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资本论》的性质和方法的研究，在今天仍是马克思研究领域中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中展开的学说，对于分析和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趋势和危机，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研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内容可看作整个《资本论》学说的一个导言。《资本论》学说是马克思运用感性辩证法所建构的一门历史科学。其关于具有批判和革命性质的历史科学的思想，以及对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的批判，早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就得到了阐发。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性；非历史性；历史科学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张敏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对《资本论》具有洞见的解读，不能不来自一种非常艰苦的研究。原因在于，它是一门新科学。这门新科学属于马克思所展望的人类知识的新类型−“历史科学”。人们对于“历史科学”的性质和方法的认识和理解，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之展开来提供可能。
《资本论》不是一部对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进行改造、以使经济学更加完善的经济学著作，而是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理论（或曰“历史批判理论”）。倘若我们把《资本论》读作经济学著作，并因此把马克思看作一个经济学家，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原则性错误。
为了排除这种事实上经常发生的错误，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去进一步探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境域。《哲学的贫困》批判的对象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这部著作的论战性质是其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澄明本身即意味着去蔽。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发挥自己的去蔽作用中，也就是在去除近代哲学和经济学所共有的理性形而上学之蔽中，才照亮了一条通往“历史科学”的道路。马克思本人在1880年回顾自己这本书时也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决裂，这种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
从马克思写下这段话到今天，140年过去了。这140年间的经济学史证明，要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决裂是多么困难。因此，我们今天需要重读《哲学的贫困》，它是一把钥匙，借助它可以开启《资本论》学说这门历史科学的大门。
一、经济学的对象与《资本论》的对象的区别
任何一门科学的成立首先在于获得自己确定的对象领域，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自然也是如此。什么是经济学的对象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开始部分以形象而幽默的文字摆出了这一问题：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他不研究人，他研究的是人的帽子。他本应当研究人的，因为经济生活是人的生活。但是，由于他先做了一件事，即把人变成帽子，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去研究帽子了，并且可以把对帽子的研究直接看作对人的研究。这不是很荒谬吗？但在经济学看来，这不但不荒谬，而且正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成立的前提。这里的“帽子”喻指经济范畴。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就是说他把人变成了经济范畴。研究人的经济生活，就是研究经济范畴。经济学之为科学，以此为前提。
经济范畴自身来自哪里呢？是来自理性对现实中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把握，因为范畴正是理性在把握现实时所采用的基本形式。这样，就自然导向了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前提的讨论。
经济学的认识论前提出自近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因而，《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谈到近代形而上学，便直接关涉到黑格尔哲学，因为这一哲学是近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这种形而上学把理性对现实的把握不仅看作人对现实的认识活动，而且同时看作现实自身作为认识对象之形成。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现实并不是那直接呈现给人的直观的外部现象。理性的认识活动之对象（在黑格尔看来，这样的对象才是真正的现实）原是由这个活动自身生产出来的。认识不是反映现实的活动，而首先是生产现实的活动，即，首先生产出真正的认识对象来。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既然是范畴，那么，认识的对象也就不能不是由范畴建构而成的那个现实。
与此同理，经济学的认识对象即经济现实，是由经济范畴建构起来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说，当李嘉图（即经济学）把人变成帽子（即经济范畴）时，黑格尔（即理性形而上学）便把帽子变成观念（即经济范畴在理性中的生成）。这样，作为“经济现实”的东西，就其存在论性质而言，就是为经济范畴所建构的东西。经济学就是如此确立它的对象领域的。
经济现实是什么？无疑是指在一系列经济关系中展开的社会生活。这很自然。但是，如果进一步问：何为经济关系？那么，根据上面的讨论，答案应当是：经济关系乃指在经济范畴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换言之，若把经济范畴拿掉，即无经济关系。例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经济关系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在作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时，才是经济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是两个经济范畴。资本家和工人本是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但是他们必须被置入无生命的经济范畴中去，否则便构成不了经济关系。这就是说，他们的现实生命，他们的现实生活，必须被看作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也就等于是说，现实生活成了范畴之体现。
在此，我们看到了隐藏在经济学中的理性形而上学方法。就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
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
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经济学才获得了自己的对象领域：经济关系。
经济学始终把自己看作一门实证的科学，即是排斥一切玄想和思辨、只从事实出发的经验科学。经济学面对的事实就是经济事实。何为经济事实？就是在经济关系中的社会生活。既然经济关系是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那么，结论也就很清楚：一切经济事实都是由经济范畴建构起来的。例如，借贷是一个经济事实。这个事实是由这样两个经济范畴建构的：资本和利息。再如，资本家雇佣工人是一个经济事实，它同样是由经济范畴建构的：资本以工资的形态与劳动等价交换。其中含有这样两个经济范畴：工资和劳动。劳动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类学概念，而是作为经济范畴的“劳动一般”。
于是，事情很明了，所谓“从事实出发”，实即从范畴出发，即从对现实生活的范畴规定出发。价值、资本、利润、工资等都是经济范畴，正是通过这些范畴，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经济事实”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其实，近代以来每一门科学的成立都是如此。每一门科学都通过自己的范畴而获得了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事实领域。质点和力是牛顿物理学的基本范畴，物理学借此而从自然实在中获取了物理事实领域。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基本范畴，法学借此而从社会实在中获取了法的事实领域。由此可知，事实（如物理事实、化学事实、经济事实等）都是由范畴建构起来的，一旦去掉这些范畴，这些事实也就消失了。
事实的消失，并不是现实生活的消失。然而，人们通常总是在“事实”与“现实生活”之间画等号，从而认为，对事实的描述即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人们因此也就相信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作为经验科学而具有实证的性质。但是，在事实中，却并不等于在现实生活中，而只是在对现实生活的范畴把握中。
以经济学为例。当我们把资本家雇佣工人作为一个经济事实来加以描述时，我们并不是在描述现实生活，而是在描述“工资”和“劳动一般”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才是现实生活呢？例如，在现在这个例子中，应当如何把“资本家雇佣工人”描述为现实生活本身呢？我们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读到了这样的描述：资本家“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在马克思的描述中，“雇佣”转变为“行使权力”。“雇佣”表达的是经济事实，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而“行使权力”表达的是现实生活：以货币形态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即资本）支配当下活劳动（即劳动者的生命活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就是权力。权力不是理性的关系，而是感性的关系。这样，对同一件事情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于是须问：其中哪一种说法才说出了现实？是经济事实，还是那个在清洗了经济范畴之后才显露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从上述对经济事实同人与人的感性关系所作的区分中引出这样一个有原则重要性的问题：什么是《资本论》学说的对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有如下论述：“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同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把它同经济关系作了区分：经济关系是在经济范畴的规定中被把握到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本身则是范畴前的“感性关系”。这一区分意义重大，关系到对《资本论》学说之性质的理解，因为，一门学说的性质是由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论》学说同经济学在性质上的区分，源自它们对象的不同。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关系，《资本论》的对象是生产关系。
或问：经济关系难道不就是生产关系吗？经济学向来不就是一门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吗？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它不研究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制作过程，不研究生产力本身，否则它就成了工艺学或技术科学。它研究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之生产和实现，即研究“财富一般”在其中形成和增长起来的那些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不就是生产关系吗？
若把经济关系看作是对生产关系的表达，那么，两者在现实中当是同一个东西。不过，一旦用到“现实”这个概念，更加困难的问题随之而来：何为“现实”？这里就要求区分马克思的现实概念与黑格尔的现实概念。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现实的东西就是本质的东西，而不是现成地放在我们面前的现象。这也就是说，现实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现实之被发现，乃是认识活动依其固有的理性形式（范畴是其最基本的形式）所做成的第一件事。这一点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认识首先是对真正的认识对象即“现实”的生产。
应当注意，黑格尔哲学的这条原则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谬误，其中有真理的因素。这一真理就是：现实的东西并非现成地被给予主体，现实不是自在地存在着，而是离不开主体对它的建构的，或者说，它是被主体生产出来的。只是，当主体被规定为理性主体、而生产被规定为理性活动时，黑格尔哲学的谬误才必须被指认。这个谬误就是：现实世界成了思想的世界、原理的世界。现实，对于黑格尔来说，是由理性建构的。理性既是人的认识活动，又是认识活动固有的形式，更是现实的构造本身。这就是所谓认识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三者同一。黑格尔的现实概念的存在论含义−“实体即主体”−就是这样确立的。
马克思的现实概念，则代表了对黑格尔的现实概念之形而上学根基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并没有抛弃黑格尔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同样认为现实是由主体建构的，也就是说，他同意这样一点：现实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现实的主体是什么？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主体规定为先验的、在历史性之外的理性之自我认识（即精神），反对把对现实的生产理解为建构现实的思想运动。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他［指黑格尔］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在黑格尔那里，那建构了现实的“生产”，乃是理性自身的绝对方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写道：“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这就说得很明了了：现实是由理性依其自身的绝对方法（思想运动的公式）在诸事物中逐一达到自我认识的产物。这就是黑格尔的生产概念。
马克思坚决地批判了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和生产概念，他指出，真实的主体乃是处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之中的“现实的个人”，而真实的生产则是那个使自然界人化的社会物质生产运动，这个运动是作为感性史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作为思想史的实践活动，即不是超历史的理性活动。对此，可以参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的话：“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哲学境域，真正的现实，乃是由世代相续的现实的个人的感性的历史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感性自然”与“感性社会”。（这里，感性自然对举于抽象自然，感性社会对举于观念社会。）
马克思的现实概念与黑格尔的现实概念之区分既明，则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区分即随之明了：生产关系指示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关系，而经济关系指示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通过范畴抽象而形成的逻辑关系。对这种逻辑关系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主题。
《哲学的贫困》如下叙述明确地表达了这两者的区分：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指出：生产关系才是真正的现实关系，而经济关系则是被置入非时间的经济范畴中的生产关系。由于范畴是非时间的，即永恒的，所以经济关系便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关系当然不是由感性的历史运动带来的，它源自理性，因此是非历史的。但是，非历史的关系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
日常的言说经常不区分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当我们谈论经济关系时，我们以为正在谈论生产关系，但实际上是在运用经济范畴，而并未触摸到生产关系本身。经济学家们每每也言说“生产关系”，但是，为经济学家们所言说的生产关系其实都是经济关系，因为他们把对感性的生产关系的范畴抽象当成了现实本身。
正是在此原则重要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说，唯有马克思才是第一个发现了生产关系的人。由于生产关系的发现，一门不同于经济学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科学才得以形成。这门科学就是《资本论》学说。为什么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人能够发现生产关系呢？这是因为，对生产关系的发现要求突破作为事实的经济现实而进入作为事情本身的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突破以哲学上的革命为前提。马克思发动了哲学革命，而革命的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关系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关系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是由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从事生命活动的人们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不是头脑的理性活动，而是实际地改变自然物的感性活动。感性活动从来都不可能是单个人面对自然界的活动，而始终是一定的人们的共同活动。人们在改变自然的共同活动中建立起一定的相互关系，也即建立起共同活动的方式，而这就是生产关系之生产。因此，离开人与自然界的感性关系（生产力），就没有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马克思的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生产关系在其存在论的性质上属于感性社会，而不是经济逻辑。
在经济逻辑中，生产关系的感性存在被抽象了。通过抽象，生产关系成了物质利益关系的理性形式。这种抽象的产物，就是一系列经济范畴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确立，这是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走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进一步把诸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做成一个“思想的具体”。所谓“思想的具体”，即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规定［按：即范畴］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当经济学完成其第二步时，它便把资本主义生产之总体做成了一个在逻辑上自洽的范畴系统。当经济学达到这一点时，它便产生了一个幻觉，以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体系自身也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在这种幻觉中，经济学拥有了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骄傲：正是并且只是通过它的理论，资本主义的自洽性才得以被认识和揭示；而这门科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它，现实中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才得以被揭示，因为，经济危机根源于人们在实际的经济行为中背离了本来在逻辑上自洽的经济系统。因而，对经济危机的克服，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根据那个通过经济学已被阐明的范畴体系去纠正现实的经济活动对这个体系的偏离。
然而，在现实中，经济危机的爆发，每一次都展开为你死我活的社会斗争，即展开为人与人之间异常激烈的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并且每一次都超出经济逻辑的范畴而成为政治上的搏斗。这是历史一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相。这种真相所显示给我们的，恰是一幅与经济学的描述完全不同的图景，在这个图景里，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非自洽性一览无余。而揭示资本主义的非自洽性及其感性根源，正是《资本论》学说的主题。
《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个主题，正是因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上的体现，因而，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对象之不同于经济学的对象。由于以生产关系为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其首要的工作，便是要求把经济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还原之法，就是褫夺对生产关系的范畴规定，使其返回作为感性关系之本来。由此就不难理解，《资本论》是一门从事经济范畴批判的学说。它不仅不从经济范畴出发，而且要求揭示这些经济范畴本身的感性来历。再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去揭示经济范畴的这些感性来历，本身又是如何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感性对抗而转化成为约束并遮蔽对抗的“经济规律”的。
通过如此解读《哲学的贫困》，我们可以推断，在《资本论》学说中至少须做三个层面上的批判性工作。第一个层面就是从经济事实中找出把这些事实建构起来的范畴，然后通过排除这些范畴，把经济事实还原为人的感性生活。第二个层面就是把经济范畴本身看作是感性实践的历史产物，即，去说明每一个经济范畴在感性活动中的来历，也即说明它的非理性的起源。第三个层面就是阐明这些经济范畴如何因其非理性的历史出身（即“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而转化为规约经济行为以便限制对抗的“经济规律”。
这三个层面的工作，都是为了使生产关系本身真正成为研究的对象而必须做的批判性工作。这些批判性工作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始终贯彻历史性原则。
二、经济学方法的非历史性与《资本论》方法的历史性
理论对象的不同，直接地就意味着研究方法的不同。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是由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上面的讨论已经指出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二者虽然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现实的”东西，但是由于对“现实”的不同的存在论理解，它们作为理论的对象，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为经济现实，一为生活现实。
由于经济学和《资本论》学说所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实”，所以，它们在理论与对象的关系问题上也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而所谓理论与对象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科学之方法。每一门科学都是通过明确自己的理论与自己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才形成自己的方法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学，看一看它的理论与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即看一下经济学的方法。
任何一门学说在一开始就须论证自己对象的基本性质。经济学既然以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就必须说明这种制度的性质。经济学把经济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为的”，一种“天然的”。它把封建制度列入“人为类型”，而把资产阶级制度列入“天然类型”。马克思说，这种做法是“非常奇怪的”。确实如此。如果制度不是由人所创造的，那么它来自哪里呢？蒲鲁东代经济学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
蒲鲁东的这个表述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表述−没有什么“出现”或“生产出来”。这是一个关于“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非时间性的”表述。“整个社会经济”这一事物的本质，因此也是非时间性的。那么，这种非时间性存在，其居所在哪里呢？马克思概述了蒲鲁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假定被当作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是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
按照蒲鲁东的认识，整个社会经济的规律、原理、范畴的居所是“无人身的人类理性”，因此，它们都不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相反地，是规范着人的活动的无人身的东西。这种东西被称为“人类理性”，却同时又是“无人身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黑格尔讲的“绝对理性”。绝对理性不在时间中，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不在时间中。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既然不在时间中，那它就是永恒的东西，即非历史的东西。因此，以它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自身也具有非历史的性质。这是一门非历史的科学，由这门科学的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一句话，在经济学中，历史终结了。在此之前曾经是有历史的，但这个“历史”无非表明了理性曾经不在场，也即表明了人类曾经的迷误。
经济学以理性的科学自居，因此，在它看来，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上，人类的各种经济生活方式，如奴隶制、封建制等，都不是理性的存在者，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即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方式是非理性的，它们从属于主观任性和武断，而其演变过程也一样是非理性的，即从属于力量争斗及其结果的偶然性。因此，对于这类关系无法做出一门科学来。例如，在封建主义时期，就不可能有经济学，至多有簿记学。这样，经济学便以如下想法作为自己的前提：资本主义是人类经过了处在迷误中的漫长历史之后终于找到的唯一合理的经济制度，因为它符合“人类社会固有的理性”。
这样，人类社会的进程就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来划界了。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是有历史的，有过奴隶制，也有过封建制或其他，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固有的理性还未被发现。这种理性一旦被发现，也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旦确立起来，历史就终结了。
由于历史的终结，经济学不把自己的对象看作历史的东西，它不去追问这些对象的产生过程，这样，它就认为，它自身作为理论，与自己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在纯粹理性中的本质关系。至于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呈现方式，则包含了对这种本质关系的偏离和遮蔽，因而是应当予以去除的“非理性的因素”。然而，经济学不知道，正是这些它要在其对象身上排除的“非理性的因素”，恰恰表明了这些对象原本是历史性存在。所以，它对现实关系所作的理论描述始终以范畴抽象为原则，而范畴抽象其实就是抽掉现实关系本有的非理性的历史性。这种抽象之法，就是经济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与经济学方法相对立，《资本论》学说的方法是在历史性原则之中的。《资本论》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由欧洲社会的历史运动所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把握这一对象的感性的、即逻辑前的历史起源和历史演变，是《资本论》理论与它的对象之间关系的首要原则。
在欧洲封建主义时期，人们也能看到当时的生产关系曾经有过的和谐、繁荣状况，难道不是也可以据此而把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看作出自人类社会固有的理性吗？而理论的任务不也是要把封建主义中偏离理性的东西消除掉吗？如果真能消除掉这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不也就被一笔勾销了吗？但是，历史还是感性真实地展开了，美妙的封建主义还是被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粉碎了。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源自它的感性内容即生产力所固有的历史性。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界的感性交往，这种交往的每一个成果（文明的果实）都是在前一代人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并进一步发展的。这就是生产力的必然发展，即生产力的历史性。从而，历史性的生产力在其中运动和发展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就必定也是历史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倒过来的想法，即以为生产关系是加到历史的、感性的生产力上去的永恒的理性形式（即经济关系），才是非常神秘的。所以，马克思写道：“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
始终根据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来讨论资本主义的每一种经济形式，这构成了《资本论》学说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在《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一些具体观点所进行的批判中都得到了体现。这里仅以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地租理论所作的批判为例。
地租来自土地所有权，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如果仅仅把握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遗忘了土地所有权由于社会总的生产关系之不同的历史形式而具有不同的历史特性，那么，这一把握就是全然抽象的。在这种抽象的把握中，“地租”就会被看作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即一个适合于一切时代的经济形式。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地租理论（见《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四节）时，一开始就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蒲鲁东的地租理论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的幻想出发的。马克思在书中转引了蒲鲁东的如下原话：
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租将由于工业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租的实质。
蒲鲁东的这番议论，是对经济形式（在这个例子中是地租）进行非历史的抽象讨论的一个典型。它听上去非常合理：土地作为由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产资料，是不可能增多的，而货币在市场上的投放量是会增多的，这一区别就规定了地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贷款的利润则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在逻辑上确实有理。但是，蒲鲁东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土地资本，一个是土地所有权，他在这两者之间画了等号，从而把地租看作由土地资本所带来的利息和利润。但是，土地资本是指用于经营农业的资本，这种资本并不是土壤本身，与其他类型的资本一样，它的利润和利息来自雇佣劳动者（在这里是农业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说得分明：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为资本带来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产业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租。
总之，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资本，而作为土地资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租是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租也来自社会，但那是封建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土地所有权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核心，所以，在那里，地租是由土地所有权直接规定的，因而看上去就像是土壤自身的固有属性。但是，欧洲社会在其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改变了，以资本（即以货币形态存在的积累起来的“劳动一般”）的所有权为基础和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了，于是，原先作为土地所有权本身的直接产物（即在土地贵族的等级权力中被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的地租，便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成了农产品价格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超出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的余额部分。它当然仍来自土地所有权，但马克思把这种所有权称为“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历史形态，而作为其产物的地租也就相应地改变了性质。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资本主义地租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租，土地所有权成为动产，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迫使他最终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领地，正像在英国那样。……租成了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这就是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地租意味着土地服从资本的运动，也即土地所有权本身成了动产。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动产战胜不动产的过程，也就是作为自由资本的货币权力战胜等级贵族的土地权力的过程。可见，地租从来不是一个超历史的经济范畴，不是一种永恒的经济形式，因而，蒲鲁东把它作为经济范畴而做的那个推论−地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是无效的。
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在地租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蒲鲁东的方法是范畴抽象方法，马克思的方法是历史定义方法。这两种方法，哪一个揭示了地租的真相？判据在现实生活中。试看在资本主义时代，土地所有权仍然是不动产吗？还是它早已成了动产，成了交易品呢？
但是，以理性科学自居的经济学恰恰认为，它关于自己的对象的一切理论都应当排除在其对象身上的一切历史因素，因为，正是那些历史因素才使得它的对象成为一种偶然的东西，而不是科学的对象。历史因素被认为是与理论的科学性相左的东西。
现在还当进一步追问：经济学的上述科学信念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来自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价值。在经济学所讨论的所有经济范畴中，价值是一个基础的和核心的范畴。一切其他范畴，例如工资、地租、成本、利润、利息等，都是这个范畴的衍生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价值形式为“经济的细胞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总目标就是这个“细胞形式”的增殖，即剩余价值。
价值是什么？无非就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商品形式是凝结在劳动产品（即使用价值）上的社会关系之一种。在劳动产品上向来总有社会关系。在奴隶制时代，这种关系就是奴隶主对劳动产品的全然排他的占有权。在封建制时代，这种关系就是由土地的封建所有权所带来的贵族地主对劳动产品的等级占有权（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一旦在劳动产品上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是商品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到来。而资本主义的完成形态即意味着一切产品同时都是商品（最后，连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也不能例外）。
至此，资本主义最终确立，劳动产品的自然属性固然总还是使用价值，但它的社会属性却只能是价值了。现在，我们就来对一切劳动产品这个唯一的社会属性−价值的起源和特性进行讨论。
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的内涵是什么？无非意谓：彼此独立的个人在市场上平等交换其所拥有的作为不同使用价值的产品。由于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没有可以通约的量，也即，它们之间无法“平等”，所以它们之间的平等交换就取决于能否找到一种可通约的、同质的量，这种量能够扬弃它们（使用价值）之间的感性差异。这个同质的量，就是花费在劳动产品之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对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进行抽象就是必然的了，也即，在扬弃使用价值的感性具体性的同时，扬弃具体劳动的感性特质，使其成为“劳动一般”，也即成为抽象劳动。而产品交换便成为抽象劳动的量之间的平等交换。这里，就有了同质的东西了，但是，此“同质”之质其实不是“质”，而只是这个“抽象本身”罢了。
人类的劳动产品向来总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在它们身上本具社会属性，这一点原无神秘之处。现在，这社会属性被彻底地抽象为商品的“价值”了，并且，由于它能够被量化，这社会属性便成了一种抽象的物，即货币。这就是人的劳动（属人的生命活动）之物化，以及人们在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感性交往之为物所统治（拜金主义）。
以上这些分析都可以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读到，但不可能在经济学理论中读到，因为，经济学的思想前提是：独立的个人在市场上的平等交换，乃是理性本身所要求的，是理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于非理性因素的最终胜利。因此，在这之前的历史是非理性的，是一场过于漫长的谬误。现在，谬误终结了，出自理性自身的经济范畴−价值−终于成了规范人类一切物质利益交往关系的普遍法则，它符合永恒的正义。
经济学看上去并没有错，价值范畴在今天的现实中难道不正是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所遵循的普遍规范吗？也就是说，价值范畴不仅是一个观念，而且就是现实本身。而这个范畴所隐含的前提不正是如今人人都认同的“独立的个人及其平等关系”吗？但是，我们还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追问一下：这种“独立的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也即，时下普遍被遵奉的个人主义原理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理性的觉醒，还是来自社会历史运动？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重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解答是分明的：原理与世纪之间在历史上的对应关系，是不能用原理本身来加以说明的，因为从与时间无关的理性自身中推论不出它的某一条法则应当出现在哪个世纪。因而，历史是无法被原理所扔掉的，也就是说，原理并不能创造历史。那么，历史的创造者是谁？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即，是他们的感性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定的生存条件（一定的生产方式），是他们在这些一定的生存条件中创造出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旦由他们创造出来，便成为支配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法则，也就是说，这些关系上升为“原理”了，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因此都被这些原理所规范了。全部问题的要点至此便清楚了：人们自己创造出限定自己、规约自己的社会关系及其观念表达。作为创造者，他们是历史剧的剧；作为被规定者，他们又是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剧中的人物。结论因此就是：不是原理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原理；不是世纪属于原理，而是原理属于世纪。而这才是讨论价值范畴之根源的真正的出发点。在此出发点上，价值范畴并不来自“永恒的原理”，而是一个历史性事物，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
但蒲鲁东没这么看。在他看来，历史剧的剧是绝对的永恒的理性，这个理性在人间的代表是“社会天才”：“经济范畴本身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马克思嘲笑蒲鲁东把自己当成了这个由他自己所设想出来的社会天才（或称“人类理性”）的代言人：“通过蒲鲁东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这个社会天才终于完成他的任务，即发现了能排除一切二律背反的唯一的综合公式，这个公式就是：“构成价值。”一切矛盾的克服，全部问题的解决，全系于价值之构成。价值如何构成？由平等构成。没有平等，就没有价值。换言之，没有平等，就没有财富（按：在资本文明中，财富的内容不是使用价值，而是用货币来代表的价值）。所以，“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
从蒲鲁东的上述看法可以见到，他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范畴即“价值”的，但是他仅仅把价值当范畴看，认为它来自人类理性的怀抱。他不知道，价值范畴是对社会中的不同劳动之间的感性交往之特定的历史形式的抽象。他抓住了抽象，抛弃了历史。他不知道，这个抽象原是历史运动的产物，其现实内容就是历史地形成起来的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由于抛弃历史，他就只能就抽象本身看抽象。由于只就抽象看抽象，他便从中看到了理性自身的目标：平等。价值范畴之抽象的逻辑内涵，确实是平等，即所谓“市场平等”。市场平等不也正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大谈特谈的目标和原则吗？他们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平等即是价值之构成，也即，市场平等是社会财富（社会总资本）增长的保证。因而，在现存的每一种经济关系中，凡不好的一面，就是破坏了这个平等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维护了这个平等的一面。看来，蒲鲁东的谬误并没有过时，而且也不是一个专属于他个人的谬误。
平等的前提是个人的独立，即形成原子式的抽象个人。这种抽象个人是来自人类理性自身的“最高的假设”（蒲鲁东语），还是来自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斗争，即新兴的资产阶级打破贵族等级统治的斗争？结论只能是：不是个人主义原理造就了18世纪，而是普遍展开新兴的生产方式的18世纪造就了个人主义原理。仅仅在个人主义原理自身的范围内，平等才得以成为由理性所规定的最高理想。一旦离开这个原理而进入现实生活，即可看到现实生活恰恰成了对这个最高理想的讽刺画。基于个人主义原理而构造理论的经济学家们，相信了这个超历史的理想。但是，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个理想总是实现不了，于是就只能将之归因于现实经济运动对理性法则的背离，同时却又无法说明这个背离。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现实的“背离”本身，足以道出经济学的方法因其本身的非历史性而固有的虚幻性质。
三、经济学的抽象实证主义与《资本论》学说的革命性质
当我们指出经济学方法的虚幻性质时，一定会引起来自经济学本身的抗议。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其原则正是反对来自思辨的幻想而主张从事实出发，也即经济学的方法是实证主义的。
什么是实证主义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获得来自生活的材料，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但是生活的材料本身还不是经济学的对象，因此，需要第二步，即把生活的材料放到经济范畴中去，这样才能获得经济学所需要的经济事实。正是在此方法中，经济学才得以从事实出发。因此，若我们进一步对事实本身进行分析，就必然发生一个范畴与材料的关系问题。按照西方近代哲学的总原则，这个关系就是，源于理性的范畴把生活中的材料做成了事实。这就是说，经济事实是由经济理性按自身的形式建构起来的。经济学作为理性的科学正是这样获得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通过经济范畴，生活材料转化成了经济事实。这一转化是对生活材料进行范畴抽象，如马克思所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经此抽象，有什么东西丢失了呢？对此，马克思予以了明确的回答：“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那么，在这个被忽略的历史运动中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生产关系本来具有的全部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这些内容的丢失，是把非历史性的范畴加诸历史性的材料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然而，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对抗和冲突的性质，尽管可以在经济范畴的逻辑规定中被遮蔽，却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回避不了的，如工人运动的兴起，经济危机的爆发，伴随着社会冲突而发生的经济体系的崩塌，等等。这些由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社会冲突所证明的资本经济体系固有的矛盾，如何在经济学中得到表达和理解呢？只有一种方法，即把现实中的生产关系的感性矛盾表达为经济范畴自身的逻辑矛盾，然后通过人类经济理性的进一步发展来加以克服。这种方法在蒲鲁东那里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觉，他想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要让黑格尔的哲学在经济学中起作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第四个说明”部分转述了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首先，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原是经济范畴本身所固有的：“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其次，该如何克服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呢？答案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再次，如何一方面保存好的方面，另一方面又消除坏的方面呢？这里正好用得上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按：这正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另一个书名）。具体说来，这种辩证法就是：面对其缺陷应当被消除的范畴，就需要另一个范畴来对这个范畴作清洗的工作。例如，“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等等。
由此我们看到，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其实只是对“正题−反题−合题”这一公式的外在运用，即把第一个范畴看成是正题，而第二个范畴作为反题则被看作对第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的消除，然后，这两个范畴的共存（即相互矛盾的正题与反题的共存）则成为一个作为合题的新范畴。但是，我们从这一过程中看不出作为合题的新范畴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假如第二个范畴是对第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的消除，也就是说，结果只剩下了好的方面，那么，第三个范畴（新范畴）又如何仍是矛盾的共存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所包含的荒谬：“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
蒲鲁东对辩证法的形式运用，恰恰使辩证法在这种运用中消失了。辩证法作为对于现实事物在自我否定中展开自己的历史运动的认识，在蒲鲁东那里变成了诸范畴之间先后次序的外在的逻辑排列，而排列的逻辑就是：后一个范畴是对前一个范畴的缺陷之克服。所以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这里可以先不说把现实事物区分出好、坏两面必须以悬设在此事物之外的价值标准为前提这样一点，即便我们先接受这种在事物之外的价值标准，倘若要坚持辩证法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事物的好、坏两面− 一对矛盾−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说，那坏的一面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为好的一面正是依靠它才存在的。这样，蒲鲁东的辩证法其实是终止事物的内在生命的辩证法。但这还是辩证法吗？因此，马克思给蒲鲁东的“辩证法”下了如此断语：“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这就是说，蒲鲁东未曾真正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虽然是对被形而上地设定出来的绝对理性的运动的描述，却还是真正的辩证法，尽管它只是对范畴的辩证本性的描述。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每一个范畴都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把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这就是关于范畴之存在方式的逻辑，这个逻辑虽然处在形而上的范围内，却道出了辩证法思想的精华。
假如我们把这个在形而上范围内的逻辑置入对现实感性事物之存在方式的认识中去，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是获得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改造的产物，这个改造就是：使范畴辩证法转变为感性辩证法。
这个改造在蒲鲁东那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却是本应当发生的，因为，他既然想要用辩证法来讨论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的矛盾，他就应当这样做。结果，他只是机械地照搬了黑格尔的“正、反、合”公式。蒲鲁东之所以不仅不能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还误解了它，是因为他在方法论上有两个根本缺陷：第一，他不理解由辩证法所表达的东西乃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生命；第二，他无法离开经济范畴的抽象而去直接把握活生生的、感性的生产关系。
其实，这两个缺陷并非专属于蒲鲁东，而是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而蒲鲁东学说的价值正是在于它以天真的形式突出地暴露了经济学的缺陷。我们可以称经济学的这两个固有缺陷为“抽象的实证主义”。
以实证主义精神自居的经济学，把自己所描述的经济现实看作一系列给定的经济关系，但是不了解这些关系的感性起源，也即，不了解这些关系是具有辩证的感性生命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自它们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包含着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这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即包含着自我否定。蒲鲁东确实想比实证主义做得更多一些，即想要引入辩证法，结果却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这一例子倒是更清楚地暴露了经济学在本质上的无批判性。正如马克思在1865年1月间写的《论蒲鲁东》一文中所说的：“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一评语同时也揭示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抽象实证主义性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经济学中的博爱学派为例，简明扼要地揭示了这种抽象的实证主义所包含的谬误：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马克思在此明确指出，正是对抗，才构成了经济范畴本身。而构成经济范畴的那个对抗，并不处在理性自身的层面上，即，不是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源自理性自身的矛盾律，而是源自现实的感性实践，它是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活关系中的感性对抗。这种感性对抗一定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并进而导致作为其理论抽象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只要把握了经济范畴的矛盾源自“感性对抗”这一点，我们就能把握到《资本论》学说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在科学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前者是批判的、革命的科学，后者是在抽象理性的范围内的无批判的实证科学。
在此，我们提及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革命的科学”。这个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必然产物，但是为近代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诸门社会科学所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概念要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对于由近代哲学思想所孕育而成的“科学”概念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倘若一门学说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它对现存事物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而批判的态度一定来自某种主观的价值立场，这恰好与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相悖。因此，一门有革命性的学说，就一定不可能是科学。革命性和科学性被视为两个互不相容的性质。科学只能从现存的事实出发，而不应该从对事实的批判出发。这一点早已被奉为“科学的精神”。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有着“科学精神”的科学应该怎样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呢？面对这样的难题，它只能诉诸理性，即凭借理性自身去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蒲鲁东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指出：“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
这段话特别重要，因为它同时说出了马克思自己的《资本论》学说的科学性质：这是一门这样的科学，是一门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感性现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是批判的，也即革命的，因为它是“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因此，这种科学的革命性并不来自主观的价值设定，而是来自它所描述的历史运动本身。
革命决不是理论所能发明的，但是理论只要是真正的科学，它就不应该回避在历史运动本身中所包含的革命因素。如果某一理论回避这一点的话，它就是在抹去一部已经发生了多次社会形态之革命的历史。
至此，我们对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做了一个简要的论证，并且拿这个统一来指认《资本论》学说的真正性质，以进一步划清它与经济学的原则界线。其实，马克思自己早在1843年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就已经展望了他所要创立的学说将会具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克思在此明确地表达了未来应当形成的真有价值的学说的基本性质：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当年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世界未来的变革是在它自身的当下原理中形成起来的。只是，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一门有革命性的科学究竟从哪里去发现革命本身的意义呢？也就是说，怎样才可能不是从头脑中、而是从现实世界的运动中发现世界“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呢？因为，革命的意义是不能从革命本身之外去赋予它的。
自1843年起，经过一场艰难的存在论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革命的意义在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和新社会的建立。这个无产阶级之“解放”和这个新社会之“新”，正是来自旧社会固有的“贫困”。贫困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因而也对于经济学来说，是其不好的一面，是其作为缺陷的一面，然而，正是这个“贫困”却包含着属于未来新社会的“富有”。贫困或富有，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都与先验的理性无涉，而是人类社会的活生生的感性存在，因此，按照感性辩证法，正是在“贫困”中才包含着那将产生出新社会的、真正积极的“富有”。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那样：“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因为，只有当实际创造着整个社会的感性财富的阶级力求解放自己的时候，才形成了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感性动力。只有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才会“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为工人准备就绪的新社会”。
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革命本身的意义全然来自一个要求解放的阶级的自为的革命意识本身，是这个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内容本身。而一门真正的科学，其任务就在于把这个已经由旧社会自身的感性对抗所造就的革命意识之内容表达出来。因而，真正的科学必定是革命的科学，它不是来自天才的头脑的先验构想，而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资本论》学说就是第一门这样的科学。
总结上述，可以看到，《资本论》学说是一门展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感性辩证法的科学。这种辩证法之所以可称为“感性的”，意指它并非属于人类的理性思考所服从的思辨法则（如黑格尔的范畴辩证法），而是资本这一当代社会权力在展开自身（即展开自己的全部对抗性质）时所必然服从的感性法则。这一感性法则在《资本论》学说中被揭示出来了，它就是“剩余价值规律”。由此亦可知，剩余价值规律是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而被发现的，它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它是一条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必然的自我否定的规律。
因此，若把感性辩证法去掉，也就不会有《资本论》学说。马克思就此写道：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段文字写于1873年《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行将发表之时，但是，关于《资本论》学说将是一门具有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质的历史科学的思想，以及对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的批判，则早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阐发。这就是我们今天仍须重读这部著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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