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丹尼尔·因莫瓦尔
译 | 董璐瑶
俄乌冲突充满了许多意外，而最大的意外是它竟然真实地发生了。去年，俄罗斯还处于和平状态，裹挟在复杂的全球经济中。俄罗斯是否真的仅仅为了扩大其已经十分广袤的领土，而不惜切断贸易关系甚至并威胁发动核战争？尽管收到了包括普京在内许多人的警告，但这次冲突仍然令人感到震惊。
蒂姆·马歇尔 《地理的囚徒》
但记者蒂姆·马歇尔（Tim Marshall）却并不意外。在其2015年的大作《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的第一页，马歇尔邀请读者思考俄罗斯的地形。俄罗斯被一圈山脉与冰雪环绕着，与中国的边界受到山脉保护，高加索山脉阻隔了它与伊朗和土耳其。在俄罗斯和西欧之间有巴尔干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这些山脉几乎构成了另一道墙壁。在这些山脉以北，平坦走廊般的欧洲平原通过乌克兰和波兰连接起俄罗斯和其武装良好的西邻。在这条走廊上，你可以骑着自行车从巴黎到莫斯科。
你当然也可以开坦克。马歇尔指出，俄罗斯自然条件上的差距使其屡屡受到攻击。“普京没有选择，”马歇尔总结道，“他至少必须尝试控制西部的平原地区。”普京恰是如此行事，对无法通过更和平的手段加以控制的乌克兰发动行动，马歇尔对此感到遗憾，但又觉不足为奇。他写道，地图“禁锢”了领袖们，“留给他们的选择和回旋余地比人们想象的要少。”
马歇尔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正式名称：地缘政治学。虽然该词常被宽泛地用来指代“国际关系”，但更准确地来说，它是指山脉、桥梁、水位等地理特征支配世界事务的观点。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思想、法律和文化虽然有趣，但要真正理解政治，人们必须认真钻研地图。这时，世界就会展现出一场零和竞赛的形态，每个邻国都是潜在对手，而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对领土的控制，就像棋盘游戏《风险》一样。地缘政治学对人类动机采取愤世嫉俗的看法，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只是用地形代替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
地缘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另一点在于，许多人曾预测它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市场的扩张和新兴技术的爆发式增长有望淘汰掉地理学。当海洋中充斥着集装箱船只与反射自卫星的信息时，谁还在乎控制马六甲海峡或敖德萨港呢？2005年，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宣称：“世界是平的。”这是对全球化的恰当比喻，因为货物、思想与人类能够顺利地跨越国界。
然而，今天的世界似乎不再那么平坦。随着供应链的断裂和全球贸易的萎缩，地球上的地形似乎变得更加崎岖不平。由唐纳德·特朗普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引导的对全球化的敌意，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呈现上升趋势，而疫情又使其进一步加剧。冷战结束时边境墙的数量约为十座，而经过过去十年的建墙高峰，现已达七十四座，且还在不断攀升之中。如政治学家Élisabeth Vallet所言，冷战后对全球化的希望是一种“错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的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sation）”。
面对充满敌意的新环境，领导人们抽走了书架上过时的战略指南。2017年，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警告道：“经历了我们所谓的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假期之后，地缘政治不仅回归了，而且是报复性地归来了。”这种观点公开地指导着俄罗斯的思维模式，普京在解释其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时引用了“地缘政治现实”一词。在其他地方，随着对以贸易为基础的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信心减弱，马歇尔、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彼得·泽汉（Peter Zeihan）等地图解读专家的著作正在向畅销书排行榜挺进。
听着地图大师们的专业判断，人们会想，从战略取决于大草原与山地障碍的十三世纪至今，世界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地缘政治思维是不加掩饰的严峻，它对和平、正义和权利的希望持怀疑态度。然而，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暗淡，而在于它是否正确。过去几十年发生了重大的技术、知识与制度变革，但是我们是否仍然像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是“地理的囚徒”？
刘易斯·达特内尔 《起源》
从长远来看，我们是自身所处环境的产物，其影响程度几乎高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环境允许人类便繁荣，环境不允许人类则灭亡。刘易斯·达特内尔（Lewis Dartnell）在他那本精彩的《起源》（Origins）中写道：“如果观察一张构造板块边界相互摩擦的地图，将世界主要古代文明的地理位置叠加起来，就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密切关联。这种关联并非偶然。板块碰撞产生了山脉和大河，大河将其沉积物带到低地，使土壤变得肥沃。古希腊、埃及、波斯、亚述、印度河流域、中美洲和罗马都靠近板块边缘。位于三个板块的交汇处的新月地带土地肥沃，从埃及延伸到伊朗丰富的农业区，最早出现了农业、文字和车轮。
正如美国南部的投票模式所显示的一般，地理影响可以令人印象深刻地持续下去。美国南部深处的共和党人很多，但有一条民主党县的弧线从其中穿过。科学家史蒂芬·杜赫（Steven Dutch）写道，这一不同的线条形成了一个“对地质学家来说一眼就能辨识的”形状。它与数千万年前的沉积物露出地面的岩层相吻合，这些沉积物在炎热的白垩纪时期沉积，当时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水面之下。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沉积物被压缩成页岩，而更久之后海水退去，它们被侵蚀暴露出来。杜赫解释说，在19世纪，种植者们意识到这一因丰沃的黑土而被称为“黑带（Black Belt）”的地区是棉花的理想产地。为了采摘棉花，种植者带来了奴隶，这些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此处，并经常反对保守的政治家。达特内尔指出，恰好处于白垩纪带“要害处（smack in the middle）”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也是民权运动的中心，小马丁·路德·金曾在这里布道，罗莎·帕克斯也在这里引发了公交车抵制运动。
罗莎·帕克斯与马丁·路德·金
当然，地缘政治家们更关心国际战争而不是地方选举。在这一点上，其认知可以追溯到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他基本上创立了地缘政治学。在其1904年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凝视着世界的浮雕地图，认为历史可以被看作欧亚大陆平原的游牧民族和沿海地区的航海民族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斗争。英国等国家曾因海洋霸权而繁荣发达，但现在所有可行的殖民地都有所属，殖民之路已经关闭，未来的扩张将涉及陆地冲突。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的广阔平原将成为世界战争的中心。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并不完全正确，但其预测整体上却足够可取，如东欧冲突、英国海上力量的减弱、陆地大国德国与俄国的崛起。虽具体细节有所偏差，但是麦金德对帝国主义者耗尽殖民地并相互争斗的设想是有预见性的。他预见到当这一天来临时，欧亚大陆内部地区将成为其目标。他后来写道，心脏地带“提供了最终统治世界的所有先决条件。”“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指挥世界岛（World-Island，指欧亚非大陆）；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指挥世界。”
麦金德所言为一则警告，但认为麦金德拥有“最伟大的地理世界观”的德国陆军将军卡尔·豪斯霍费尔却将这视为建议。豪斯霍费尔将麦金德的见解纳入了新兴的地缘政治学领域，并在上世纪20年代将这一想法分享给阿道夫·希特勒和鲁道夫·赫斯。希特勒总结说：“德国人民被囚禁在毫无可能性的领土范围内。”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转向东方，也即麦金德所称的心脏地带。
阿道夫·希特勒坚信德国的命运在于东方，这与史蒂文·杜赫观察到的白垩纪岩石预测选票相去甚远。然而，这两者的共通之处都是我们的土地决定了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军队为争夺具有战略价值的领土而发生冲突，并撕裂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时，这一点似乎很难否认。经历过那场战争的麦金德认为没有理由相信地理学的“顽固事实”会让步。
哈福德·麦金德坚持认为地形图仍然重要，但并非所有人都持同样观点。整个二十世纪，理想主义者都在寻找一种方法，使国际关系不至于像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永久的争夺”。对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来说，贸易可能会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各国能够依靠开放的商业，就不必再为保障资源而夺取领土。对于其他理想主义者来说，航空时代的新兴技术是关键，他们希望随着所有地方通过天空共通相连，各国将停止对地理战略位置的纷争。
然而这只是希望，而非现实。冷战将地球划分为贸易集团和军事联盟，使各国领导人紧盯着地图不放。1957年法国的棋盘游戏《征服世界》（La Conquête du Monde）在美国帕克兄弟公司旗下以《风险》（Risk）之名广泛销售，促使孩子们也学会了阅读地图。这款游戏定调于19世纪，有骑兵和陈旧的火炮；但鉴于超级大国仍在瓜分世界，它也有着令人不适的相关性。
虽然地缘政治思想因与纳粹有关联而被淡化，但还是在冷战中留下了痕迹。美国的重要战略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淡化了冲突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凯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片“无花果叶”般的象征性掩饰，苏联行为的真正原因源自“苏联人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这一不安全感产生于几个世纪以来“试图在激烈的游牧民族附近的广阔裸露平原上生活”。对于这个与麦金德理论有关的问题，凯南提出了一个与麦金德理论有关的解决方案：“遏制”。遏制并非要消灭共产主义，而是要对其施加限制。这场运动最终需要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包括派遣270万名军人参加越南战争。对许多服役士兵来说，那场不成功的战争是一个“泥潭”。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地理环境似乎才最终失去了控制力。
乔治·F·凯南 《列宁与斯大林下的俄罗斯与西方》
冷战在经济上分裂了世界，其终结导致贸易壁垒轰然倒塌。90年代出现了贸易协定和机构建设的热潮，包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及高高在上的世界贸易组织。1988年至2008年期间，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增加了四倍多，并通过更彻底的国家协调得到不断深化。在此期间，贸易增长了两倍，从不到全球GDP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以上。
越是能通过贸易获得重要资源的国家，就越没有理由夺取土地。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乐观主义者认为，那些与经济网络紧密相连的国家会放弃发动战争，因为它们害怕丧失进入嗡鸣作响的经济网络的机会。1996年，弗里德曼轻描淡写地将此表述为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会彼此开战。而且他也没有更进一步。尽管拥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但自冷战以来，个人在国家间战争中死亡的机率已经大大降低。
在贸易减少战争可能性的同时，军事技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几个月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这是一次老派的地缘政治行动。伊拉克当时已掌握了世界上第四大军队，通过夺取科威特，它将控制世界上五分之二的石油储备。更重要的是，其强大的地面部队被一大片无迹可寻的沙漠所遮挡，几乎无法穿越。这是麦金德会欣赏的战略。
但九十年代不再是麦金德的时代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从路易斯安那州、英格兰、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迪戈加西亚岛派出轰炸机，在伊拉克上空投下有效载荷，在数小时内使伊拉克大部分基础设施瘫痪，萨达姆也同样意识到了时代的更迭。随后联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空袭，利用GPS这一新的卫星技术，迅速穿越了被伊拉克人视为不可逾越的屏障的沙漠。一百个小时的地面战斗足以击败伊拉克的残兵败将，伊拉克的高级军官们事后指出，甚至没有必要发动地面攻击，因为再有几个星期的惩罚性空袭，伊拉克就会从科威特撤军。
九十年代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海湾战争预示着一场被广泛讨论的“新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这场革命承诺以精确的空袭取代装甲师、重炮和大型步兵。俄罗斯军事理论家弗拉基米尔·斯利普琴科（Vladimir Slipchenko）指出，战略家们熟悉的空间概念，如战场、前线、后方和侧翼正在失去意义。有了卫星、飞机、GPS和现在的无人机，“战斗空间”不再是地球上的褶皱地形，而不过是一张平坦的图画纸。
满天航行的无人机并不意味着世界和平。但新技术的拥护者至少承诺了更清洁的战斗，减少平民死亡、俘虏被俘与军队的派遣。军事事务的革命使得以美国及其盟国为主的强国能够以个人和网络为目标，而不需剑指整个国家。这似乎标志着从国际战争转向全球警务、从血腥的地缘政治转向时而致命的全球化平稳运行。
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吗? 地缘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空中力量的存在，地图被缩减为二维。然而，“三维地图”在“阿富汗的山区和伊拉克险恶的小巷中”复苏。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至2011年的伊拉克战争之间的对比很有说服力。这两场战争都由全球超级大国领导着一个反对萨达姆的伊拉克联盟。然而，在第一场战争中，投入空中力量得以取得迅速胜利；而第二场战争就像是美国制造的另一个泥潭。
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快速增长的全球出口，在2008年左右趋于平稳；而如今，“去全球化”在不久的将来是可能的，欧洲一体化也因英国脱欧面临着巨大挫折。这仿佛在提示我们，当下欧洲也发生着一场土地战争。事实上，这是一场“麦当劳之战”，这家快餐连锁店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有数百家分店。在普京看来，无论俄罗斯从和平贸易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乌克兰的暖水港、自然资源和对俄罗斯脆弱的西部的战略缓冲区，大概都超过了这些利益。正如卡普兰所言，这是“地理的报复”。
伊恩·莫里斯 《地理即命运》
随着“地理的复仇”，地缘政治理论家也开始回归，他们往往与自称是“私人全球情报公司”的斯特拉福（Stratfor）战略预测公司有所关联。被《巴伦周刊》称为“影子中情局（shadow CIA）”的战略预测公司以后冷战理想主义的失败为基础。最近许多以地图诠释历史的畅销书都是在其下出版的。罗伯特·卡普兰曾一度是其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家。《地理即命运》（Geography is Destiny）的伊恩·莫里斯曾在该组织的贡献者委员会任职；地缘政治作家乔治·弗里德曼和彼得·泽汉分别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和副主席。不过英国作家蒂姆·马歇尔从属于不同网络，其《地理的囚徒》由一位前军情六处处长作序。
2014年，通过维基解密上黑客发布的五封斯特拉福公司的电子邮件，公众对该公司的工作有了些许认识。事实证明，这家公司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制图方面。它已经进入了战场，而且似乎与权力有一种明显的亲密关系。黑客们透露，斯特拉福公司已经代表公司监督社会活动家，曾一度提议为美国银行调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该公司的用户和客户包括陶氏化学公司、雷神公司、高盛公司、美林公司、贝氏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目前还不清楚的是，2020年被另一家情报公司收购的斯特拉福公司，是否只是美国安全机构浩瀚海洋中一条中等规模的游鱼。但泄露的电子邮件确实包括直接来自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情报，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以色列暗杀真主党领导人的意愿，以及这位总理对奥巴马总统的不快。
斯特拉福公司出售机密，但其客户最终依靠的是其预测能力。地缘政治家们并不羞于做出这些预测。事实上，最近他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跨领域预测，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其发布这些预测时有多大把握。土耳其是否将如乔治·弗里德曼所预测的一般成为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支点”？抑或如卡普兰所想，印度将成为“全球支点国家”？
如果存有经得起考验的记录，就更容易认真对待地缘政治家们的言论。但我们仍在等待乔治·弗里德曼在1991年写的“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而对卡普兰预测的任何评估都必须注意到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包括其加入秘密委员会向白宫鼓吹战争。值得称赞的是，卡普兰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他写道，“当我和其他人支持伊拉克战争时，我们从未充分或准确地考虑过代价。”
现代麦金德的拥簇者是否充分或准确地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以验证，但他们对当下的看法却是足够清晰。这主要是一种嘲笑性的保守主义，怀疑太阳下是否有如此多新事。对马歇尔来说，巴尔干半岛的“部落”永远处于“古老的猜疑”之中，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是一个笼罩在战争黑暗中的地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自特洛伊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相互对立”。卡普兰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写道，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不断扩张的陆地大国”，其人民在“整个历史上“对高加索山脉抱有“恐惧和敬畏”。他赞许地引用了一位退休历史学家的理论，即俄罗斯人在面对寒冷的冬天时，拥有更强的“承受能力”。
罗伯特·卡普兰《地理的复仇》
学术地理学家Harm de Blij在评论卡普兰《地理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一书时，发现这本书有时“令人备受折磨”，并写道，学者们会惊讶地看到“长久以来被丢进垃圾箱”的粗暴的环境决定论竟获得新生。卡普兰承认，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思考问题，需要重新认识麦金德等“明显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他们因与帝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联系而受到玷污。然而，卡普兰坚持认为，“误用麦金德的思想”并不意味着麦金德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的讨论又回到了长久缺乏安全感、在对山脉的恐惧和敬畏中畏缩不前的俄罗斯人这里。
地缘政治学家们认为，即使是强大的领导人，也难以违抗地图的宿命。2014 年乌克兰的抗议活动推翻了对俄友好的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后，马歇尔写道，普京“不得不吞并克里米亚”。尽管马歇尔谴责俄罗斯的侵略，但其语气与普京用来自我辩护的语气相似。普京在2014年谈到俄罗斯的对手时说：“他们不断地试图把我们扫进角落。如果你把弹簧一直压缩到它的极限，它就会狠狠地折回来。”有人可能会主张，是普京的想法和态度，而非地图，正在推动俄罗斯的好战性，然而地缘政治学几乎没有为这种因素留出讨论空间。马歇尔在另一文本中写道，“所有能做的就是对自然界的现实作出反应。”
如斯特拉福公司前副总裁彼得·泽汉所言，地缘政治世界观的核心是对“地理的不可改变性”带来的限制的理解。马歇尔解释说，重新划定几条边界线，“伊凡所面对的地图也是普京今天所面对的地图。”由于地图和围绕地图的计算都鲜有变化，明智的行动主要在于接受顽固的事实。
伊恩·莫里斯写道：“地理是不公平的。”如果如其所主张，“地理即命运”，那么这就是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世界的秘诀。地缘政治家擅长诠释为何事情不会改变，却不太善于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这可能解释了地缘政治家们对历史明显的模糊性。正如马歇尔所写的那样，德国的统一是因为“日耳曼国家最终厌倦了相互争斗”吗？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否如弗里德曼所说，“只是美国历史上孤立的事件，没有持久的重要性”？是否真如泽汉所辩称的那样，“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人从来不需要担心军队悠闲无聊地经过”？或者如卡普兰所坚持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地缘政治家们的历史描述介于“令人愉快的微风”和“在下一辆旅游大巴到来之前匆忙地让学童们穿过城堡”之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那些制作地图并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者，也就是真正的地理学家的写作方式。像地缘政治理论家一样，地理学家相信场所的力量，但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场所是历史性地被塑造而成的。法律、文化和经济就像构造板块一样产生景观，而这些景观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地理学家指出，即使是地形，也不像地缘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改变。泽汉在斯特拉福公司担任了十二年的副总裁，一直认为美国的巨大力量可以归功于其“完美的地理”。定居者们来到新英格兰，遇到了不符合标准的农业条件，“小麦是个硬伤”；但幸运的是，他们被鼓舞着占有了西部的质量更好的土地。这些富饶的农田伴随着“真正的交易”，广泛的河流系统允许以“低到可笑”的成本进行内部贸易。泽汉指出，这些特点使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世代延续。
但这种因素并非恒定不变的。小麦曾经在新英格兰普遍种植，尽管泽汉坚持说它是“硬伤”。是害虫的到来与破坏性的耕作方式造成的土壤枯竭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泽汉非常重视的自然河流也是一个变数。为了让自然河流发挥作用，不得不用昂贵的人工运河系统作为补充，然后在几十年内被新技术所取代。今天，按价值计算，通过铁路、航空甚至管道运输的美国货物远远多于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卡车运输的货物价值是船只或船舶的45倍。
这是另一种说法，即我们并不总是接受我们所继承的地形地貌。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哈利法塔诞生于迪拜，几个世纪以来，迪拜一直是一个不被看好的、被沙漠和盐田包围的渔村。从地形来看它并无伟大之处。迪拜气候十分炎热，石油销售虽然曾经很可观，但现在只占其经济的1%以下。若说迪拜的与众不同之处，应该是其法律景观，而非自然景观。该酋长国不受单一律书的管辖，而是被分割成多个自由区，如迪拜互联网城、迪拜知识园和国际人道主义城等，旨在吸引各种外国资金。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曾写道，迪拜沙漠本质上是“一块巨大的电路板”，全球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与之相连。
迪拜的朱美拉棕榈岛。
将迪拜打造成商业中心意味着以实际行动将其重塑，这违背了任何关于“地图即命运”的观念。迪拜繁华的商业活动大多通过杰贝阿里港，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港口。拥有一个巨大的深水港似乎是地理上关键的天赐良机，但实际上迪拜付出巨额成本才从沙漠中开凿出这个港口。迪拜的工程师们用挖出的沙子制造了一些岛屿，包括一个由上百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如同世界地图般陈列着。绿色的公园和室内滑雪场使这个挑战自然的奇观更加完美。
遗憾的是，改造迪拜是我们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全球变暖正在扰乱地貌，威胁将岛屿淹没，将草原变成沙漠，将河流化为尘土。奇怪的是，地缘政治文章鲜少对这一点展开论述。弗里德曼在《未来100年》（The Next 100 Years）一书的结尾承认，“读者们会注意到，我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除了一些短小的评论与旁白，莫里斯的《地理即命运》、马歇尔的《地理的囚徒》、卡普兰的《地理的复仇》和泽汉的《意外的超级大国》（The Accidental Superpower）也未深挖这一问题。
乔治·弗里德曼 《未来100年》
地缘政治家不愿意考虑气候危机，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超越景观，要么与之共存。要么全球化将使我们摆脱物理限制，要么我们将继续受困其中。由于新的技术与制度显然没有抹除地域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地缘政治学。
但真的别无选择吗？可能性更大的，是全球化的瓦解非但未让人类退回十九世纪，更是推动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险象迭生的未来。在那个未来，我们将深刻体验到环境的约束，却并非通过地缘政治家所预测的方式。恰恰相反，塑造人类行动的将是种种人造景观，包括我们改造物理环境的途径，而非自然景观。如卡普兰所写，地理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反复无常。法古之舆图，难领未来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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