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长历程
1924年5月24日，我出生在一户下中农的家庭。幼年丧父，童年放牛。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兄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有时靠挖野荸荠吃充饥。妈妈总想让我读点书，直到1935年（11岁），我才上小学三年级，读了两年。1937年8月，我正准备上五年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失守后，战火即将烧到安徽。1937年冬，我随叔叔逃难到皖南黄山，住在庙里。黄山是一个旅游胜地，游客一来，我就帮助老和尚端茶送水，打扫卫生。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一项政策：凡是从敌占区逃跑出来的学生，只要考上中学，就可免除伙食费和一切其他费用。因此，我很想读书。1939年夏（15岁），我在姑父的帮助下，考取了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读了一年，因故被开除。1940年夏，我考取芜湖芜关中学徽州分校，1943年7月初中毕业。因为该校没有高中，毕业后就和同学们一起徒步去重庆。1943年秋，我们从安徽屯溪（现称黄山市）出发，一路行乞于安徽同乡会，1944年6月到达重庆，7月报考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土木专业，读了一年。1945年7月，我参加最后一次中学统一招生考试，分配去四川自流井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三，1946年7月高中毕业，时年22岁。1947年，我考取朝阳学院经济系。
进入大学后，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接触一些进步同学，尤其是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黑暗，物价暴涨，特务横行，因而在思想上渐渐地意识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于是我积极地参加每次反蒋民主学生运动，摇旗呐喊。1948年5月，由晓波同志介绍加入“地下团”的外围组织——民主工作先锋队。1948年“8·19”大逮捕后，组织上派人通知我：你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组织上决定你马上离开北平，并且给我搞了一个北平居民证。我问：到哪里去。他说：去冀中解放区。于是，我在1948年冬离开北平，一周后到达冀中解放区正定，进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3月结业，留校工作。4月，华北大学迁移到北平。同年11月，中央决定将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7月，组织上调我去人大经济系研究生班学习。1952年7月毕业（硕士），留校任教，分配到哲学教研室。1959年6月，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兼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77年，我自愿来到湘潭大学。
总之，从1937年到1947年这10年期间，我命途坎坷，经历曲折。我当过小茶房，没有饭吃，住过田野里的小棚子，持续高烧30多天，甚至在沈阳火车站被警察当作小偷抓起来，在派出所坐了一夜。在这10年期间，我攻克了一重重的困难，终于站起来了。我深深地感悟到，最大的困难是自己怕困难的心态。只要能够克服怕困难的心态，别的困难就容易克服了。值得庆幸的是，1948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到了冀中解放区，回到了家。我衷心地感激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一步一步走向人民教师的行列。我还要衷心感激同学李林和他的善良、仁兹的母亲张凤仪女士及其弟妹待我亲如家人。
/二、坚定理想信念，学研毛泽东思想
1978年，教育部下达通知：重点大学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招考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建议哲学专业招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生和建立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党委同意我的建议，1979年开始招生。1980年成立哲学系，任命我为哲学系主任，兼任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当时，为什么我想研究毛泽东思想呢？
第一，湘潭大学办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大学苍劲有力的大字，就是他老人家亲自书写的，并嘱咐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因此，我觉得学习、研究、弘扬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是每一个湘大人不可推御的责任。而这也正是我自愿来湘大的最初的心愿。
第二，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许多质疑。比如，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有人说什么这是“用中国传统改造马克思主义”，“往往给马克思主义添上了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的尾巴”。毛泽东说：“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有人硬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歪曲为哲学的“唯一的任务，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遭到了批判，说什么“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来修饰真理，是不妥的。用它来形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还有什么《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抄袭之作”。诸如此类的质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所谓质疑，讲得本质些，就是否定，而且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我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矢志不渝。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反对，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信仰的意志和决心。但是，在当时怎样维护、怎样批驳各种谬论、怎样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入浅出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自己也不很清楚。这样就萌生了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愿望。
上述两条就是我从事研究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原因。通过学习，特别是通过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学习，我在思想上逐步地认识到，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这就是说，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有正确的，这是主要的；也有不正确的，这是次要的。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毛泽东的惊人的才能、博学、智慧、经历、革命胆略分不开的，应该肯定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将这一思想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公正的。
二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比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著作中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及他在1960年指出的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等等思想都是好的。
三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丰功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更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科学的。
四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同学习马列主义结合起来，要同学习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结合起来，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因为有功绩而讳言他的缺点和错误，也不能因为有缺点和错误而全盘否定他的功绩，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该肯定的就应该肯定，该否定的就应该否定，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毛泽东，来看待所有的人。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全国各族人民不但没有淡忘他的嘉言懿行和他那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化、送子上战场的崇高品格，反而如今在大江南北，城市乡村更加广为传颂。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毛泽东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越来越怀念毛泽东呢？这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毛泽东一辈子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他没有为自己的子女、亲戚谋一官半职，而是要他们“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没有送子上官场、上商场，而是送子上战场。他说：我的儿子不上战场，谁还上战场？
其次，毛泽东一辈子艰苦俭朴，不搞特殊化。他从不讲究吃穿。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一件冬天穿的睡衣，破了就补，补了又穿，一共补了73个补丁。从1953年到1962年，在这整整10年间，他没有做过一件新衣。三年困难时期，他实行“三不”：不吃蛋，不吃肉，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曾经七个月没有吃过一口肉。对子女的要求，更加严格，不能有任何特殊。
最后，毛泽东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仅事事想到人民，处处为人民打算，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懂得人民的思想感情，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大、智慧多，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因此，他尊重人民，信任人民，依靠人民。
我认为，这三点，就是毛泽东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一个共产党人，在某个时候、某些问题上，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化，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化，并且教育自己子女和亲戚要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化，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三、我对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问题的认知
30多年来，我主要是学习、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毛泽东在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30多年的学习、研究中，我对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问题有些认识，形成了以下自己的看法。
1.关于世界观的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把世界观看作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世界观体现在理论上，就表现为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在实践上，就表现为为谁服务。为谁服务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为人民服务的统一，两者不可偏废。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讲为人民服务，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人民的思想感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作人民之所作，而且也不可能将为人民服务永远坚持下去。离开为人民服务来讲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2.关于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
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将这些基本观点条理化、系统化、综合化，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对立统一学说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了这个任务。《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一个完整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学说的第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毛泽东有新的论述、新的提法和新的概括。《实践论》讲的是认识论的辩证法，《矛盾论》讲的是辩证法的认识论。
3.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问题
这个论断是列宁提出来的。它说明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如何进行具体分析呢？列宁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矛盾；具体地分析矛盾双方的具体地位；具体地分析矛盾双方通过什么具体形式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当对立统一破裂以后，又通过什么具体形式进行斗争。
4.关于辩证法的定义问题
我国学术界在论述什么是辩证法时，不是用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来说明，就是用列宁的“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来说明。其实，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下了一个崭新的定义。他说：“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客观现实的同一性，“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这个定义，既讲了联系，又讲了发展，把联系和发展统一起来了。这个定义把辩证法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唯物辩证法是方法论，又是世界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个定义划清了两种联系观和两种发展观的界限，划清了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界限。
5.关于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
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讲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这个问题时，无一不是把统一和斗争的关系概括为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过去是这样讲，现在还是这样讲。经过学习再学习、思考再思考，我认为，在统一和斗争之间不可能存在相对和绝对、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关系。就矛盾的根本性质来说，统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矛盾的根本属性，都是常在的，贯彻始终的，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可能构成矛盾。这就意味着，有统一就有斗争，有斗争就有统一。斗争是在统一中进行的，没有矛盾双方的统一，怎样进行斗争呢？同谁进行斗争呢？可见，统一和斗争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从具体矛盾来看，统一和斗争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都是相对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哪一次斗争不是有条件的、暂时的？
我认为，统一和斗争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斗争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为统一服务的。说得具体就是：斗争是为了破坏、消灭阻碍事物发展的旧的矛盾统一体，建立符合事物发展需要的新的矛盾统一体；斗争是为了维护、巩固和发展新的矛盾统一体；统一制约着斗争。斗争有一条底线，这就是必须符合统一的需要，必须有利于维护、巩固、发展矛盾统一体。过了这条底线，哪怕过了一点点，斗争就要起负作用，就要破坏统一，破坏团结，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6.关于量变过程中新质因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因素的逐渐死亡的问题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明确指出：敌我双方都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量变过程中的新质因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因素的逐渐死亡。毛泽东就是根据这种变化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
7.关于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论述，我认为，实事求是是一个多方面的理论体系。它包括5个方面：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核心、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的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探索，因循守旧走不出一条新路来；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分析矛盾；实事求是的检验途径是社会实践。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作到实事求是。
8.关于主观真理的问题
历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都是从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毛泽东没有因循守旧，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观真理这个科学概念，独创性地从真理的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四者之间的关系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主观真理，就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认识了客观真理，就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说得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说，真理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其二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必须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才能把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反映出来。主观真理不是不能讲，而是一定要讲。
9.关于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作用的问题
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主观因素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但是，毛泽东不是一般地重视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而是把它提到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作用的高度，并把这一思想一以贯之，贯穿到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中。他在讲到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人的因素的决定作用；在讲到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主观能动性的决定作用；在讲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理论的决定作用；在讲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和政治的决定作用；在讲到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决定作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都是正确的。强调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不是唯意志论，而是避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我看来，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现象是大量的、普遍的、客观的，而且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主观因素对事物发展的速度、方向和革命事业的成败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之下的决定作用，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10.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问题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和概括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根据我的认识，将它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改造必须“大喊大叫”。这就是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大力宣传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性，要做到家喻户晓。二是改造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三是改造是有步骤的、分阶段逐步进行的。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建立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然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然后，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大步：第一步，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四是改造不是风平浪静的。一方面要改造，另一方面反改造；一方面要限制，另一方面反限制；一方面搞腐蚀，另一方面反腐蚀。这种改造与反改造、限制与反限制、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种斗争有时还是很激烈的。五是改造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需要改造，不论革命者和劳动者也好，地主、富农、资本家也好，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当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构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都没有变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构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白。
1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大师。他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但是，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认为，这个概括是用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替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两个矛盾就存在一天。它们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人类社会共同的东西，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自身所固有的特殊的本质。我们能不能像恩格斯表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那样，用科学精练的语言来表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概括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揭示了人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者、创造者，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求者、消费者，人民生产、人民享用。
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了一切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一切其他社会矛盾的基础。这个矛盾将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非到这一过程终结之日，是不会消失的。
12.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社会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竖立起来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式。后者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外，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式。比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就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
13.关于建立毛泽东方法学的问题
毛泽东非常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大发展。
早在1983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就确定了毛泽东方法学这一课题。我认为，能够称得上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包括这样几个部分：科学定义和研究对象；科学概念和理论原则；基本特点。毛泽东方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也具有这样几个部分。毛泽东方法学的理论体系就是由它的定义、研究对象、科学概念、理论原则和基本特点所组成的。创立毛泽东方法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创建毛泽东方法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以便端正我们的思想，更好地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更好地去抵制、克服形而上学。
2004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心将毛泽东思想研究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而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科学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创举。因此，中心领导又提出重新编写《毛泽东方法学》，并确定由我任主编，全书由我统稿定稿，200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反映较好。2010年3月23日，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捷研究员，在人民网发表一篇题为《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的文章，指出：“毛泽东方法论研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老问题……在这方面，最近出版的由沧南老师主编的《毛泽东方法学》，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再深化一步。”
14.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我的基本观点为：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经过两个飞跃，一个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是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二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着直接决定作用的，不是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人为本。“化”必须反映人民的迫切要求：“化”的根据是人民创造出来的；“化”的实现，必须依靠实践的人。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概括地说，就是走向“三化”，即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路在哪里？就在“三化”，就在“三化”的广度和深度。
15.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问题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一个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一个又强又富的社会，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社会主义是一个人人需要学习，人人需要改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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