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主体革命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意义解读

　　【按语】主体论首要是革命主体学的工作范畴，是唯物辩证法的居于中心位置的规定。次之，主体论以主体逻辑为逻辑武器，这是革命的逻辑学批判武器。对人类发展研究而言，只有主体逻辑才根本体现矛盾的原则——实践论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提倡推介主体逻辑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人民果真能够理解并接受主体逻辑，中国以后就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经济，并依照这个路径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当中无论要不要把资本作为发展自己经济的拐棍。然则沿着党的二十大报告工作主旨，重新整理《资本论》主体论述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线索，阐明它的逻辑与方法论价值，显得极富理论意义和时代实践价值。

（一）

　　习近平具有深刻的主体思想——人民总体性的唯物史观思想。其运用在社会主义工作线索上，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以“主体”观照生产，二是以“人民主体”烛照生产方式，三是以“人民主体观”落实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建构。主体线索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合流，即在于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党作为主体性规定的新时代工作语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注：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98-199.】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主体路径的辩证法思想，从而，这也就是“主体革命”的含义。报告通过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人民至上的主体理念谋篇布局、擘画发展蓝图，突显了唯物史观主体革命论。

（二）

　　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主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卢卡奇的指认：“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是如此重要，对于理解它的本质如此带有决定意义，以致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个正确概念，就必须在讨论辩证方法本身之前，先掌握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还必须从方法以及方法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抽出理论的实际本质。否则‘掌握群众’只能成为一句空话。”[2]49【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在卢卡奇那里，无论辩证法经过怎样的发展，指向怎样的问题，其核心都在于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主客体相互作用所引发的社会历史过程。”据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的辩证法，一旦失去对辩证法革命性的把握，辩证法就成为修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工具。”[3]【注：巩向伟.论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J].山西青年，2020（6）: 99-100.】

　　一般认为，卢卡奇的早期研究突出了主体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辩证法作为“主体—客体辩证法”的规定性。正是由于充分意识到本身以客体为中介的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同一性，他强调：“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2]52【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三）

　　可见，卢卡奇真正的用意旨在强调规律和范畴的工作烛照性。辩证法的源头在历史，由历史科学规定主体的人，拒绝抽象概念的、非实证的、非批判的理论主体；它揭示出劳动是最根本的主体线索，其他社会主体都由劳动所启动。从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范畴）不能和“绝对精神”相类比，不是黑格尔式“逻辑运动圆圈”；有机构成下的人的发展，这就是主体论，这一规定乃是有效改造现实的唯一方法、途径。主体是在这一义项下实现和自己的客体对象的能动结合的①。

　　【注：党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性？首先在于党成为人民主体性的集中化表述，其次，是在于建立无产阶级的真正统一。一句话，党=有意识，党的领导消除主体“无意识”状态，使之自觉组织起来；它超越经济意识、个体意识，将主体意识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升为阶级意识。党的主体辩证法是确证人民性和斗争性，盖因“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3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党以组织行动保持革命主体的辩证法性质，作为群众的工作方法，于是有这种工作链条：主体革命——主体思维——主体逻辑——主体路线。资本主义的生产计划、组织管理、主体激励与经济控制，只不过是生产方式的表象，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抽象出的人与物的数量关系，则在于充当对剥削质的关系执行认识掩盖的意识形态功能。“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它揭露这些现象不过是假象，虽然是由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的假象。”（同上，第55页）所以，“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同上，第71-72页）卢卡奇据此形成结论，“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只是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另一面。在它看来，自我认识和对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同上，第72页）“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同上，第73页）归根结底，“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同上，第77-78页）】

　　根据这一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解作人民总体性的主体范畴（或曰“人民范畴”）——无论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全过程民主还是以文化自信为内容的人的现代化以及旨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人民至上的意义指向，它引领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②【注：人民至上是在所有制语境中和阶级至上相对而言的工作用语。在劳动二重性下，无论“封建下的买卖”（如士农工商）抑或“买卖下的封建”（如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结构，都是阶级至上的统治形式。人民至上是主体自觉、组织行动起来意义的工作走出，是对阶级至上的统治结构和统治关系进行社会解构的过程。】

　　在这一路径下，由历史科学再分的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和逻辑）与历史辩证法（主体和社会科学）是彼此相融、互看的，互为规定、相互支撑。这也表明人民经济——而非知识经济，是高度主体化的经济！中心线索是主体发展，政治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内容是人民至上的主体论，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告：新时代、新征程，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与社会发展成就基础上，“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4] 【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7.】

（四）

　　主体范畴，并且只能是生产关系的主体范畴（反映人与人的关系的共同体、商品或劳动力商品、资本、雇佣劳动、人民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等），才能执行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功能。一旦缺失主体范畴这一“理论探照灯”，不仅经济概念庸俗化、着眼表面联系，以自然规律名义发布的知识也必将肤浅化、陷入画地为牢。其制造的纯科学路线的理论概念，不过是一个个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观观念；所谓实证主义理性，则是普世价值观的工作谎言。封之（绝对剩余价值）而建之（相对剩余价值），商品—货币—资本的分析链条决定买、卖运动与封、建结构的重新融合，生成生产剥削新规定：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买卖为统治形式导致价值范畴的历史内涵（被统治阶级“卖”、统治阶级“买”的绝对性规定）必须优先得到把握，同时，它被置于历史生产的不同发展时期的变动的语境中。从整体看，这是在起点规定上，商品对象和物质生产历史统一起来的理由。即为了避免主体范畴的被忽略以及正确处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工作紧张关系，“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入手研究社会发展，用‘生产’代替了‘超自然的创造力’。生产既是一种劳动过程，又体现了某种社会生产关系。”更进一步，“马克思将生产视为一种意义结构，将生产放在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商品流通等社会生产关系中……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过程，是要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应该说，马克思绝不是要静态地研究劳动自身的内部构成……当马克思在谈论使用价值的时候，认为使用价值是物质和劳动的结合，价值既包括物质性的生产资料，还包括一种人力的消耗。这样，‘马克思勾勒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劳动不通过价值进行理解的另一场景，那就是说，不去探询商品流通的问题。在那一场景中，劳动还没有体现任何价值，没有意味任何东西，我们关注的是身体和消耗的关系’。”[5] 【注：崔柯.文本与主体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1）: 37-45.】

（五）

　　既是商品生产对象、也是商品对象，这就统一了商品的单纯生产过程的两因素（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与商品的两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两因素——商品的单纯生产过程的两因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因素：循着价值形式之行，以流通观察生产，形成生产和再生产辩证的连续结合的运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写实；由是价值形式之知行合一构成生产的资本辩证法（或由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格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生产方式。由主体烛照生产，由生产关系烛照生产方式，商品两因素各自代表的范畴的特质性被彰显：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规定性，是物质运动载体和关系的生长始基；价值作为社会范畴，是有别于使用价值的特殊生产关系。真正的起点规定必然是“有机构成－范畴”。而一旦有机构成锁定为提取范畴的工作装置，即意味着经济范畴的内在结构是：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形式。换言之，《资本论》的每一范畴既是价值，也是价值形式：当价值指示“阶级关系”时，则价值形式的意义是“统治”；当价值指示“剥削关系”时，则价值形式的意义是“拜物教”。总体而言，这是由历史主体论落实批判的知识论的工作路径。由有机构成而范畴，由价值而价值形式，由行动而知识，然则，商品的知识意义置身生产方式的历史语境得到解析。知难复行难、行难复知难的历史主体论的书写结果是“商品－货币、劳动力商品－可变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工资－资本有机构成、历史资本－资本积累过程”，这样得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行动结构：阶级－统治，以及它的知识结构：剥削－拜物教形式。

　　据此，《资本论》中唯物史观规定沿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发生－呈现”工作路线进阶：曰“道”（对象／二重性）——所谓对象学，曰“道和德”（道路－系统）——所谓本质学，曰“无、有、玄”（道路－系统＝范畴）——所谓范畴学，曰“元、亨、利、贞”（生产史观－阶级史观－经济史观－思想史观）——所谓统治学，曰“道、大、逝、远、反”（历史与逻辑一致意义的发生－呈现）——所谓发生学。对象生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由生产方式的科学解析式所工作锚定；它绕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历史研究，为商品对象直接开出逻辑的药方。不过这一阶级斗争药方在提出时，乃是初步的、形式化的，有待赋予工作内容，需要由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及对其相关问题的科学说明予以补充与接续：如价值形式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发展，等等。具体性和抽象性此消彼长，结成观察劳动成长的特殊历史时空，锁定商品社会的“研究对象的行动规定”，“从而在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质基础上，在商品生产关系通向交换关系的意义域中必然进一步析出‘价值形式’。”这导致，“通过说明价值形式分别附着在阶级实践规定上的行动（曰‘总公式’）和阶级理论规定上的知识（曰‘生产一般’），耙梳‘知’‘行’合一规定的生成和‘知’‘行’不二认识路线的形成，继而以‘真假同体’的阶级对象知识属性为依托展开唯物史观与‘经济知识’的对话，终能达成对《资本论》特有叙事体裁的澄明化理解。”[6] 【注：许光伟.知行合一与《资本论》原理——阶级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知识状况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1）: 5-27.】

（六）

　　范畴说到底是主体范畴，而主体范畴正是主体革命所依托的对象。“如此一来，一旦将研究视角从有形的‘产品’转向似乎无迹可寻的‘生产’，研究的落脚点就不再是作品的语言层面，而是转向语言活动的承担主体。”[5] 【注：崔柯.文本与主体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1）: 37-4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一篇光辉的理论文献，作为蕴涵唯物史观思想的实践逻辑的文本，在实质上是一种主体的互文性的理论——新时代主体实践的理论化。

　　③【注：社会主义、共同体、发展、人民、高质量、人类、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党、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这些报告中所使用的高频词，都是主体性的互文。】

　　报告和人民对话之处在于建立以主体人为中心线索的“唯物史观知识命题”：曰主体实践（伟大物质变革、伟大社会变革），曰主体理论（新时代、新境界、新征程），曰主体发展（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曰主体战略（自强、自信、自立），曰主体民主（主体政治、主体法治、主体文化、主体生活），曰主体中国（人民主体、主体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体论的对象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新时代人民主体观推进人民之治的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人民主体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主体论→新时代人民主体观的工作系统的落成：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轨迹以实践姿态昭告“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时刻以主体行动实现自身解放，从而越出了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化的市场经济逻辑；社会主义主体论谋求生产方式的高质量发展，与之相适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核心内容的人民主体关系，追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均衡、协调发展。以此观之，社会主义语义上的“高质量”从来指的是社会生产的历史进阶水平，是审美意义的主体生产、生活，即社会劳动发展之主体高质量——劳动力的高质量使用、劳动者的高质量生活。一言以蔽之，既是唯物辩证法的主体展开，也是对主体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深刻解读与时代建构。④

　　【注：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科用语——针对历史科学而论，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统称的意义。所谓主体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工作灵魂和展开路径，是把“革命”主体化、行动化，经由主体的自我改造活动，变成实实在在的主体改造社会的行动（时空一体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文化行动）。如上指出，其精神指向是革命辩证法，核心规定是主体革命。】

　　这种辩证法的实质即在于塑造“行动的主体”。其甩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了以人民主体观为展开，扎根行动，进行现代化道路文明形态的科学而伟大的创造，从中寻求解放，从而将历史自信直接附着在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的行动纲领上了。以人民为中心，贵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主体范畴；这种理论也即旨在表明“主体的高度自觉”：主体发生在行动之内，革命发生在社会之中。

　　【注】本文刊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文章的第一部分，文章全名“《资本论》与主体革命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看唯物辩证法的工作谱系”。

　　【文章摘要】历史科学是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门总体科学，其发动了主体对知识的工作批判关系，使唯物辩证法成为统一的逻辑；这一方法和逻辑可用“A-B”（唯物辩证法的谱系）指认：杜绝单纯的知识演绎，执行知、行互看。这表明不同于知识概念，范畴说到底是主体范畴，主体范畴——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形式——正是主体革命依托的对象。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知识生产的谜说到底是阶级的谜，需要经由“烛照”解决。生产关系的中心功能是执行生产烛照、阶级烛照、经济烛照、思想烛照，其解决商品起点之谜（知识的谜）、决定论之谜（逻辑的谜）以及研究对象之谜（结构的谜）。总之，《资本论》体系化的方法和逻辑以“活化的唯物史观”为旨要，它的核心点是走出黑格尔逻辑学，使商品、货币、资本的分析路径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模型。这启发对党的报告性质的理解，从历史成长角度按照马克思主义模型的科学讲述要求，以历史的主体论启动批判的知识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方面，新时代需要切实加强与重视《资本论》路径的唯物史观原理与生产方式的唯物辩证法研究，予以谱系化，定格“主体革命论”，基于这一历史定位实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线索内在价值的工作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际遇创造性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认识论，张扬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主体理论，时代烘托并工作聚焦于社会主义主体批判，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主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应走出现象学和解释学，在人民至上的主体范畴中展现其道路理性和理论品格。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报告；《资本论》；唯物辩证法；劳动二重性；生产方式；主体论；知识论；马克思主义模型；主体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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