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和组织了一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广泛性学习运动。从理论角度阐释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知，回答了“学什么”的问题；从实践角度概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方法，回答了“怎么学”的问题；从现实角度聚焦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途径，回答了“如何实现大众化”的问题。系统探究这场学习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实场域开放智慧之花提供了方法论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二次结合”并尝试通过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发展经济，但由于缺乏经验客观上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建设实践探索陷入困境的结果。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认识到，“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于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派出大批知识分子前往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号召广大领导干部学习该书，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重点的学习运动。对此，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学者们多是以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为侧重点，或者侧重考察这场学习的运动过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普及和大众化的视角来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一、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社会主义建设新认知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性总结。时过境迁，认知发展，现在我们看来该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尚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内容，但当时对于刚刚成立且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来说，有着巨大的理论魅力和指导作用。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系统学习、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符合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提法，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习和新认知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结束即进入共产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述到，“从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到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不通过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逐步创造前提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是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的。可见，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身也就是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逐渐过渡的分阶段发展思想对毛泽东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到：“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他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认识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量变的积累中逐渐实现阶段性质的提升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主义刚刚建立的现实语境，毛泽东清晰地认知到建成社会主义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即“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在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得出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让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工农大众认清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有深刻而清醒的认知，从而在实践中能够把稳航向、稳步前进。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学习和新认知
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我国仍有一些领导干部和经济学专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广大人民群众害怕商品经济，分不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容易混淆二者的关系。他们往往简单认为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发展商品经济即是发展资本主义。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生产资料的商品性也是由社会主义阶段国家所有制本身的特点和国家所有制发展的内部需要引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是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有范围限制的，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不是由资本家私人占有。
毛泽东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给予了充分说明，指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集体所有制，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还多次强调：“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毛泽东在肯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以简单的言说方式详细地阐明了商品生产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群众获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认知，打消了人们心中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疑虑，提高了人们发展商品生产、进行商品交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有计划地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决心和信心。
(三)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工农业并举的学习和新认知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蕴含着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该书指出，“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一方面应当保证工业起主导作用，以便用先进技术装备农业，用工业品供应农村；另一方面应当保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必要的增长，以便用足够数量的食物供应城市居民，用足够数量的原料供应轻工业”。同时指出，在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保证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毛泽东汲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精华同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多次强调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发展观和矛盾观，不能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如果把工业过分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而忽视农业的发展，会造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间的“异化”现象的产生，致使稳定重工业发展的供应链断裂，造成顾此失彼的不均衡发展。质言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关系，工业的发展会使城市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减少，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业，推动农业生产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生产，从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事物只有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才能保持质的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因此，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协调发展，重视综合平衡。要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宣传普及，引导广大工农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只有了解了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走向，才能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做出自身的努力。这也与马克思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相契合，毛泽东正是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出发实现了对发展理论的确证，为指导群众实践，实现人民利益提供了基本前提。
(四)对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学习和新认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用了这样一句话来阐释，“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仅这一句简单的概括，便启发了毛泽东对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深入思考。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展开，深入掌握了问题的实质，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发展变化着的，但所有制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度的，然而在所有制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人与人的关系却是不断变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总是封建制度下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逐渐的发生演变，劳动者地位在不断提高，领导者姿态逐渐降低，平等关系越来越可观。这些态度的转变都是对劳动中人与人关系的新认知。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好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毛泽东强调要让干部参加劳动，在1957年4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他曾指出：“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就表示深度认同，领导者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待人，领导者与工农群众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此外，他还注重劳动者管理权利的保障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享有管理国家、企业、文化教育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这关系着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毛泽东极力改变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营造劳动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更好地促进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纠正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厘清群众的思想，提高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素养，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以此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一)以自主学习和理论宣讲的方式对领导干部进行推广和宣传
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错误，理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内存在的混乱思想，解决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为主要代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读书活动，自主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在察识到“左”倾的严重错误后，曾多次建议全党领导干部要自主学习经济学的知识，读经济学的书目，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以身作则，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参加的读书小组，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自主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边读边议的形式既回溯文本本源，又做出颇显洞见的评论与批注，透彻的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理论。毛泽东主张，研读是内化知识的必经过程，需将书中的观点化为自身内在的基本成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知识的外化，与中国发展的实际形成互系关系。他运用实践论的观点，在中国现实场域的发展实践中学用结合、学思结合，使理论抽象回归实践具体。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读书小组的成员将所学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传达，并通过召开理论座谈会、理论研讨会、进行理论宣讲等方式宣传政治经济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众化。
为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岛组织了有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林李明，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海南地区党政负责人参加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学习小组，在多次召开学习讨论会的过程中，领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他们将辩证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既学习书中的理论精华，又结合中国发展的特殊性，指明该书的缺点与不足。刘少奇指出，“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发展的，不断丰富其内容”,要通变其内含的基本内容做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发挥在发展实践中的建设性作用。周恩来认同并积极采纳了毛泽东的读书建议，于1960年2月14日召集部分领导干部开会，组成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学习讨论，在23日和25日分别就过渡时期的问题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作了两次较系统的发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其自身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在党内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热潮，更好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在全社会起到了率先垂范的“领头雁”作用。
邓力群在回到北京后，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内容。周恩来总理在读了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后，组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一起学习，并交由胡绳将谈话记录编为选本，此选本印发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按其主旨纷纷展开学习。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众化。
(二)以理论教育和实践运用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和普及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广大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中大部分还受封建传统经济思想影响，与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存在实际的脱节，还不乏有人欲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以简单的形式套用到中国发展的实际中。在此语境下，混杂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但知识分子又是国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性力量，基于此，党中央决定采取理论教育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经济思想进行改造。
一是以理论学习和教育的方式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掀起了知识分子赴苏留学潮，其留学的意向性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热潮的结果指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场域。除了出国学习外，还在国内创办大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人民大学，马列学院等高级政治学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课程，是知识分子学习的重点内容。1959年4月6日至7月27日，中宣部在北京举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课教师学习会，努力提高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知识水平，并在1960年——1965年先后开办了三期两年制的马列主义理论培训班，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重点学习内容，帮助知识分子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组织国外学习和国内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引导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和普及。
二是通过开展各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加深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的任务是要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广大知识分子只有将掌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才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现实指导价值。知识分子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国家鼓励他们到工厂、农村中去，参加实践劳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也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唯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态转化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现实定在，才能释放其磅礴伟力。因此，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的同时，还要以问题为先导，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用理论破解实践中的难题，更好地理解、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以传统媒介和典型推广的方式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和普及
工农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对象性主体，在理论宣传和普及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治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而是在工农群众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创立的，不应停留在书本中，理应回到实践中去。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中，才能实现理论形态向现实实践的转换。针对当时群众中蔓延的形形色色的传统的和西方的经济思想，以何种理论为指导来推进经济建设始终是群众心中的疑团。为此，党中央就以下几方面在工农群众领域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进程。
一是通过报刊、杂志、书籍、广播等传统媒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进行宣传普及。报纸作为党和国家联系工农大众的重要桥梁和工具，发挥着对群众的导向作用。《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机关报，肩负着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任。在毛泽东号召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指导下，《人民日报》便将焦点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定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将农、轻、重工业的发展形象的表述为“两条腿走路”,即“在一定的时间内，报纸的宣传需要强调一条腿，但又不可忽视另一条腿。当前应当根据‘农、轻、重’的精神，强调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又要宣传重工业”。通过报纸等传播媒介，以图文并茂的独特传播优势，把深奥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演绎成通俗易懂的、具体明了的普遍认同，对人民群众感到最迫切的市场问题作出了说明，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及人民公社的整顿提供了指导。除普通的新闻、通讯、评论以外，一些少而精的社论或理论性的论文也逐渐在《人民日报》《红旗》和各省市党报、党刊中有计划地被发表，主要宣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如发展速度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节约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等价交换问题等等。以报刊、书籍、广播等传统媒介为中介工具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二是通过大力表扬先进典型事迹，推广经济建设先进经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经验，学习先进的典型事迹，借鉴成功经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一条便捷途径。自毛泽东倡导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来，在《人民日报》以及其他报纸中多是表扬赞美某地将政治经济学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突破，并将其作为先进典型事迹，鼓励全国学习其先进经验，从而推动全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经验，党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实行后，农业、工业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在1959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中，就苏州专区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推进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全面性的宣传，并以此现实事迹为基础背景，在推广先进技术经验的进程中展现了先导性作用。这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效率，激励了工农群众对政治经济学学习和运用的积极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众化。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启示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的启蒙之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彰显出鲜明特征，从大众化的主体嬗变、话语范式转变和传播方式转向等角度归纳总结经验，对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一)坚持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主体自觉嬗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囿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域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在中国场域实现入场就需要解决如何为群众接受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大众”和“大众化”的问题。“化大众”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内容为主体，以被动接受理论权威传播的外在灌输的人民大众为客体，实现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然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不只是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大众”为终结，“化大众”仅是一个理论为群众被动接受的“出场”过程，而作为“改变世界”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是历史永恒发展的“在场”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才是推动实践向前发展的终极旨归。质言之，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众化，则需以人民大众为主体力量，将其内心主动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现实行动，满足自身多样化的现实利益需要，实现群众自觉掌握理论并指导实践的目标追求。恰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们既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去“化”大众，让理论掌握群众，又要让大众去“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人民大众自觉掌握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将其自发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充分发挥其物质力量，实现从理论掌握群众到群众掌握理论的进阶和嬗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景。
(二)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话语范式转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话语范式的选择，关乎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成效。从话语范式表达形式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需要实现从抽象的学理性、学术性话语范式到具体的通俗化、大众化话语范式的转变。列宁曾作出过经典概括：“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通俗化、本土化的解读，使抽象高深、晦涩难懂且极具政治性、学术性的话语体系转化为简单具体、通俗明了的话语体系，以具象化、口语化、故事化的语言将抽象化的概念、命题、判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知识，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如毛泽东将干群间的不平等关系比作“猫鼠关系”,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解读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新时代，习近平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从话语范式表达内容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需要实现从书斋化的文本范式到生活化话语范式的转变。“现实的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政治经济学的源泉，要站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语境，立足于人民群众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为价值取向，以更加人性化、生活化、平等化的话语展现人民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彰显出大众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向人民生活世界回归的样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使群众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真正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
(三)坚持从“单向度”到“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转向，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基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宣传普及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依循着自上而下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普通党员——人民群众”的单向度、直线式的内在传播理路。人民群众处于机械性的、被动的接受思想灌输的客体地位，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只存在于感性认识的知“道”的范畴，没有上升到价值认同和内心信念的高度，落实到实际践行中便会举步维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效果大打折扣。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全媒体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则需以电视、网络、手机终端等载体为依托，在微信、微博、抖音、博客、贴吧等社交平台，运用电影、电视剧、短视频、直播等传播优势，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新媒体阵地，扩大理论输出者和受众的互动空间，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入脑入心，让人民真懂真信，实现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学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知飞跃，从而内化于心指导实践并做出适当反馈。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通过人民群众的反馈，实现自下而上的理论升华，努力回归价值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自身潜能，注重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构建及时有效地反馈机制。短期互动可借助社交软件、网络媒体等交流平台，采取调查问卷、参观访问等形式；长效机制则需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拓宽民众反映渠道，采用大数据统计归纳，群体追踪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
:马明冲、崔佳杏
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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