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成功夺取了政权，随后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再之后短短数月中，由工农组成的革命军就动摇了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彻底瓦解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独裁统治。
那么，革命何以...？
早期的学者站在统治阶级的视角，借“社会心理学”，多认为革命与斗争是病态的。批评革命者不过是被谣言鼓动的“发疯的群众”，又归纳革命的特征是“贫穷、偏激和暴力”。
他们用“社会愤恨”和“相对剥夺-挫折感”等模型，描述群众的不断上涨的欲望和未能得到满足，声称这是暴露了“暴徒的邪恶本能”和“祖传的仇恨”，所谓革命不过是愤怒又胆怯的下层群众在期望破灭后，妄图不劳而获，而破坏社会既得秩序。
在这个语境下，就意味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取决于一战战败后的社会愤恨和报复行为。帝国昨日的光辉和今日的战败之间，形成的剥夺感和不平之意，在人群中不断塑造着的恐惧、不满和愤怒，这些情绪聚集在一起导致了革命。
显然，这一论述忽视了更多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将“振臂一呼”转换为“揭竿而起”的不是愤恨或是如此这般的情绪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不满和愤恨实际上是社会常量，不能解释涨跌起落的革命形势。愤恨也远不能鼓励俄国人民投身革命，投身革命的人也不一定具有巨大的压迫感，而可以是旁观的“良心支持者”。社会怨恨等情绪也无法解释在权威压制强烈或国际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运动和斗争（Doug McAdam 甚至在《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一书中做了实证研究，彻底推翻了社会心理学有关革命者“心理异常”的假说）。
其背后所支持的理论更是错得离谱：革命不是病态的，而是“人们对严酷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反之被革命的对象才多半是“病态”的。同时必须强调“偏激”往往是所有运动的一种被夸大的话语框架；而“贫困”是革命目标的一个源头而不是特征；“暴力”就更不是革命者的意图，而是与统治阶级互动过程或用来自卫的产物。
这些偏颇的保守理论和他们的变形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市场，甚至成为了某种统治地位。常听人提到“奴性”， “老百姓还是听话”，又或是什么想像出来的“温良、软弱的民族性”，其本质就是震惊于“为什么在某种苦大仇深的情绪环境下革命还没有爆发？”于是乎，这就形成了一个民粹的悲观的自我感动的逻辑闭环，苦于不断增长的“愤恨、不满和挫折感”而无法行动，而又不断规训“自己是听话的”，再生产着“同胞是奴性的”等话语的合法性。
那么，革命何以...？
列宁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先锋队政党理论”，即“专业组织和动员能力”。
图1: 列宁与先锋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列宁认为工人只能自发形成工联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为了跳脱“经济利益导向”的改良运动，而转向政治实践，列宁创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先锋队。
在《怎么办》中，列宁批判了关于抗争的自发性的局限性，并强调需要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法唤醒革命者。可以说，通过给年轻的“刚刚觉醒”的俄国工人阶级配备一个思想活跃的先锋队，列宁使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一个封建帝制的威权国家及其统治下的落后社会，有效加速了抗争精神和阶级意识的发展。
有关“组织性”的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人和”和“地利”的双重意义。“人和”是指主动通过“共识和行动”吸纳和组织知识分子、工农阶层和在动荡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精英，他展示了“社会合作的力量”，和形成“跨越阶级的‘革命大联合’”。人们团结起来的所共享的知识、契约、纪律、激励和信念也能够避免搭便车等消极行为，甚至可以做到把旁观者变成拥护者和行动者（这一过程将在后文深入讨论）。
“地利”在这段中不仅是指“地理优势”，还包括联盟发展和易于动员的牢靠的地理结构，组织者有义务去寻找这种地理结构。大量经验性证据证明了地理结构在威权国家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公社的贫民社区，五月风暴的巴黎大学等等（后来法国改造了城市，拆散了巴黎大学）。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可以消灭组织，却很难破坏以工作或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需要把人们聚集起来管理。革命者们从会议室进入更广泛的斗争空间，工厂和农村，进行“跨地域联盟”的过程往往需要组织，而高密度的工厂环境依靠其稳定性和邻近性的接触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扩张联盟和组织的不确定性。布尔什维克和工农们频繁而稳定的接触直接促进了团结和信任（如果缺乏频繁接触，工人们多会对革命者的理想置之不理）。
图2：韩国工学同盟
运用这革命遗产最成功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超越3000名韩国学生组建“小组运动”阵营和“地区基础劳工运动”阵营，配合进入工厂工作，帮助工人提高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这一策略被简称为“融工”），试图将劳工斗争引向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通过数千个地方性组织建立的规范和信任，使全国各地的学生能够动员起来，与朴正熙全斗焕政权进行高风险的对抗（这一过程在《韩国工人》中有详细描述），并最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然而，当这一策略被不加区分地机械地应用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毫不估计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实际造成了很多问题和无谓的牺牲。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发性”的大力批判，也必须放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理解。正如列宁（1921）自己所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危险是夸大的革命主义，忽视了革命方法是适当的和可以成功运用的限度和条件。”
列宁所处的封建帝制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指国家精英（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可其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指吸纳、建构、统治社会的能力）却远远小于现代官僚专制的权威主义国家。封建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影响社会日常生活（例如税收混乱，皇权不下乡），而现代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吸纳能力，行政效率和渗透权力完全统治了社会，使得任何独立组织都成为了高风险的冒进左倾行为。
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被挤压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为了避免被渗透，组织的属性会变得“诡异”起来：或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成为机会主义或表演性质；或是因为无法行动，而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或是退入密室而无力应对新的变化；或是等级森严，极度排他。上述的特点在德国社民党，王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红色旅都可以看到，而这些组织属性实际对革命的萌发并无帮助。
那么，革命何以...？
如果把十月革命仅仅理解为先锋队组织理论的实践，那就大大低估了列宁革命的政治智慧和阶级/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正如前文所说，列宁早已强调影响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革命观也是在暗示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才是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和动员结构都可以根据所处的机遇和挑战而不断调整。所谓“政治机遇”是一切能激励人们参与革命的有利条件，或是降低统治者镇压运动的意愿或能力的因素。这些机遇不一定是结构性的，随着不同政体的互动而瞬息万变，抓住机遇革命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但随着机遇结构的扩大，革命萌发的可能就增大了。
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列宁对沙皇俄国国家性质的正确认识，尤其是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对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的批判，使列宁正确评估了十月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结构的开放与威胁。
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正在加剧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正不断从海外殖民地摄取超额利润以在经济上收买其本国的工人阶级，并借官方民族主义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这些国家，革命的机遇并不明朗。
反之，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列宁的名言就此诞生，即革命将在沙皇俄国这一“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的一环”首先开始。在这里，“薄弱一环”的特点，是由沙皇俄国国内结构和所处的国际地位的特殊性质和矛盾性质所决定的。
列宁（1915）认为尽管俄国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主义对波斯、中国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示了自己，但旧式的 "军事和封建帝国主义 "在俄国仍占主导地位。托洛茨基（1938）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双重帝国主义”，具体是指沙俄一边作为“特权殖民地”被迫与外国投资（如法国）进行着不平等交易，但同时压迫着邻近的弱小国家。这意味着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俄国资产阶级享有比外国帝国主义大得多的独立利益，而俄国无产阶级则毫无改良的机会，被迫承受超长工作时长的剥削以提供快速工业化的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沙皇俄国有帝国争霸的意图，却无实际能力。例如，沙俄的对外投资虽然很大，但与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相比相形见绌，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金融家的（法英德）国家贷款。 “1914年初，俄国的国债总额为98.883亿卢布（按当时通行的0.515美元兑换卢布的汇率，约为50.934亿美元）。” “随后，俄国为进行战争而在国外签订了各种债务，这些贷款加上国内发行的债券，使国家债务在1917年9月1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前达到了323亿卢布（约合166.345亿美元）”。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所以也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垄断性的 "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而是因为它被沙皇的专制统治严重束缚，而不得不转向“邻近”的外国市场。所以，参加战争将有助于巩固他们在附近邻国的统治。那么，投机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旦证明不可能清除国家的封建垃圾以保证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就只能与君主和贵族结成联盟，就像古契科夫所鼓吹的：沙皇的政府已经消失了，现在你们必须为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流血。
图3: 古契科夫主张“把世界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在如此背景下，俄国在帝国主义冲突中的作用是 “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附属的 "环节"，其利益只有在“满足主帝国的利益的程度”上才能实现。他必须参与世界大战，然而他的利益和战争目标又只有地区级别，例如蒙古和土耳其海峡。可以说，正是这种一边依附更强的帝国，一边剥削个别的落后国家的特殊国际位置，使得沙俄半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拥有世界帝国的利益，但又无法摄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收买或改良或维稳，其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增长。
接着我们转向沙皇俄国的国内结构，即旧制度的结构的变动。这是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大多数的“民变”、“反叛”、“起义”大多是地方性的，但是列宁（1917）强调，“国家的政权问题才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民变多是地方性的，主要是因为在旧制度下，地方豪强和封建贵族拥有更强的主权。彼得大帝通过专制改革，允许贫民和城市人口进入新的官僚制度，架空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迫使封建贵族主动依附帝国政权以换取官阶等级。然而这一封建官僚制度并无法满足俄国的贯彻全国的行政需求，于是乎新的官僚阶层仍讽刺地需借助地主来“解放”农奴，其结果是，农奴也没有得到解放，还必须负担更重（极致）的国家税负，于是乎大量农民选择永久性进入城市。
通过垄断行政机构，沙俄通过重税不断收走农民的“剩余”，换取外国资本和技术，挥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大棒刺激工业化。鼓励外资涌入，扶植国内产业，强制出口，一座一座大型工厂建起，沙俄工业化进程一路高歌（1906-1913期间维持每年6%，之前更高）。在这一阶段，外国资本和官僚专制达成了合作，民族和国外资本家都依赖专制制度，通过镇压性的国家机构来维持其毫无限制的剥削。
对于革命来说，这一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快速造就并聚集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大量聚集在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而这些地方又主要集中帝制沙俄的心脏，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城内。
列宁通过观察发现，同时受到外资和国资所支配的工人阶级，每天都面临着高达10-12小时的超长劳动时间的剥削。这支无产阶级力量的独特之处在，他们既有意愿反抗帝制皇权，又有意愿反抗英法帝国所扶持的工业巨头和资本家！
沙俄工业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哺农民，而是为了向周边落后国家的扩张（一个证据是沙俄农业部门的增长状态，另一个是通过从普鲁士转向英法的外交联盟，迫使沙俄西部的边境安全建立在军事而不是政治基础之上）。然而，对于帝制国家（帝制国家不是帝国）来说，军事失败和政治上的混乱是必然结果。战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彻底打破，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互相交融，新的组织不断涌现。随着忠诚又保守的旧部队在战场上耗尽，超过1500万俄国城市人口（主要是工人，以及一些新官僚和知识分子）被动员、武装起来，他们或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是极富阶级意识，不愿为帝国失利的战争陪葬。
正如前文所说，沙皇政权虽然没有现代的渗透能力，却有巨大的专制权力，面对逐渐激烈的矛盾，他仍拒绝改良，彻底掐断了公众参与的渠道（连民族主义的话语都不被允许），把温和改良派也视为政权的敌人。
工人、农民、士兵、妇女、革命者、改良者全部联合起来了，在这里“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
帝国的行政机关很多一个接一个的瘫痪和解体，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庇佑，特权阶层和地主贵族更是脆弱不堪。革命的火焰从一个工厂传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兵营传到另一个兵营，由此从彼得格勒传向全国！
图4: 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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