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历史，勿联想：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教员在伟大的遵义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批评博古在向会议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等观点，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极其鲜明地把王明、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表现概括为：
（一）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正是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党（和军队）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
这个观点，后来写进了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的主要军事著作（之一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看来，是颇得历史上机会主义的精髓。
或许还得加一条：（最初）短兵相接时的畏战主义。
其核心，则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脱离群众，封闭体系的“乌纱帽”和政绩驱动机制下的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处处防备群众，“运动群众”，“管死”-“放乱”恶循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列宁很早就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退却问题的策略原理。毛教员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时，发展了这个原理。实际上，从历史上看，能不能恰当选择退却的时机，有秩序地组织退却，使退却为反攻和胜利准备条件——几乎是检验任一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水平的一条标准。记得恩格斯在某个地方说过（待查证）：拿破仑即使在退却中，也是伟大的统帅。
问题（主要）不是出在退却本身，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体制下，一昧的进攻冒险未必对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和权益状况有利（打不起工，断了生计，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穷病”抬头）。而转为逃跑主义的退却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某种意义上是复归到最初的畏战主义，即拿大扩散、躺平扑倒下，普遍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为官僚主义、经济主义政绩导向和资本利润导向的“盘活”敲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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