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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马克思与斯密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所讨论的 生产方式当然是他所处时代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最合乎自然的方式，也是最合乎人性的方式，这样一来，一种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就直接上升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在这样 的视野中，以人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作为说明人类历史进展的基础，就是顺理 成章的事。
在斯密的讨论中，有几个相关联的前提：第一，斯密的起点是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在他看来，只有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才可能有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只有物质产品丰富了，才能真正地在大范围进行自由贸易。第二，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根本的原因是分工。分工使得技术更加熟练，使工人在生产的某些方面 更有技巧。但是，斯密的讨论中有一个理论上的循环论证：即分工产生于人类 的互通有无的倾向；产生这一倾向的原因在于，一个人只有在分工中才能更大 限度地把个体生产的物品集中为一种集体的资源，从而更好地获得自己无法 生产的物品。如果撇开其循环论证，那么斯密讨论了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的 内在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逻辑的讨论与斯密有着相似性。他们在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结构时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类要生存，就需要进行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并从中产生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产生出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解释构架。斯密从物质生产出发，走向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议题，而马克思从这里走向了对社会历史的一般解释，这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经济学议题的哲学提炼。
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前提，这是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上升到哲学层面，也是从现代生产劳动出发的哲学说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说，将以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看作价值的来源，这是斯密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III 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中，马克思从哲学层面对劳动价值论形成过程的讨论，就展现了自斯密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思想的社会历史意义。相比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哲学前提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即从早期的人本学转向了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科学，这是对人本学的扬弃，同时也是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不再以人本学的或客观的理性作为整个历史的支点，而是强调客观的物质生产建构出社会存在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这里的问题在于：对于斯密与黑格尔来说，现实的市民社会是既定的前提，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具有“先验性”，他们都将之作为“自然”事实接受下来。在这样的非历史性语境中，可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构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般解释构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然社会”，一旦将对现有市民社会的解释构架作为一般社会历史解释构架时，虽然改变了理论解释的逻辑起点，但并不能真正超越斯密与黑格尔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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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哲学》与蒲鲁东的非历史性视野
非历史性视野带来的理论错误，在蒲鲁东那里表现得较为充分，对蒲鲁东的反思，使马克思更能看到非历史性讨论方式带来的问题。蒲鲁东认为，当下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它们相互争吵、甚至抱着敌对的信念。蒲鲁东认为，应该存在的事物还没有到来，必须将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彻底化，实现财产公有。但在如何公有上，蒲鲁东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主张陷入了乌托邦，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今天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二中选一，而是要实现新的综合，协调两者的主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组织的问题。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安定和幸福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分析蒲鲁东的非历史性思维，我们再看看马克思和蒲鲁东对劳动的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与经济学的视角看到了劳动对于现代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意义。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说，从重商主义经重农学派到斯密、尤其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体现了工业劳动的社会建构意义。而黑格尔关于劳动与自我意识建构间关系的讨论，则将劳动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把握了劳动在当代社会中的建构性意义。
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化，意味着既然一切产品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财富也应该归劳动者所有，这是蒲鲁东及后来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劳动时间作为分配的原则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行了批评，即这种时对时、天对天的分配方案，如果真要实行起来，只不过是重新演示一遍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生成的，因为这一方案是在不取消私人商品交换的前提下，认为取消货币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从方法论上来说，这是将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天然存在的社会，犯了非历史性的认识错误。当蒲鲁东把当下的社会当作既定的社会时，就会陷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样的理论逻辑，即将人本学意义上的劳动作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根本，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逻辑。经过 《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到《资本论》时，马克思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放弃了以劳动主体性为基础 的社会存在论，走向了非主体性的、以资本逻辑为根基的社会存在批判理论。在这一转变中，历史性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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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与马克思哲学的新视界
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方法”部分，马克思通过批评蒲鲁东，集中论述了自己哲学中的历史性方法。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的重要环节，这一转变使马克思意识到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局限，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建构新的逻辑。从历史性视野出发，可以看到，蒲鲁东的错误在于：
第一，他没有意识到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而不是自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暂时的社会，如果把这个社会看作是自然社会，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社会，就会把这个社会看作一切社会的样板，这个社会中的人就会成为人的“类”本质的样板。当蒲鲁东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时，即使他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无意识层面仍然站在当下社会的立场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在讨论到斯密与李嘉图等人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时指出，斯密、李嘉图、卢梭等从个人出发，把个人看作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这是对 16世纪以来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都没有跳出市民社会的立场，而是 将之作为永恒的自然社会，从而把现存的关系看作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自然规律。
第二，正是上述的错误，蒲鲁东才会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上升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范畴，把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看作永恒的真理。从历史性的视角来看，任何范畴、观念都是在特定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它既体现了特定社会的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这一社会的理解和把握。观念、范畴和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循环关系，而历史性是这一关系的重要特点。这也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的分析，一方面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解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基础上的观念与范畴，在历史性的视域中去理解两者的内在关系，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历史定位，形成知识地图，而不是将观念、范畴抽象为超历史的东西。历史性方法是我们理解社会、把握观念的根本方法。
从历史性视野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重要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历史性意味着非永恒性，也意味着任何事物与观念都有其发生、发展、消失的过程，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需要将之看作历史性的存 在，需要对制约着人们认知的前提进行批判。其次，历史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开放性。历史性视野意味着事物本身的非完满性，意味着事物处于一 种发展的过程中，这决定了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一种发展的学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表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通 过对蒲鲁东的批评，历史性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规定，这也意味着人类学意 义上的生产逻辑并不能直接运用于资本批判，推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一次逻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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