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大会主席和五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发表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其中不少国家讲到了中国的道德，对中国的道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埃瓦说：
“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
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将通过他们的政冶品德来教育我们，这种品德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明显的宏伟规模形成对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宽宏大量。……经过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精神——它倡导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新生活法则，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马里代表团副团长布巴卡·坎特说：
“诽谤者们已经看到，中国事实上是强大的，还看到，中国已经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准备着在文化道德遗产已经过重新评价、原子已被驯服、技术已经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进经济的情况下迎接历史的使命。胜利是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被公认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
从这些外国人的发言中能够感觉得到，中国的道德规范已经获得了世界普遍的认可，中国的道德力量已经转化为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软实力。
这一切，与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倡导密不可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在为人处世、在治国理政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因此自古以来人们无不提倡道德、崇德、怀德、修德，“德之不修”，是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
毛主席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深受传统道德文化影响。
1913年，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记的“讲堂录”中摘记了一些关于“德”的知识，如“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 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庶几道德之理想矣。”毛主席所记录的这些或古人云或自己所感，是他对于“德”的理解和认识。
1916年12月9日，毛主席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谈及“三达德”智仁勇，提出体育的基础性作用，“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1917年4月1日，毛主席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针对中国“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现实，批评“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以及由此造成的“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积弊，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在文中分析了德智体的辩证关系：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毛主席的青年时代，是中国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思想界风起云涌，新思想向着旧思想进行着猛烈的冲击，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反叛，新道德对旧道德的反叛，如波浪滔天，用毛主席的话说“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新文化革命的浪潮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并以其不要阻挡的势头改造着中国。
毛主席成了一名勇立潮头的冲浪者，在道德领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勇士。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说：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走上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的征程之后，毛主席仍然思考着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新道德规范问题。
1939年2月20日，毛主席针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文章给宣传部长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谈了对文章的观点的看法，其中对于孔子的道德论，他说：
“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 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 勇于压迫人民， 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模范青年最主要的品德是“永久奋斗”，他说：
“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 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1939年11月，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因病毒感染不幸牺牲，在纪念白求恩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发表演讲，他称赞白求恩说：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3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的信上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 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 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会发表讲演，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说：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解放战争后期，在美国侵略中国政策彻底失败其驻华大使离开南京之后，毛主席写下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继续针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伪善行为，文章说“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他赞扬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说：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这个“新”字富有许多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具有新的道德规范，反映人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中的要求。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谈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他说：
“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就要动摇。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存在的只钻业务不重视政治、前途、理想的不正确思想，他说：
“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努力学习，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还讲道：
“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
1958年8月16日，毛主席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后来在多次审阅中，加写、修改了一个内容，其中加写道：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1958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谈到全国一盘棋的问题，他说：
“全国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解决。要顾全大局。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你那个地方越顾大局越有出路。现在的大局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你看那位红娘，晚上那么冷，站在外头，后头拷红，挨打，她有什么利益？专门帮人家。还有白蛇传里的小青，专打抱不平。搞基本建设，轻重缓急要排队，要顾全大局。”
1962年9月15日，毛主席读《文汇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写批评说：
“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1963年2月20日，毛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对林克说:
“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1971年8月16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与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的谈话内容是：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5年5月至9月，毛主席因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读古代文史著作，期间谈到如何看待历史书籍时说：
“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方向，他是中国几千年旧伦理道德的破坏者，又是中国几千年来新伦理道德的最彻底的建设者，他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一件是“破旧”，一件是“立新”，他最看重的是后一件，即“立新”，他建立的“新世界”，是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其最本质的特征表现为“利他性”，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形态，“利他性”道德体系发展的结果是“互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眼里的“他”，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形成一个大的良性道德循环系统。
用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的话说，毛主席创造了一个“人类的新生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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