组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和工具。对于国家问题，不能从它本身和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应当并且只能从社会的阶级生活条件来解释。最后，列宁揭示了米海洛夫斯基国家理论的荒谬性。他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和永恒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的国家理论，充分暴露了他的社会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
还如，米海洛夫斯基为了推销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惜歪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和历史，抹杀国际工人协会的阶级性质。本来，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阶级，就是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支配的那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斗争在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的根源就在于不同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平等而导致的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平等，就在于他们经济政治地位及其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而米海洛夫斯基却把阶级斗争歪曲为“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本来，国际工人协会是应19世纪6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高涨、各国无产阶级加强国际团结、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和压迫的需要而成立的，是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国际性革命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就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就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获得彻底胜利，解放全人类从而使自己最后得到解放，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社会的崇高目标——共产主义。而米海洛夫斯基却把国家工人协会诬蔑为阻止国际工人阶级“互相残杀”、“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的组织。米海洛夫斯基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诬蔑和攻击，遭到列宁的痛斥。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上述“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作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他也不知道，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民族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作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灭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即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暴露无遗。
不仅如此，米海洛夫斯基为了推销自己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还抛出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的命题。他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但他又说：“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动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胡说，列宁指出：“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其目的是“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接着，列宁便揭示了米海洛夫斯基上述胡说的荒谬性。他说：“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 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绕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予一定的解答。”而“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按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基础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级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的客观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把“‘活动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归结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天真幼稚、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么决定的。”在这里，“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对于米海洛夫斯基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论战的低级而拙劣的手法，列宁痛斥道：面对上述严肃而亟待解决的关于历史观方面的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而“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反而以傲然自得的态度来责备“唯物主义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
最后，为了给自己蹩脚的主观社会学——唯心主义历史观开辟道路，米海洛夫斯基又不惜颠倒黑白，诬称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建立在黑格尔“三段式”基础之上的。面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誣蔑和攻击，列宁首先指出：“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其实，“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
接着，列宁就从不同方面，对米海洛夫斯基说法的荒谬性进行批判。首先列宁指出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基本内涵。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为了证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三段式”，列宁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的《欧洲通报》1872年第5期上描述他的辩证方法的一段话（短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的一段话，）全部引来，以资说明。“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于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这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在摘录这段引文之后，列宁总结说：“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可见，米海洛夫斯基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基础上的”说法，完全是胡编乱造和无中生有！
随后，列宁又直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关于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区别的一段论述，来批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诬蔑。马克思的这段话是：“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可见，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相比，是头足倒置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马克思的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反而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根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这种卑劣行径，不仅表明，他不仅不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更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而且也充分暴露出他仇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反动性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的手法的荒唐性和可笑性。
列宁以上对米海洛夫斯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不仅摧毁了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理论依据，从而在许多方面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理论问题，不仅在实践上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也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主观社会学的阶级本质批判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不仅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哲学世界观基础、方法论原则和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还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他们的阶级根源和反动本质。
首先，列宁揭示了米海洛夫斯基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资本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和态度演变的历史及其过程。列宁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的评价，也许不无益处。”列宁接着指出：“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在1877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1894年唯物主义却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的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这个问题的一定的解决。……”你们看，“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的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在1877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可不是吗？〉，怎么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黑体是我用的〉是这位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列宁所作的上述比较告诉我们，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而到1894年，却忘记（实际上是否定）自己此前对《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说的话，反而转到马克思《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起而反对和攻击起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了。为了反对和摧毁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真是滑稽可笑和无耻到极点！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一反常态，列宁深刻地揭露了个中原因。列宁指出：原来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70 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像他在1872年和1877年所表现的那样），而是躲在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作‘热血斗士’，主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的社会分子。”可以说，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了原来代表农民利益的带有一定革命性的立场、观点和主张，蜕变为庸俗的代表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小市民自由主义，是他们由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同路人转变为反对者的根本原因。
在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资本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观点、态度之演变的历史及其过程之后，列宁又进一步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为自己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恶劣手段作辩护”、“给自己留了很多后路”的丑恶而虚伪的嘴脸。列宁指出：“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招来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一或那一旗帜（民意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几十个假借正直名义来掩饰其自由派怯懦心理的清谈家，也许还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家伙，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家伙，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至尾都是曲解、歪曲和捏造。”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像一个被揭发了的学生那样躲躲闪闪”，“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以推卸自己攻击、歪曲和誣蔑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真是卑鄙庸俗、厚颜无耻到极点！
最后，列宁对米海洛夫斯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批判充分表明：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主观社会学在19世纪后期俄国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主义，社会变革政策和策略上折衷主义，理论依据上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是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小生产者、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占优势的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深受封建“旧贵族”制度和传统势力束缚、遭受大资本压迫和排挤而深受苦难的小生产者、市民小资产阶级，是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基础。米海洛夫斯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是代表俄国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利益的社会学说。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是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反对社会民主党人、阻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俄国传播和发展的“最凶恶的敌人”。
四、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告诉我们什么
在批判和回击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理论“批评”的工作结束之后，列宁总结说：“他想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这就是说，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摧毁马克思的学说，由于马克思的学说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为依据的，米海洛夫斯基便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可见，共产党人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
从古自今，一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历史。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学说，自觉或不自觉，大都以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依据。相反，一切被剥削阶级和进步的革命阶级也自觉或不自觉，都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依据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修正主义者，无不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拥护者、推崇者和实践者，并且在具体策略原则上又大都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依据，模棱两可、左右逢源、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各方采纳长处、并进行“机械组合”的毫无原则的折衷主义者。因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人，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尤其要高度重视和反对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和折衷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部社会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历史。一切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包括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社会学说，无不是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也都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必然性、历史性、暂时性和过渡性。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及其实现，也是不可抗拒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到处都有，但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到头来，总是要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忠实而坚定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念，继承、捍卫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精神，高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旗帜，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誓作革命的促进派，反对复辟倒退的历史逆流，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把与该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所使用的基本的和科学的方法。依据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制度结构和阶级结构，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趋势。我们共产党人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在21世纪20年代的当代中国，要从事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具体来说，就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看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就必须依据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从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做起，尤其要从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做起。须知，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互助合作的协作关系和民主的管理关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系，我国社会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都将失去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或生产关系，都表现为阶级关系。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这些关系，他们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所谓“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具体来说，就是人的阶级性，超阶级的人性是没有的。同样，与超阶级的人性相联系的超阶级的所谓“公平”、“正义”“道德”也是没有的。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超阶级的所谓“公平”“正义”和“道德”的理论，都是无稽之谈，都是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论在社会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都是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麻痹和毒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超阶级的歪理邪说，本来已经遭到清算，然而近些年来，由于某种原因，又死灰复燃，并在不同场合甚至在一些报端媒体不时出现。对于此种情况，必须引起意识形态和理论宣称部门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超阶级的人性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超阶级的所谓“公平”、“正义”、“道德”等方面的理论，充分揭露这些理论的虚伪性、为剥削阶级尤其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反动本质。
最后，我们知道，以往的历史理论，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种关系的根源；”“没有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正如米海洛夫斯基一样，相信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个人’创造的”，“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动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他们不仅是历史创造者，而且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则“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不仅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创造者，而且也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根本力量。总之，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动历史前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乃至一切实际工作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乃至一切实际工作的基本方法。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必须明确，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标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经常所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人民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即使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因此，在我们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坚持群众历史观，反对英雄历史观，同时还要高度警惕和反对“英雄和奴隶们共同创造历史”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实际工作中，要时刻牢记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坚决批判和反对一些领导干部把自己当作“圣人”，把群众当作“阿斗”，高傲无忌、盛气凌人，“谁给企业家过不去、我就给谁过不去”，“企业家是衣食父母”，“要对企业家负责”等丧失党心、民心，浑身沾满剥削阶级和旧式封建官僚气息的霸道作风。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向基层群众问计”相结合。同时，还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分清“延安和西安”、“东方和西方”，坚决反对毫无原则的米海洛夫斯基式的“从多处采纳长处”、盲目崇拜西方、照搬西方的“新教条主义”和“拼盘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总结我国近百年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目前，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进军号角已经响起。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团结奋进，艰苦努力，满怀自信和豪情，迎接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出现，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而庄重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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