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英国而言，“爱尔兰移民”是一个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法规避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与英格兰、爱尔兰两地区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有关之外，主要是该问题还关涉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进而言之，在英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迫于生存与生活的压力，大量的爱尔兰人就通过“国内移居”的方式进入英格兰，这样在构成英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同时，也给当时的英国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在恩格斯看来，作为英国自身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问题，“爱尔兰移民”并非只是一个空间位移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关涉阶级革命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中，恩格斯指出，基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两地发展的明显差距，“爱尔兰移民”迫于生存、生活的压力迁移至英格兰，而且它的这种行为——作为一种“国内移居”的范畴——对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状况》中“爱尔兰移民”的身份界定
在《状况》中，由于恩格斯所使用的是“爱尔兰移民”这一晦暗不明的术语，且基于移民空间区域方向划分的标准，于是国内外学界在界定“爱尔兰移民”之身份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状况》中的“爱尔兰移民”应该被界定为“国际移居”类型；另有学者认为，《状况》中的“爱尔兰移民”应该被界定为“国内移居”类型。对于这两种不同且对立的观点，它们各自的论证具体如下：
其一，有学者之所以坚持“爱尔兰人迁入英格兰应属于国际移居”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立足于“民族独立”的视角来界定的，即他们认为爱尔兰本身作为一个与英格兰完全不同的民族，始终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着。鉴于此，这些学者认为，不能把《状况》中“爱尔兰移民”之入境的行为界定为“国内移居”。
其二，另有学者之所以秉持“爱尔兰移民应属于国内移居的范畴”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立足于“历史事实”的视角来界定的，即他们认为尽管爱尔兰与英格兰本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而且在习俗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历史事实——根据法律规定，《状况》中所描绘的爱尔兰当时已经与大不列颠王国统一，并且由英国议会来统治。鉴于此，这些学者认为，不能把《状况》中“爱尔兰移民”之入境的行为界定为“国际移居”。
对于《状况》中“爱尔兰移民”身份的界定，笔者大致认同“《状况》中的爱尔兰移民应被界定为国内移居”的观点。正如学者罗杰·斯威夫特所言：“从英国国内应对工业发展而出现的内部移民而言，把爱尔兰移民界定为进入英格兰东北部的国内长距离的迁移者是合理的。”当然，除了该观点上述立足于“历史事实”而进行论证之外，笔者还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证。一方面，因为在《状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描述的“爱尔兰移民”事实上大都发生在英国的“农村―城市”与“城市―城市”之中。于是，依照移民空间区域方向划分的标准，恩格斯《状况》中的“爱尔兰移民”并不属于“国际移居”，而是与“国内移居”的有关界定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因为在《状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论述的对象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即包括爱尔兰移民在内的广大无产者。如果学界刻意突出爱尔兰与英格兰是两个独立且不同的民族，那么这事实上不仅不利于广大英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联合，甚至还会在某种意义上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可见，把《状况》中“爱尔兰移民”的身份界定为“国际移居”是不妥的，或者说与恩格斯联合广大的英国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意图是相违背的。综合以上各种理由的论证说明，在《状况》中恩格斯所谓“爱尔兰移民”之身份应该被界定为“国内移居”的范畴。
二、《状况》中“爱尔兰移民”的理论定位
相比于《状况》之“大城市”篇、“各类工人阶级”篇等，“爱尔兰移民”一章尽管在篇幅内容上是明显偏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在恩格斯思想中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事实上，在《状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爱尔兰移民”给予了较为重要的理论定位。
第一，在恩格斯看来，“爱尔兰移民”是致使英国工人陷入贫困状况的原因之一。在“大城市”篇中，恩格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被光鲜亮丽又雄伟壮阔的大城市所遮蔽的普通工人阶级的生活场景。进而言之，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工人们本身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大城市的发展而变得富裕起来，并且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的生活可谓是每况愈下。“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当然，正是因为恩格斯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在大城市中生活的艰辛，所以他才决定认真探究一下致使这些工人阶级生活每况愈下的原因。对此，恩格斯主要得出了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竞争”；二是“爱尔兰移民”。尽管恩格斯在《状况》中将“竞争”与“爱尔兰移民”两个原因分为两个章节来论述，但对这两个章节内容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这两个原因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融与影响的。也就是说，“爱尔兰移民”不但激化了英国社会中各不同阶级之间的竞争，而且还加剧了英国社会中同一阶级内的各成员之间的竞争。比如就“爱尔兰移民”而言，从工人阶级的层面来看，它加剧了其自身与英格兰工人之间的竞争；从资产阶级的层面来看，它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所导致的竞争进而也会加剧英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或者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当然，在恩格斯看来，不论“爱尔兰移民”加剧上述英国社会中哪一阶级的竞争，这最终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而言都是不利的，或者说只是英国工人阶级所遭受损害的程度不同而已。可见，正是由于“爱尔兰移民”所加剧的竞争，才致使“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总之，恩格斯认为，由于大量“爱尔兰移民”涌入了英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竞争，才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每况愈下。
第二，在恩格斯看来，“爱尔兰移民”是构成英国工人阶级的新力量。正如英国学者E·P·汤普森所言：“在工人阶级的新的集体里，一定漏掉了对一个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的分析。据估计……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大约有1/5到1/3的工人是爱尔兰人。”尽管“爱尔兰移民”大批量地迁入英格兰始于19世纪之初，可是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恩格斯写作《状况》一文的时候（即1844―1845年），从爱尔兰移居到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已经高达百万之多，于是他们也就转化成为英国工人阶级中一股无法忽视的新力量。进而言之，在英国工业发展非技术的劳动职位中，“爱尔兰移民”往往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与地位。“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手工织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人……”总之，恩格斯认为，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构成中，“爱尔兰移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状况》中“爱尔兰移民”迁入英格兰的原因
在恩格斯看来，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其迁移至英格兰的行为肯定是有原因的。鉴于此，笔者将从人口迁出地“爱尔兰”和人口迁入地“英格兰”两个方面对《状况》中“爱尔兰移民”迁入英格兰的原因展开分析。
原因之一，爱尔兰地区民不聊生的状况迫使众多爱尔兰人背井离乡而加入到当时的移民浪潮中。对此，这应当从1845年所谓的“爱尔兰马铃薯歉收或失收事件”谈起。尽管于17世纪从美洲引进的马铃薯曾给爱尔兰地区的经济带来繁荣之景，可是自1845年所引发的“马铃薯疫病”同样也给爱尔兰及其人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换言之，爱尔兰自1728年以来所发生的马铃薯歉收或失收现象至少有24次，但与1845年的这次相比，以往所遭受损害在程度上可谓是“小巫见大巫”。1845年所谓的“爱尔兰马铃薯歉收或失收事件”不但导致爱尔兰人民的收入直接锐减，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健康。于是，为了逃避再次遭受大饥荒的危险，大量爱尔兰人通过“移民”的方式远走他乡。
不过，英国学者E·P·汤普森并不认为1845年所谓的“爱尔兰马铃薯歉收或失收事件”是引发当时爱尔兰人大批量移民的根本原因。进而言之，“折磨爱尔兰的悲惨灾难，主要不是马铃薯疫病，而是紧接着（1798年）联合爱尔兰人起义被残酷镇压后出现的一种反革命的结果。这次镇压比爱尔兰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都野蛮。另一个原因是1800年的合并法造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可见，引发“爱尔兰移民”大批量地移居英格兰的根本原因是人为造成的，而非自然的。具体而言，由于政治上被吞噬，军事上被胁迫，于是爱尔兰议会在1800年被迫无奈地通过了与英国合并的法律，进而在随后的1801年宣布成立“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于是，爱尔兰这段时期社会环境的动荡迫使不少爱尔兰人远走家乡并出外谋生。当然，这些“爱尔兰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欧洲其他地区及美洲新大陆等。除此之外，作为最后一个加入联合王国的地区，爱尔兰在宗教等问题上表现出与英国高度的不和。因此，在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之际，英国政府非但没有紧急驰援并运送物资给爱尔兰人，反而还纵容新教大地主阶层继续对天主教农民阶层实行作物强制征收，并把爱尔兰地区所稀缺的食物优先供应英格兰。总之，基于英国政府的领导不力，且正值“马铃薯疫病”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致使大量的爱尔兰人因为其地区民不聊生的状况而背井离乡来到英格兰等地。
原因之二，英格兰地区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以工人的身份涌入其中。众所周知，19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并大步地迈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及文化方面，此时的英国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并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于是，此时作为英国附属地区的爱尔兰及其人民也会对英格兰地区所展现的繁荣景象产生一种向往之意。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激发出爱尔兰人试图摆脱穷困潦倒之境进而拥有美好生活的希望。“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除此之外，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更多的利益，比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达与贸易往来的广泛，英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国家，其海外市场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当时英格兰地区工业就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并需要更多的工人来进行生产。正是由于此时英格兰地区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才为“爱尔兰移民”迁入英格兰并生存下去提供了更多现实的可能性。“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
总之，“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在上述两种原因的主导下，“爱尔兰移民”自19世纪以来每年都以数以万计的规模移居英格兰，并壮大英国工人阶级的队伍。
四、《状况》中“爱尔兰移民”对英国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对《状况》中恩格斯关于“爱尔兰移民”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爱尔兰移民”迁移至英格兰并不只是一种空间位移的行为，更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的话题。换言之，数目庞大的“爱尔兰移民”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如下：
首先，“爱尔兰移民”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工人阶级的竞争。事实上，产业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会刺激人口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替代并解放原来的手工人力，于是这就致使当时的英国在工人供求方面形成一种“供过于求”的局面。而“爱尔兰移民”作为替英国工业服务的后备军，其大量的涌入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当时英国工人间的竞争。在一切劳动部门，甚至在一些工作比较简单、粗糙、需要体力的地方，英格兰工人都不得不和“爱尔兰移民”展开竞争，况且“爱尔兰移民”还是优于英格兰工人的。不过，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间的这种竞争对“爱尔兰移民”和英格兰工人而言始终都是不利的；相反，这对英国资产阶级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换言之，在恩格斯看来，“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
其次，“爱尔兰移民”会加剧英国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持续降低。当然，这种影响本质上可以视为上述英国工人阶级间竞争加剧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在此时的英国，工人就像商品一样，其本身工资水平是随着供给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当工人的供给量大于资本家的需求量，此时工人的工资就会降至“最低工资”的水平；当资本家的需求量大于工人的供给量，此时工人的工资才会增至“最高工资”的水平（不会超出资本家所容许的程度）；当工人的供给量等同于资本家的需求量，此时工人的工资会呈现出“平均工资”的水平。进而言之，由于“爱尔兰移民”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且在非技术或者苦力劳动等类型的工作地方完全可以替代英格兰工人而进行劳作，所以此时“英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这个竞争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除此之外，鉴于“爱尔兰移民”作为替英国工业服务的后备军是量大而价廉的，而英格兰工人用来与资本家就提高工资水平相抗衡的“砝码”——罢工——就失效了，于是他们就无奈地向英国资产阶级妥协并接受自身工资持续降低的现实处境。
再次，“爱尔兰移民”会致使英国社会秩序的混乱及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在民不聊生的爱尔兰地区，其人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也就更不会顾及自身在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培养教育。所以，相对于英格兰人，“爱尔兰移民”的文明程度普遍是不高的，即从小沾染上各种粗野的习惯，特别是嗜酒、不爱清洁。“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1/5或1/4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他们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由此可见，大量“爱尔兰移民”的涌入无疑会给英国社会秩序的维护带来潜在的威胁。除此之外，在“爱尔兰移民”中其实还存在着性道德混乱的现象，这种混乱现象不仅会给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还会引发各种违法犯罪事件。
然后，“爱尔兰移民”使英国的民族结构发生变革的同时也重塑英国的民族性格。就产业革命而言，它在给英国的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财富之际，同时也催生了英国的无产阶级。“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进而言之，随着大工业化的发展，此时的英国就形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且“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的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换言之，纵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存在于英国，可由于他们两者所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道德、习俗、思想、宗教等，所以“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当然，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肯定也会被卷入到这场英国民族结构的变革中。另外，“爱尔兰移民”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重塑英格兰的民族性格。“爱尔兰移民”与英格兰人在性格方面存在着不同，即“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鉴于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是十分密切的，于是他们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进而使他们各自的民族性格得到了重塑。当然，对于英国民族性格的重塑，恩格斯本人也十分认可，因为“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最后，“爱尔兰移民”会进一步激化英国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爱尔兰移民”与英格兰工人彼此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可在阶级划分上他们都是作为英国工人阶级而存在的，“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换言之，作为英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与英格兰工人在工作中始终遭受着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榨。由此可见，在此时的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者在社会关系上是完全对立的。为了摆脱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且实现自己的人格性，“爱尔兰移民”应该与英格兰工人联合起来推翻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并戳穿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所谓“真正的民族利益”。当然，“爱尔兰移民”所参与的阶级革命也可以被视为他们为摆脱英国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所做的铺垫，因为此时的爱尔兰地区作为英国的附属地，主要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所控制的。
:郑文搏
文章来源:《大连干部学刊》2022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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