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力量的发展壮大既带来了经济社会的腾飞，也使得生态、能源、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引发社会关注。一部分人信奉“资本万能论”，主张让市场决定一切，另一部分人宣扬“资本万恶论”，试图取消资本。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寻找理论支撑。这表明人们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认识还存在很大不足，实际上提出了区分资本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任务。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肯定了资本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更多的是对资本及其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思想核心是对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批判，对资本现象的直观描述只是马克思深入到资本逻辑批判核心的手段与中介。换言之，我们在继承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时，不能简单通过对资本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的评价来判定资本地位，而应该深入到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关系中去分析比较。只有把握住马克思批判资本及其逻辑的实质，认清资本的二重性，才能处理好利用资本与规制资本的关系。
一、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剖析是以对资本及其逻辑的批判为核心的。资本逻辑作为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在价值增殖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内在联系、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以其巨大的创造力赋予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殊属性与特定形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资本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本性在于追求无限度的价值增殖。资本的无限增殖反映在现实中就是资本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逻辑实际上是一种积累逻辑。资本逻辑要实现这种积累，必须使生产在更大规模上进行，这就需要首先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就是“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它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从而实现扩大再生产。因此，资本逻辑既以资本积累为目的，又以资本积累为条件。从资本积累出发是理解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重要向度，马克思正是以资本积累及其方式的演变为轴心，对资本逻辑进行剖析与批判。
（一）资本积累的外部化与资本的投机性。外部化是指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从内部积累转变为外部积累的过程。内部积累是指单个企业将自身经营活动获取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积累方式。它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较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资本家必须投入更多资本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这要求资本家改变单纯从企业内部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转向外部积累。外部积累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通过贷款、发行股票与企业债券等手段积累资本的方式。外部积累更好地满足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对大量追加资本的需求，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资本积累方式的外部化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还使得资本家拥有了更多的闲置资本，即游离于职能资本之外的资本。总量不断增长的闲置资本使得资本的投机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投机产生的可能性，闲置资本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投机活动的基础，而且由于买卖的分离，在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的最后交换完成之前存在较大活动空间，资本家可以在其中进行许多虚假交易，这就为资本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看来，投机是资本家凭借资产的买入卖出来赚取差价的行为，即资本家利用资产“行情的涨落，既利用它们的上涨，也利用它们的下跌，来谋自己的利益”。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投机基本上等同于货币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本质上是由资本逻辑决定并驱使的，因为资本家“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马克思对资本投机进行了深刻批判。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投机资本家凭借资产的买入卖出操纵资产价格的行为，“可能有这种情况，即一种商品的供给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例如，在谷物、棉花等歉收的场合——，可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却会增加，因为人们指望价格会进一步提高而进行投机。而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也就是说，资本家通过商品的买入与抛出来影响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从而达到操纵商品价格并从中谋取利益的目的。资本的投机行为以实现最大回报为目的，严重扰乱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秩序，加剧了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资本投机还给工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因为“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在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谷物市场，投机资本家“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本家的投机活动不但不受法律制约，还在资本主义国家信用制度的支持下不断兴盛。投机使得资本更加集中，资本家对生产经营生活的控制力提高，工人进一步沦落为生产工具。由于投机资本属于社会游离资本，难以控制，导致投机行为“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的”，这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与不可控性。一旦投机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强大到足以破坏整个经济活动的稳定时，经济危机就可能爆发。
（二）资本积累的集中化与垄断。集中化是指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从资本积聚转变为资本集中的过程。资本积聚是单个资本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方式增加资本的过程。由于受到社会财富增长的限制，资本积聚在促进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作用有限。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竞争的需要，资本积累方式开始从资本积聚向资本集中转变。资本集中是通过吞并或者联合的方式把许多单个存在的资本合并为一个大资本的过程，“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资本集中通过兼并或融合的方式进行，不再受社会财富绝对增长与绝对界限的限制，“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资本积累方式从资本积聚向资本集中的转变，本质上是由资本逻辑决定并驱使的，其突出结果在于产生了垄断。
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垄断。因为资产阶级拥有对生产资料与货币的垄断权，也就是说，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马克思在资本积累与竞争的相互作用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垄断与垄断资本。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资本家必须增加资本投入，资本积累方式向资本集中的转变极大增强了一些资本家的实力，使之成为占垄断地位的资本家。垄断的实质就是资本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联合或兼并的方式达到独占或瓜分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并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在垄断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中，负面效应占据主要方面。马克思着力批判了垄断与垄断资本家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首先，垄断资本家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外在竞争，降低了经济效率，有可能带来社会生产与技术创新的停滞。其次，垄断加深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垄断资本家通过建立垄断组织与垄断同盟等方式拥有了能够主宰一切的经济权力，并凭借这种权力实现对工人的控制，“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最后，垄断同盟的建立使得一个或几个资本家拥有对生产与流通的控制权，其他中小资本家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因为“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利润转到其他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整个资产阶级的意志逐渐被少数资本家的意志取代，增加了生产与流通的不确定性。垄断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决定了垄断资本家的最终命运是“剥夺者被剥夺”，即“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待到这种桎梏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的自身调整得到解决，就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翻垄断资本家的统治。
（三）资本积累的全球化与资本的全球扩张。全球化是指资本积累突破一国或几个国家地域的限制，转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在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在竞争的推动下，资本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扩大生产，生产出大量的商品。国内销售市场趋于饱和使得大量商品堆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开拓出来的世界市场使得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实现了“惊险的跳跃”，转化为货币资本。全球化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还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原料与廉价的劳动力，使得资本积累在更大规模上进行。资本积累方式的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资本力量，使之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主导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全球扩张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的全球扩张第一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促进了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这是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但是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其目的在于打造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它必然通过暴力与强权扫清一切阻碍，展现出强大的破坏性一面。资本全球化的方式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通过暴力与强权的方式打开弱小国家的大门，它全然无视弱小国家及其人民的发展与生计，将大量商品输入进去，然后又通过投资办厂、开设银行、放贷等方式进行经济掠夺，实现对弱小国家的经济控制。在资本的洪流中，弱小国家毫无招架之力，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沦落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市场与原料市场。资本的全球布展还必然“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对于那些不符合自身发展利益与价值判断的文明采取否定态度，导致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改写，人类文明的多样化遭到破坏。资本全球化在造成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西方对东方的统治的同时，也造就了世界无产阶级这一革命性力量，这预示着共产主义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的必然结局。
（四）资本积累的虚拟化与金融危机。虚拟化是指资本积累方式从实体资本转向虚拟资本的过程。实体资本是以实物形式或者货币形式表现的资本，也可以称之为现实资本或实在资本。由于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等因素，一些资本家开始将闲置资本贷出以获得利息，产生了生息资本这一特殊形式。生息资本的特殊性在于其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借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并产生利润。它没有经过任何中间运动就实现了价值增殖，表现为“生出货币的货币”，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资本，是实体资本的“纸质复本”。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资本开始大量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信用制度的发展为借贷活动的长期进行提供保障，虚拟资本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虚拟经济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资本积累方式也逐渐虚拟化。虚拟经济是依靠投资物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盈利的经济活动，自身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只能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旦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错配，将带来重大危害。
马克思认为，虚拟经济领域存在“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契合了资本无限追求增殖的本性。虚拟资本使得“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因而迅速成为资本家的投机工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当时尚处于初级形式的信用以及虚拟资本的运行特征与本质属性，分析了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的作用必然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绕过生产过程而陷入直接获取利润的狂热之中，资本家则产生脱离资本的现实运动和实体经济而实现货币自行增殖的拜物教幻想，“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在这种幻想的基础上产生出的信用及信用制度带来了进行冒险盈利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使掠夺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当大量虚拟货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投机赚钱而不是为了满足现实交易需要时，作为金融危机突出表现形式的货币危机就会到来，资本主义也随之陷入萧条之中。资本的虚拟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尚处于初期，但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以及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分析，为列宁、希法亭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金融资本与金融危机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
二、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以资本积累及其方式的演变为视角，为我们全面呈现出资本逻辑对生产活动以及人类生活的全面控制，揭示了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内涵。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现象层面的批判上，而不深入到这种批判的本质层面，就必然陷入片面理解的窠臼之中。马克思在充分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及其权力进行了深刻批判，成为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回到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原初语境，并将其置于马克思整个学说之中，才能深刻领悟到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
（一）前提：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肯定。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作为一种有原则和历史深度的批判，建基于对资本的伟大历史作用充分认识与肯定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从没有否认资本的伟大历史作用，而是认为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讴歌了资本的文明面，认为资本使人摆脱了狭隘的地方性发展和对大自然的盲目崇拜，真正使人从地域的限制和自然界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资本的发展还带来了社会的全方位革新，它不仅“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还战胜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从而彻底终结了封建帝王和宗教的腐朽统治。虽然资本仍然榨取剩余劳动，但“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的全球布展还形成了世界历史与世界公民。为了扩大产品销路，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不断开拓市场，促进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与交往，使得各个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意义。民族历史由此进入了世界历史，公民也成为了世界公民。资本不仅使得物质的生产与消费具有了世界性，精神生产同样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使得人类文明迈上了新高度。
虽然资本及其逻辑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是马克思在重点批判资本逻辑的破坏性的同时，也肯定了作为经济手段的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里，既有对资本逻辑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也有对资本促进人的政治解放与独立发展的肯定；既有对资本逻辑在全球殖民中表现出的罪恶的谴责，也有对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展中的进步性的肯定。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承认其对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或者道德角度一味批判资本及其逻辑，不消除对资本与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就会遮蔽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本来意蕴。
（二）实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资本是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的统一。资本一般表示资本是在运动中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是始终如一的。资本特殊表示资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其内涵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资本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孤立存在，马克思对资本概念作出的独特贡献在于其指认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起科学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换言之，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核心不在于批判资本的增殖逻辑，而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赋予资本家对生产过程进行全面控制以及占有全部产品的权力。雇佣劳动使得工人丧失了独立地位，沦落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逻辑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一切活动都按照最有利于实现资本增殖的目标进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雇佣工人进行劳动，而且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这种无偿占有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取决于所处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家与工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通过私有制与雇佣劳动，资本家剥削、奴役工人的生产关系被一次次强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拜物教被生产出来并逐渐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主要就是这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控制下的资本。当然，资本逻辑也有先天不足，即资本逻辑固有的贪欲与自私。为了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资本敢于蔑视一切伦理道德，敢于无视生产的客观规律而盲目扩大生产，展现出自身破坏性的一面。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下，资本逻辑逐渐成长为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资本不可能停滞，而是力求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以创造出最适合实现资本增殖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打造出一个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从经济生活向整个社会生活蔓延的泛资本化的社会结构。资本逻辑一旦突破生产领域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环节都被编织在资本增殖体系的周围，形成了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社会存在体系。资本逻辑成为了其他一切发展逻辑的主导。资本家还力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纳入到资本逻辑的控制之下。为此，资本不惜采取一切方式，迫使非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生产方式。总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只有洞察到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实质，才能看清资本逻辑的力量来源，才能理解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中表象层面与本质层面的辩证统一。
（三）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联合体的基本特征，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给《新纪元》周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将这句话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它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本目的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建立更高层级的生产关系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从探究资本本质出发，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带来了生产活动和整个人类活动的全面异化，再到揭示资本的发展必然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生出使自己灭亡的力量，最后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被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取代的历史命运。这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对资本及其逻辑的批判，根本目标就在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使得全体劳动人民共享社会财富，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时，需要把握根本目标与具体理论的关系。根本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应该始终不变，具体理论服务于根本目标的实现，但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应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只有坚持具体理论的创新发展，这一根本目标才能在其实现过程的不同时期都展现出鼓舞人心的力量。
三、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思想的当代意义与启示
资本的无限扩展带来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资本市场而独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拉开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序幕，积极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是一把双刃剑，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又产生了诸如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污染等问题。这种两面性反映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万能论”与“资本万恶论”的对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如何处理好发展资本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成为突出问题。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思想出发，充分认识资本的二重性，既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预防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使之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理论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与趋势，因而其当代价值的主要方面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揭示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出发，坚持以历史眼光看待资本逻辑的发展事实，并主要采用矛盾分析方法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人类历史的三大社会形态，其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换言之，人类历史不可能直接跨越物的依赖性社会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发展资本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基础是必由之路。
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以及长期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我国在建国之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本采取批判与拒斥态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中长期不适用资本概念，而以资产、资金等代替。但是，资产、资金等概念无法表达其应有的内容，尤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无法体现资本运动的要求，产生只注重公平正义，不讲价值增殖、不讲成本与利润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认了资本概念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合理性。以资本为灵魂的市场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实现了资本逻辑与人类发展逻辑的统一。所谓的“资本万能论”“资本退出论”“民营经济退场论”等都是缺乏理论与事实根据的，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发展现实之中。
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目的在于确立起人类发展逻辑对资本逻辑的主导权。人类发展逻辑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逻辑，其间需要经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的历史转变。资本逻辑是人类发展逻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形态，只有在其展开过程中，人类发展逻辑才能不断得以显现。在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建立资本逻辑与人类发展逻辑相统一的机制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统一在当下的经济形式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独特之处在于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凸显了对资本自私性的超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不能混为一谈，它逐渐被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所约束，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成为资本发展的主要方面，从而使得“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不断提升，资本逻辑逐渐融入人类发展逻辑之中。
（二）现实意义：资本引发的问题的成因是我国资本驾驭方式缺位和驾驭能力不足。我国的经济结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本质上实现了资本逻辑与人类发展逻辑的统一。现阶段资本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资本驾驭方式的缺位与驾驭能力的不足，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或生产方式造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物质财富尚不丰富，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够大。为了加快发展，我国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市场开始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初心在于实现经济上的赶超，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由于过分强调实现经济上的赶超，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忽视对资本的限制，使得在市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出现市场独大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得资本的经济属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张扬，资本的民生属性却被忽视。资本成为一些人重新调整财富分配的手段，出现了过度资本化的现象，过度资本化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过程，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资本在改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些低收入者难以享受到资本发展带来的福利。
也应该看到，资本市场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具有较高的资本驾驭能力。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我国逐渐建立起了规模庞大、具有多个层次、内部高度耦合的资本市场。但是，不断提高的资本市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与外部复杂系统的交换程度、主体决策的不可预估性、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对政府驾驭资本市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形式，没有直接的经验与理论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具有探索性质的资本发展与管理方式必然具有不完备性，使得我国在现阶段很难做到一方面利用资本的生产功能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于人民的目的，另一方面有效地控制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行为。但是，由资本引发的各类问题只是我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本质上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它将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中被消除。
处理好资本的经济属性与社会民生性的关系是完善资本驾驭方式和提高资本驾驭能力的关键。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资本的经济属性与社会民生性的关系，使资本的经济属性从属并服务于社会民生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现实中，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高度重视发挥资本在发展与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资本驾驭方式、提高资本驾驭能力，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真正使得社会民生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主导属性。
（三）现实启示。首先，要积极培育资本的伦理精神。资本逻辑作为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与运转轴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我国应当充分发挥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也要预防资本逻辑带来的消极影响。资本逻辑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大限度满足了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求，使得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扩张逻辑成为社会主导性逻辑，资本的伦理精神被无视。在我国，继续发展资本的必要性与控制过度资本化的紧迫性要求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来培育资本的伦理精神。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规范资本逻辑运行、培育资本伦理精神的制度前提与现实基础。我国需要立足现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掘和培育资本的文明精神、和谐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法治精神、共享精神等。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让资本创造的社会财富由广大人民所共享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基本途径，因而要尤为重视培育资本的共享精神，处理好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关系。
其次，健全资本管控机制。恩格斯曾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资本正是因其“鄙俗的贪欲”而有了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强大的破坏力。我国要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将资本的贪欲管控起来。一方面要加强对资本的约束，通过制度建设发挥资本逻辑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防止资本逻辑向社会、民生、文化、生态等领域渗透。另一方面要引导资本的发展，使市场竞争在更加公平、规范的环境中进行。由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公有资本相较私有资本而言更加注重社会民生性，以公有资本逻辑引导私有资本逻辑有助于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需要完善促进公有资本逻辑有效运行的体制机制，既发挥公有资本的经济属性，又发挥其在弘扬私有资本社会民生性上的积极作用，使资本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最后，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格局。按照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任何社会都是由多种要素和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处于动态平衡中才能发展进步。在以往的发展中，市场在资本发展体系中“一家独大”，政府与社会处于从属地位。这必然导致资本大行其道，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资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政府、社会对资本的控制与引导在我国当前的发展中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提出要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来增加社会财富，不断“做大蛋糕”，通过政府与社会的作用来“分好蛋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不是一种空间上分离、时间上继起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同时进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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