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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芳: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的初始链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新诠

何为芳 · 2022-10-17 · 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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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该著中正是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经济决定制度形态)这一唯物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基于对现实社会之经济结构的分析来揭示不合理之社会制度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该著中把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这一制度批判的最终目标初始链接起来,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仅仅在近代哲学的框架内开展宗教批判而找不到人的出路的局限性,实现了对该派也包括整个近代哲学的超越,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哲学

  [摘 要]从现代哲学的视角看,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具有丰富的制度批判思想。马克思企图通过这种制度批判来实现他的真正的理想和追求,即人的解放。而该著中马克思把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初始链接起来。这也使马克思从此走上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并成为其全部理论的线索、立场和诉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实现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的普遍认识。而如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导言》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的制度批判思想。所谓制度批判,是指批判主体对社会根本制度的质疑,挖掘它的不合理性,寻求其获得新生或者被改造成为一种新制度形态的途径的哲学思维方法与实践方式。所谓制度,一般表现为一个社会中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或者说国家、政治、法律往往是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是建立在经济或利益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在该著中正是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经济决定制度形态)这一唯物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基于对现实社会之经济结构的分析来揭示不合理之社会制度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该著中把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这一制度批判的最终目标初始链接起来,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仅仅在近代哲学的框架内开展宗教批判而找不到人的出路的局限性,实现了对该派也包括整个近代哲学的超越,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哲学——以制度批判为主题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导言》开创了马克思链接制度批判、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的解放的先河,是马克思构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这一理论传统也贯穿于其毕生的理论创作生涯,彰显了他执着追求人的彻底解放的价值立场和现实关怀,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本文试图从这一维度来诠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制度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开展制度批判的思想起点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于1842年5月任《莱茵报》编辑。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开始直接接触社会现实问题,对工人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生存境遇产生了深切同情。他发现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同他自己原有知识体系中的很多黑格尔思想理论存在着矛盾。他开始思考这些矛盾的根源,并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这不过是制度的思想或理论表现)进行批判,开始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1843年3月,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由于表现出激进的革命民主思想而遭普鲁士政府查封。这一事件使得马克思更清楚地认识到普鲁士政府的强大势力及其封建实质。同年5月,马克思迁往莱茵省的一个小镇,在此期间他对当时在德国理论界处于权威地位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国家理论进行了清理和批判。此外,他还阅读了多部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的政治史以及法国思想家的国家政治理论,觉察到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之间存在着联系,而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探索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1843年夏,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92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手稿奠定了马克思开展制度批判的思想起点,它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政治理论部分进行批判,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构成了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经济制度决定政治法律制度——的雏形。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关于国家产生社会、绝对理念产生社会实体的唯心主义观点,并称之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是用概念、范畴的纯逻辑的方式推演而来。尽管黑格尔把国家正确地看作是有机统一的,但他认为君主制和世袭制是合理的国家制度。针对这一看法,马克思从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本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了“国家制度的本质是民主制”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于人民拥有主权、劳动者获得自由和解放。而私有财产关系的存在使得市民社会内部出现等级斗争,并通过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现代国家本质上是私有财产、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的产物。因此,君主制和共和制都不是真正的、合理的民主国家制度。这一理论发现推动马克思逐渐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也正是他的制度批判思想的体现。

  二、对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造,以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制度批判的价值取向

  《导言》写于1843年底,并于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杂志上。马克思在其中总结并肯定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展宗教批判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现实意义,但也认识到宗教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中存在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和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首次提出关于人类的真正解放这一重要问题。

  《导言》发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揭示了物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表述了要结合德国国家发展的现实,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思想。《导言》的核心就是探讨如何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来实现解放。他将人类解放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指出无产阶级是消灭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建立新制度的动力。可以说,《导言》直接深入到人的本质问题,将人的解放与制度批判首次链接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标志其初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了对近代哲学将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救出来、却又将人置于制度理性的桎梏之中的超越。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进行批判的理论成果,并肯定了其重大意义。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以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找出理论根据,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从而把神还原为人、把主体的地位还给了人,将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救出来。“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宗教批判是进步思想界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基础和前提性的意义。“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他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进而提出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发展和转化为对现实制度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开展宗教批判的理论成果是将主体地位还给了人。但他们站在近代哲学二元论的思维立场上,将人与宗教对立起来,将所有社会问题归结为宗教的危害,认为只要祛除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和崇高地位,人就达到了自由和真正解放。而他们对人的本质、意义和真正的自由的理解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因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认为,只有从现实社会中去理解人的存在和意义,才能发现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压迫和苦难产生的原因不是在于人与神的地位颠倒,而是源于现实社会中制度与思想的东西的错乱和颠倒。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和将宗教批判转变为对现实制度的批判的必要性。他认为,宗教不只是虚幻的,其实质更是不合理的现存制度对人的麻痹和精神控制。“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是存在压迫和苦难的,而人们在宗教的幻想和麻痹中丧失了反抗意识,顺从地接受剥削、忍受压迫和苦难。这也正是宗教的本质之所在。因此,马克思强调,青年黑格尔派将社会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将宗教批判看作对现实批判的完结,这是不彻底的,更重要的批判工作应该是“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马克思指出,宗教批判只是开展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前提,而揭露、批判、终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让人民摆脱锁链,使人采摘新鲜的花朵和拥有真正的自由和价值。因此,马克思提出了要将宗教批判发展为政治批判、制度批判这一历史使命。“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指出制度批判的必要性后,马克思分析了德国的社会现实,认为对现存的封建制度的批判也是有局限性的,其原因在于德国的发展现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马克思分析指出,德国的封建贵族势力强大,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其制度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现代国家已迈入资本主义世界史、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一历史进程。即使对德国现存的封建制度进行批判和开展资产阶级革命,其革命性质也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脚步。“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面对落后、腐朽、专横暴戾的封建政府的统治,德国的资产阶级却表现出两面性。“相反,那些好心的狂热者,那些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热切向往其他现代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不敢勇敢地发动政治革命以推翻现存制度,表现出软弱性。因此,德国依然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而资产阶级又无法承担革命即改变现存制度的历史使命。

  针对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猛烈抨击严重不合理的现存制度,揭露了错乱的社会存在和人民的生存状态,激发人民的革命勇气,体现其彻底而坚定的革命精神。“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尽管现存制度低于历史发展水平,对它的批判也不是最终目的,但这种批判和革命是德国社会未来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必要前提和根本途径。“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同时,批判德国现存封建制度的斗争,也有利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现代各国消除封建残余的影响。“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因此,对现存制度的彻底批判是德国和其他现代各国实现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历史已迈入资本主义时代,而德国依然处于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下,这一陈旧的制度形态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进程,并终将走向灭亡。“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那么,德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否要达到其他现代各国的发展水平呢?马克思认为不是。他指出制度批判应该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提高到对其他各国的批判的高度,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尽管他指出这一批判“超出了德国现状”。“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在这里马克思的新的社会形态观念即建立新制度的观念得到初现。

  马克思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了德国的制度发展和思想理论发展脱节这一现实问题,指出对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才是站在时代高度的批判。他认为,德国的制度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而文化理论发展,尤其体现在哲学上,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考察当时在德国理论界处于权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不难看出其资产阶级思想立场的本质,这就表明德国的理论发展领先于制度的发展水平。而在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显示出其固有的、本质的缺陷和矛盾,它们面临的革命任务“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分裂,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而“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因此,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指出,德国和现代各国一样,都面临着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迫切要求。但是由于德国的思想理论发展已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同步的水平,而其国家制度却仍落后于世界史的进程,因此,在德国对现存封建制度批判仍是有局限性的,而对德国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批判才是站在时代和历史高度的批判。马克思由此确立了自己的制度批判对象,即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这既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前瞻性,也为即将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好理论护航。

  三、无产阶级是改变现存制度的主体:马克思制度批判思想的落脚点

  马克思分析了为实现人的解放而进行彻底的德国革命的性质、革命主体问题。所谓革命,就是一种改变现存制度的实际行动,这是制度批判的最为彻底的方式。但是在德国对现存的封建制度进行彻底革命是否可能?他认为,在德国这场革命面临着问题,因为德国理论水平较为发达而现存制度及物质基础却比较落后,不具备彻底革命所应有的社会物质前提和基础。“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此外,德国社会制度的发展现状是结合了封建制度的“野蛮缺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文明缺陷”,因此,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将制度批判的性质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水平,才能达到在德国彻底清除现存的封建制度,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社会的普遍解放。共产主义革命才是发展领先的现代各国和处于落后水平的德国的终极革命目标。“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关于革命的主体问题,马克思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其不敢发动革命,因为他们“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不敢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不可能成为这一彻底革命的主体力量。他认为“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因此,在德国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基础以前,资产阶级就已经瓦解,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主体是“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造就了德国的无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存在,使得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其必然会奋起反抗,通过制度批判和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身的解放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形成的根源是私有制的存在。因此,德国彻底革命的目标就在于否定私有财产,否定剥削和奴役,建立公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无产阶级要承担开展共产主义革命、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是由其社会历史地位和阶级性质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改变现存制度的物质力量,从而为他的制度批判理论找到了归宿。通过对旧的思想理论的批判,建立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服务的先进的制度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从而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武器,这便是马克思进行制度批判理论创作的价值追求和目标。

  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链接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思想的经济学出场

  在《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的真正解放的问题,指出宗教批判虽然将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合理。因此,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批判与改造。马克思对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问题的初始链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制度批判理论的起点。而在他后来的理论创作生涯中,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的链接思想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成为贯穿其所有理论的线索,彰显了其制度批判的价值立场、理论取向和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关怀。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批判之后,马克思在巴黎直接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参与现实政治斗争,在此过程中他认识到政治国家中的私有财产关系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这就促使他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现实制度问题展开思考和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分别剖析了国民经济学的三个经济范畴,即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整个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局面这一结论。国民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将私有制的存在和资本、劳动的分离当作前提进行肯定,而不去分析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认为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运营参与了劳动生产过程,为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而掩盖了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这一经济现象和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从事的生产劳动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造成劳动者同他们生产的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异化,异化劳动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其结果就是工人丧失了自身,也丧失了人的本质特征。《手稿》基于对异化劳动和人的本性的分析,指出人与人异化、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是私有财产的存在,而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工人的政治解放运动,即开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人的全面复归和彻底解放。《手稿》明确提出了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是消除剥削和压迫、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唯一途径,并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任务和最终目标。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开展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才能彻底消除剥削和压迫,从根本上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人类才能共同参与劳动创造、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实现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人类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向自身和社会的全面复归。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手稿》中马克思实现了从经济学角度对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的链接,是其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思想的经济学出场,因而也是他对《导言》中的同一思想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

  总之,在《导言》中,马克思总结了德国理论界展开的宗教批判的积极意义,并克服了其理论局限性,指出要彻底实现人的解放,还原人的主体性,必须将宗教批判转变为制度批判,从而实现了将制度批判与人的解放的初始链接。而德国所处的制度发展落后于理论发展的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对以黑格尔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才是站在时代高度的批判,也决定了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将人民从封建统治中彻底解放出来。他强调,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先进的理论为指导,通过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的结合,实现对剥削制度的双重革命。因此,这对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马克思在后来的理论著作中就是始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以制度批判为基础和方法,表达他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执着追求的。可以说,制度批判和人的解放的无缝链接是马克思所有理论的线索和诉求。

  :何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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