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谈到恩格斯的自然观，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就冒出来了。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把恩格斯当成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似乎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哲学终结”“自然哲学的终结”或唯物史观是“新的世界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恩格斯是一位被阅读最少而又被误读、被冤枉最多的思想家。考虑到恩格斯的自然观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位思想家诞辰200周年之际，有必要把他的自然观放回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中，完整准确地重读他的原文，擦掉泼在他身上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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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恩格斯自然观
所有误读恩格斯的人实际上也都误读了马克思。在他们更早合著的《神 圣家族》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一句话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马克思的话，它表明，历史就是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唯物主义。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谈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指哲学家，而是指“共产主义者”。这就意味着，脱离“共产主义”去讨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定是离题万里。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同样如此。恩格斯强调的并不是自然观的普遍意义，而是历史观的普遍意义。相对于唯物史观而言，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只具有从属意义，但是要说明历史观就离不开辩证法。辩证法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且适用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但这种辩证的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单纯作为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是两码事。
其二，实践唯物主义本身意味着旧哲学即“作为哲学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新世界观本身超越了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制作科学的分离和对立，进入了实践即“感性的人的活动”的领域，进入了历史领域。恩格斯的自然观本身就是历史的自然观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就此而言，恩格斯自然观中的自然界与自然主义历史观中的自然界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恩格斯坚决反对自然主义历史观。
其三，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同，实践唯物主义既不是从物质出发， 也不是从意识出发，而是从活动出发的。与人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恩格斯之所 以说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①，表明它 不仅把知识论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把情感论世 界观的基本问题即情感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意志论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即意 志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都奠定在“历史”或“实践”的基础上。只有把恩格斯的自然观放到这一背景中，才能准确地界定它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脱离科学社会主义，脱离实践，脱离历史，都会导致对恩格斯自然观的错误定位，误把 与宗教或美学世界观、伦理学世界观并列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当成马克思主 义的一般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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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
恩格斯自然观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观。在恩格斯看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实践发展的要求，而且以实践发展到能够出现“真实的思维”为前提条件。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还是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都不能脱离实践。因此，对恩格斯自然观的误解，不仅在于把它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而且在于没有正确理解自然科学的实践性质和时代特点，没有理解“真实的思维”对实践活动的依赖，从而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混同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所谓“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对立、把人的活动从自然界的“自因”中排除出去等错误做法中。
其一，恩格斯自然观的出发点是感性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不是对自然界的抽象，因此他突出的是自然界的对象性、现实性、感性性质，而不是客观性或作为“自在之物”的性质、不是自在的自然界。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 “唯物主义性质”时，恩格斯并不是从所谓的“物质本体论”，而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恩格斯讨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观认识客观、意识认识物质或人类认识“自在自然”，而是“我们”对“自己制造的某一自然过程” （把“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的过程）的认识。正是在否定自然界的“自 在”性的意义上，恩格斯否定了“物质本身”的范畴，他指出，现实的物质或对象性的物质、感性的物质与“物质本身”有着根本区别。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作为“对象、现实、感性”的自然界，而不是抽象的、“唯 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的自然界。
其二，恩格斯自然观是通过自然科学建构起来的。他认为，自然科学各个 部门的发展顺序说明了它们对物质生产实践的依赖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各门自然科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天文学，其次是数学、力学，它们都依赖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工业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欧的扩张、新航路的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不仅提出了发展科学研究的需要，而且使科学的传播、使新的研究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理 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纷纷独立，到19世纪又开始实现综合，出现了跨学科研究和各种边缘学科研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脱离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就不可能形成自然科学，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自然观。
其三，正如恩格斯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一样，在研究自然观时，他反 对“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于恩格斯来说，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由于思维和存 在本身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和对立是一种 自然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地拒绝把 “意识”和“思维”、“存在”和“自然界”当作某种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然 后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这属于“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反对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求把自然界也看作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共同的观点。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指出历史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都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既然人和自然界本来就是一回事，那么，所谓“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对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误会。这场误会的发生是由于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是以私有者的身份来思考自然，因而把人与自然的异化状态当成了永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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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时代，环境问题的起因被许多人归咎于同自然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人与自然并不是永恒对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只是特定的历史阶段即自然的自我异化和人类的自我异化阶段才存在的现 象。造成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任务，而是实践的任务。无论是指望奉行自然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还是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都是空想。只有恩格斯的自然观，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才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指导思 想。它向我们指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变革，在于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讨论环境问题、提出他的生态观点的。
其一，恩格斯按照 １９ 世纪的自然科学研究了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他认为，促使人类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劳动。正是劳动导致人类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起点。在恩格斯看来，由于劳动不仅改变了自然界，而且实现了自我改造，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截然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动物只能现成地利用自然界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当自然界缺乏这样的资源时就只能忍饥挨饿甚至走向死亡，而人类却能够创造条件，把自然界变成自己生活资料的潜在来源，通过劳动再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由此自然界的意义就不再停留于它的现成性，而在于它的可变性。环境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环境问题与劳动联系在一起、与人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环境问题便成为生态问题。
其二，恩格斯研究了生态恶化和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正是马克思早年对异化劳动导致人和自然对立的极好说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坚持了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固然是动物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另外一种表现，然而与动物不同，人类有生产活动，因此人类不仅像动物那样适应自然和以自己的活动无意识地改变自然，而且通过生产和劳动，有意识地让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改变。
其三，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不仅人类与自然是既对立又同一的，个人与社会也是既对立又同一的。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方面。两个方面相互制约，都需要既在认识方面，也在实践方面实现变革。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人 与人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在异化的状态下，支配人们行为的首先是私人利益。要真正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需要对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
原载于《理论探讨》2020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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