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转向”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降的深刻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这种转向的意义不在于在经验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描绘，使日常生活成为理论的一般研究对象，更为深刻的是，它是在不断变革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追问。相较于十九世纪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截然不同、却更为繁荣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阴霾无法掩盖资本主义经济连续增长的光辉，福特制度彻底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凯恩斯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遏制”了经济理性的疯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变革一新。新时期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言腐朽而垂死，反而更加繁荣而生机。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的理论悄然出现。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经济学决定上层建筑”的片面化理解，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历史仅仅是物质经济发展的被动反应，资本主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走向灭亡，卢卡奇将此称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①。
在理论与历史的交织中，日常生活，作为概念，也作为一个事实，被推到了舞台的幕前。在理论上，日常生活的“发现”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相较于第二国际对经济的极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点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了哲学，在主题上更加关注文学艺术等，佩里·安德森将此称之为“形式的转换”与“主题的创新”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卢卡奇在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之上形成的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主体性确定的阻碍，在此之上呼唤总体性的复归。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从马克思主义一直忽视的文化霸权维度出发，指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霸权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所开启的哲学—文化—意识形态路径为日常生活的发现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卢卡奇通过发展马克思拜物教思想而形成的物化、物化意识理论，可谓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先导。
卢卡奇（左）与葛兰西（右）
在《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中，列斐伏尔指出“所有对神秘化意识形式的分析统统可以归结为日常生活批判，因为我们是在最宽泛意义上慎重使用‘思想’一词的；人们所有关于他们生活的思想，都试图整合与证明这些表现的正当性”③。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出发，列斐伏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已经被卷席进入资本主义的秩序当中，虽然它们竭力将自己装扮为一种独立而中立的形象。这就体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特征，并且，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这种神秘化和异化充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维度，作为被神秘化的意识，它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隐性控制的工具。
如果说《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出版之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的研究还隐约裹挟在文化研究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之中，那么1947年《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发表则正式宣告着日常生活不再是经济生产的剩余、不再是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部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理论的研究对象。至此，经济—阶级的宏大叙事才真正落地为日常生活的批判。
实际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也是对“何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完成了的体系，虽然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然而任何思想都诞生于一定时代社会历史情境中，这种特殊的定在决定了理论自身无法故步自封、必须走向当代。因此列斐伏尔呼唤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眼光，去“发展”而不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留下的坐标为导向继续完成马克思未竟的理论宏图。日常生活批判便是列斐伏尔重构马克思的重要尝试。
列斐伏尔著：《日常生活批判》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第二版序言中，列斐伏尔开篇即表明自己所作的日常生活批判，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而是建立在异化理论之上，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忽略的一个方面，即具体的社会学”④的一个发展。通过引用列宁以反对第二国际，列斐伏尔试图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不只是在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描绘出“经济的骨骼”，诚然经济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然成为一种统治的“抽象”，然而仅仅拥有骨骼的资本主义只是一具僵死而机械、恐怖而抽象的尸体，马克思同时还为资本主义的骨骼添上了血与肉，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鲜活的存在，也只有鲜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分析与批判的对象。因此，列斐伏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的认识”⑤，而异化理论，无论是对于马克思而言，还是日常生活批判而言，都位于理论的核心。
①[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法]列斐伏尔：《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1933）》，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2006年，第159页。
④[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⑤同上书，第136页。
二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对异化理论的强调一方面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传统，另一方面，更是站在最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全新的理论批判当下的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双重要求之下，异化不再作为青年马克思的弃物，而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基础，异化也不再是生产领域的异化，而是日常生活的异化、整个社会的异化。
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法文版译者和最早的解读者之一，列斐伏尔极其推崇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马克思借由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形成的异化理论，无论是在早期著作，还是在后期的《资本论》中，都占据着理论的核心。在《资本论》中，异化理论体现为拜物教理论，拜物教理论非常“突兀地”出现在《资本论》第一章的最后，哈维曾指出，“例如，那些在马克思之外，有志于发展出一种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有时会将拜物教概念视作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不相干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更哲学化和文学化的人，则经常珍视其为黄金”①。显然列斐伏尔属于后者，列斐伏尔认为拜物教理论是“有关异化的哲学理论在客观的（科学的）层面上的延伸”②。通过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理论在异化维度的重构，异化理论便成为经济学的基础和哲学的基础。这样一来，人为建构的早期与晚期、主观与客观、哲学与经济，哲学与非哲学的界限与对立便被打破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被叙述为异化理论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批判的历史。在后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中，马克思只不过“通过把异化落脚到经济对象中，从而把异化的哲学概念具体化了，只要我们让这些哲学概念具有实际意义，历史地和社会学地看待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保留我们的哲学概念，继续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异化理论的背后是主体的问题，而主体性的视角则赋予了理论以批判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价值悬设的类本质出发，构想出本真的劳动与现实的异化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主体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异己的东西，这种异己的东西不仅反过来支配主体，而且还遮蔽了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本身。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张力正是源自于主体视角的价值—伦理批判。而在拜物教理论中，“在这些经济的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中，社会关系被封闭了起来，掩盖着。社会活动的产物呈现的只是那个产物本身，实际上，社会活动的产物中包含了人的劳动”④。通过将拜物教理论理解为人—物、社会—人对立的理论，拜物教理论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便拥有了同质性。主体视角的批判理论便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找到了立足之地。
不过，虽然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重新恢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列斐伏尔以异化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从深层次上来说却是非法的。“从本质上看，劳动异化理论还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异化理论并没有跳出传统的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⑤，而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方法论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样一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如何与历史唯物主义兼容？异化理论能否与“在哲学家听得懂”的意义上使用的“异化”词语等同？列斐伏尔终究还是忽略了马克思方法论的转变，以一种同质化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这也成为列斐伏尔无法破解的理论困境。
如果说，用异化理论串起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是列斐伏尔理论建构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列斐伏尔的理论目标便在于用异化理论去批判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理论与现实，直到20世纪才被充分展现。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现为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对资本主义奥秘的揭示被还原成为对经济领域的关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流通领域太过嘈杂，只有写着“非请莫入”的生产领域才是资本主义的秘密所在。就异化理论而言，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含了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到劳动异化这一发展过程，从宗教到劳动的过渡的背后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认识的加深。不过，在列斐伏尔那里，马克思经过意识（宗教）而下降到经济最后到生产的异化理论，却又重新从劳动生产出发，不断上溯，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异化”观：异化不仅是劳动的异化、生产的异化，异化还“包括了处在异化整体中的生活”⑥。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主要体现在“看得见”的生产过程之中，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看得见”的剥削越来越转化为“看不见”的压迫。借由卢卡奇的物化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过程中的盘剥已经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异化。因此，劳动异化理论必须升级为日常生活的异化理论。
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溯，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大致经过了统一、分离以及再统一这三个阶段。在封建时期，除一些贵族等不用进行生产劳动的人之外，对于广大的农民、工匠等来说，日常生活与生产劳作是统一的，工作场所即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统一才逐渐分离，随着资本主义对生产劳动的强调，日常生活变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分开了。闲暇也与生产活动分开了”⑦。不过，这种闲暇与生产活动的分离并没有带来劳动者的解放，这种分离带来的却是个体意识的分裂、个体的原子化以及无穷无尽的异化。面对这种异化与分化，列斐伏尔指出，“必须在日常生活元素的相互关系上研究日常生活”⑧，日常生活的三个元素即工作、家庭和“私人”的生活、闲暇活动，即一种整体的研究，这就是日常生活与劳动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再统一过程。这样，生产领域的异化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产过程的异化便亟须升级为生活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存在于人与劳动产品之间，还处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这种异化不仅呈现出物的形式，还呈现出思想的形式、虚幻的形式。一言蔽之，这种异化“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⑨，这也正是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最后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异化。
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首先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私人”意识和“被困扰的”意识，体现为对个体性的批判，这种个体性在马克思那里呈现为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分工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呈现为原子般的个人、人的生活呈现为纯粹个体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对生活的剥夺”、一种“剥夺了现实、剥夺了与世界的联系的生活”⑩。在这种个体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被撕裂为对立的两极，异化无处不在。列斐伏尔指出，私人意识是一种抽象而受限制的自我意识，它压制着个人、分裂着个人，使得“人与他的实际的人的现实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也被剥夺了对实践、历史和社会整体的意识” ⑪。
第二，是对经济异化和劳动异化的批判。在列斐伏尔看来，主体与物的关系不应该为“占有”的关系，占有意味着设置了一个“私人的界限”，意味着个人的私有财产与财富，而这种私有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因而必须被批判和抛弃。相较于占有，在人与对象的关系问题上，列斐伏尔推崇一种“享有”的关系，这也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改写，借助于“享有”，人与对象建构起丰富的社会联系，正是“通过这个对象，我进入一个复杂的人类关系网” ⑫。在对劳动异化的界定中，列斐伏尔基本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的四重规定的改写，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异化最终表现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体现为劳动的社会本质的丧失。
第三，对需求的批判，对需求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批判和经济异化批判的延续和补充。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尽其所能地创造出虚构的、想象的需要” ⑬，这种虚假的需要通过人的心理和道德作用于人，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占有”财富和对象。到了《日常生活批判》后两卷中，这种对需求的批判逐渐发展演变为对消费的研究，转为对“消费被控制的科层社会”的批判。
第四，日常生活批判包含了对政治生活的批判。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异化：整体异化、完全的政治异化” ⑭，而国家正是政治异化的具体体现。对于个人而言，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存在，通过将个人建构为“公民”，国家虚假地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种政治异化要求彻底打破国家机器，只要国家没有消除，那么政治异化便会继续存在。其实，对国家的批判一直存在于列斐伏尔漫长的理论一生中，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国家作为异化理论的一环而存在，列斐伏尔并没有对此多做论述，而到了后期，列斐伏尔专门写了《论国家》，研究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总而言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出发，将这种经济异化批判“改造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异化批判，进而泛化为日常生活、文化与国家的批判” ⑮。异化的主体从宏观的阶级被消解为存在主义维度上的人，异化是人的异化、每个人的异化，异化的范围因人的创造性活动“是实践的、一个永不停歇的、日常的活动” ⑯，所以异化也是日常生活的异化。
①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0, p.38.
②[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③[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④同上书，第74页。
⑤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1页。
⑥[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⑦同上书，第28页。
⑧同上书，第29页。
⑨[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
⑩同上书，第137页。
⑪同上书，第140页。
⑫同上书，第143页。
⑬[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8页。
⑭同上书，第84页。
⑮吴宁、蔡曙光：《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及其渊源》，载《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⑯[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
三
本质上，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考察总是围绕一个总问题展开：异化导致人与社会的分裂。在日常生活的两侧，一边是现代人的孤独存在，另一边则是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现实，因而日常生活的批判要求对人与社会的对立进行分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行分析、对重新恢复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
在理论分析的总的方法论层面，列斐伏尔继承了卢卡奇—萨特的总体性概念，这种总体性的理论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如社会的劳动分工加剧日常生活异化，学科分工也使得理论研究呈现片面化的趋势。无论是学院派的专门知识分子，还是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都不自觉地将完整的理论对象分割成部分，并且从部分出发对理论进行全部的阐释，这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无益于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一种“社会”的分析，相较于传统研究者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并且将全部的理论与现实目光投向经济基础，列斐伏尔不仅强调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中、在资本主义现实结构中的作用，而且力图用“社会”弥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裂。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将社会重新拉入理论分析的视域之中。日常生活批判便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通过将日常生活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剥离，日常生活不是一个剩余物，它实际上囊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而存在。在书中，列斐伏尔以工作和闲暇为例说明了这种统一。这种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工作日与非工作日、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线性对立方式去理解，工人在周一至周五工作，而利用周末的非工作时间去休闲，或者说，工人在工作日结束了8小时的工作后就进入了闲暇，这种工作与闲暇的时间划分并非列斐伏尔意义上的工作与闲暇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工作与闲暇是统一的，“每个人都按照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不是什么，而计划他储备下来的这个时间……或者说，他们所需要的闲暇活动至少‘反映了’他们在劳动分工和社会体制中的位置”①，工作与闲暇统一于日常生活之中。
这种总体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而非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分析，理论的对象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连结而成的社会生活。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乎一个有差别的总体并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问题——在社会中活动的人与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成果之间的辩证关系”②，这不是人们在生产中凝聚而成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体系”，而是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总体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与剥削如何从生产过程渗透进生活过程，这种过程的改变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的变化，更体现在生活领域的变化。为此，列斐伏尔提倡以一种批判的“社会学”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流行的实证的社会学不同，列斐伏尔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社会关系，因而从本质上来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认识。“研究社会关系，不仅不要排除科学的社会学，而且社会经济形态的观念需要和要求科学的社会学。”③马克思虽然并非是个社会学家，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包含了科学的社会学。到了后期，列斐伏尔专门写了一本《马克思的社会学》，在书中，他明确写道：“社会关系（包括财产所有权的司法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核心。它们构造了社会，作为基础或‘下层结构’（生产力、分工）与‘上层建筑’（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进行调和的东西）而起作用。”④
从总体性出发，进而过渡到社会，最后走向社会关系的分析，是列斐伏尔的理论分析路径，也是列斐伏尔的理论分析对象。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渴望总体性的复归，却也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的物化总体的现实，以现实的总体与理想总体的对立，卢卡奇最终陷入抽象的价值批判中。列斐伏尔也没有脱离同样的理论困境。在列斐伏尔那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异化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异化就没有社会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仅仅通过一个人的异化在他的异化之中，他的存在才是社会的”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说：“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了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⑥。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种条件和方式是异化的、通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而进行。然而，吊诡的是，人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成为社会的人，但是“异化了的劳动已经丧失了劳动的社会本质。虽然劳动的本质实际上是社会的，但是，劳动呈现出个人任务的表象和现实”⑦，最终人还是沦为原子般的个人。这种个人—社会—个人之间的对立与转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无法解决的悖论，社会是现代人类的存在方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中，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这样无奈的异化命运和处境”⑧。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的扬弃遵循了黑格尔精神冒险的路线，在保留了以往全部积极的成果之上复归于人的类本质。而列斐伏尔以总体性为核心，建构了“总体人”的辩证法。总体人概念源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书中，马克思写道：“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为了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⑨。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把关于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规定为一个人的发展的功能，一个人拥有的功能”⑩，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则表明“越对象化（人正在成为更加社会的人，在社会的、物质的和人的对象中实现自己），主体化就越深（高度发达的意识，考虑和意识到控制全部现实的力量）” ⑪。资本主义实际上以异化的方式完成了普遍化，在异化的现实背后是人实践水平的提升，这种普遍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依存之本，也是总体人的基础。列斐伏尔指出“完整的人定义的本质方面是人与他自己的统一，尤其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⑫，在列斐伏尔看来，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分裂导致的“自然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是异化与拜物教的根源，扬弃异化不仅要扬弃异化的形式，而且要使人回归于人、复归于社会，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改写，唯有如此，人与社会的分裂才能弥合、异化的日常生活才能彰显出本身的色彩。
总而言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意图并非是在生产领域之外，独立地开辟出一番与生产截然相对的日常生活天地，而是在总体性的视域下，以生产—生活、工作—闲暇、工作场所—非工作场所的统一，在马克思宏观历史叙事话语的背景之下，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事情批判，落脚于日常生活。这种对日常生活维度的重构不是面对资本主义日益强大现实而妥协的一种理论的退守，不是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的困境而寻求日常琐碎的安慰，更不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放弃。列斐伏尔无意遁入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之中，他的理论旨趣在于挖掘日常生活的琐事背后无限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背景，从现象中挖掘出本质，从偶然中挖掘出必然。
①[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②[法]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③[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④[法]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⑤[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32页。
⑦[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
⑧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⑨[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⑩[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⑪同上书，第230页。
⑫[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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