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的、重大的哲学事件。在政治哲学兴起的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必须积极地予以应对，积极地回应现实生活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所提出的挑战，具体地说来，就是必须构建起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使命。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对政治哲学的兴起进行一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建构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自上个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在中国学界，近十多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话语。对政治哲学的兴起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释，例如从精神生活内部不同方面关系的变化去解释，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最为根本之点还是应从社会存在的变化去理解这一精神现象的变化。
任何哲学研究都是密切地相关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哲学并不是一种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无关的奇思异想，而是对于人们自身生活的反思，是与人们的生活相互映照的，政治哲学更是如此。可以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政治哲学，并非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很多社会与历史时代并不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任何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都是根源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理论思考。人类由于其有限性，其现实存在总是不完满的，总是“有问题”的。人们生活中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在好奇心驱使下所遇到的问题，这类问题一般说来是没有止境的，另一类问题则是现实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则是具体的、有限的。前一类问题可能只是一种思想中的“疑问”，是一种“question”；后一类问题才是真正事关人们生活能否正常地进行的现实的“问题”，是一种必须解决的“problem”。政治哲学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思，因而它的“问题”便只可能是现实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政治哲学而言，何种历史条件下政治生活的问题能够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这涉及决定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实践方式的变迁问题。就文明时代而言，可以粗略地将社会形态划分为自然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两大类，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实践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实践方式亦即“做”什么的方式。“做”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事”，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一是“做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事的产物为物品，而做人的产物则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有两种可能的“做”或实践的方式，一是非构造性之做，另一则是构造性之做。非构造性的“做事”的典型是农业生产，“做人”的典型则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交往，合起来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如在农耕和畜牧生产中，人的活动一般并不改变对象本身，而是顺应对象的存在规律，从外部予以照料、改善。在这类生产中，人的活动虽然也有贡献于最终的产品，但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辅助性的；且往往虽然“生产”出了某种产品，但却对其中的机理一无所知。是所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这种做人方式中，人的受动性就更为显著了。一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关系，对于个人而言，通常都是既不可选择，又不可能改变的。一切似乎都具有一种现成性、永恒性，甚至神圣性，从而也就具有一种不可移易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切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如宗族、村社、教会，都被视为天意或上帝的作品，只能当作“纲”、“常”和神意去崇拜，若欲更改，便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只能显现为一种现成的存在，即一种超乎人力的、不可改变的“实体”。构造性的“做事”之典型是工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觉的利益关系的联合体交往，合起来也就是以工商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做事方式中，人的活动不仅触及了对象自身，而且一般地按照人的目的重新构造了对象。在工业生产中，人的活动不再是辅助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主导性的。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即便没有人的参与，植物和动物照样能够生长、生产，尽管效果会有所不同；而在工业中，若没有人的设计、控制和参与，便不可能有生产。自然界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已经创造出了种种植物与动物，而人不过对其进行了改进而已；但自然却没有创造出飞机、汽车、火车、宇宙飞船和电脑。相应于工业生产的能动性、人为性，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成为人为的或人造的。市场经济破坏了传统社会中视为神圣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而代之以出于利益关系和基于契约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亦不过是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的翻版而已。与自然经济社会中基本社会组织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的资源不同，市场社会中的基本社会组织如公司、工会、政府等，都具有明显的人造性和可改变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不可避免地显现为一种人为的、构成性之存在，即作为活动主体之产物的存在。
照此观点，政治国家作为一个存在物，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个人而言基本上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人为的事物，因而关于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如何运行等等，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事物而言，只是一种消极性的存在，而只有极少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成员能够对政治事物产生相当有限的积极的影响。但既然这些人只是极少数的，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为不能对政治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政治问题也就只是极少数人的问题，而对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问题。于是，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便至多只会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极少数人的秘传的“君人南面”术之类的东西，而不可能有作为公共知识的政治哲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权利的发展和政治生活明显的人为构成性，政治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不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可以影响其存在状态的东西，因而关于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如何运行等等，也就成为了问题。成了问题就需要人们去研究，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政治理论也就自然地应运而兴了。从历史上看，政治哲学最先发端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说开了政治哲学之先河。而造成政治哲学在古代一枝独秀这一现象的，不是别的，正是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工商业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古典民主制度。既然希腊城邦是由希腊公民构造而成的，特别是殖民地城邦更是通过极为明显的人为立法构造而成的，那么，城邦国家如何构成，以及各种构成方式的优劣等也就成了需要人们去研究的理论问题。但脆弱的古代工商业很快就消失了，政治哲学也随之衰落了。直到近代，政治哲学才又一次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展了起来。而造成这一发展的，不是别的，亦正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至于中国的情况，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政治哲学伴随着市场经济兴起而随后的兴起，颇为直观地显示出了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对应性。
尽管政治哲学为市场经济社会之对应物，但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哲学也就必定有所不同。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在于不同存在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有着不同的问题，从而要求有不同的理论去解决。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哲学在近代西方发生之初，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国家或政府的构成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其所以这样，便是因为处在新的社会形态降临前夕的人们的问题正是政治国家是如何构成的，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政府，等等。随着西方社会转型的完成，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关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转变为了政治的正常运行之类常规性问题，这时候的政治理论自然也就转向了对于常态政治的运行机制的经验性分析。但这种经验性分析已不再是政治哲学，而成了一种经验性研究的政治科学。
从政治哲学转变为政治科学，这意味着政治哲学的衰落。政治哲学现在被视为屠龙之术而受到嘲弄，如果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也只能是对政治理论概念作语言分析的哲学技术了。但是，社会生活总是会发生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便是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而正是福利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变化，已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能解释，才激发了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复兴。而其后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则更进一步对政治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忽略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这些变化，只看到精神生活自身的某些变化，对于政治哲学的兴起、衰落与复兴的解释便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虽然与西方世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有相当不同的背景，因而不可混为一谈。在中国，如前述，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的方式，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给哲学理论提出了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才使得政治哲学应运而兴。其次，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已充分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发展的，因而它所面临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在近代刚刚兴起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要复杂的多。而这也就给中国的政治哲学提出了更为复杂和困难的理论任务。这是人们在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到的。
上面我们所做的分析表明，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就其与社会生活变化的关联性而言，具有一种必然性，亦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不言而喻，发展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任务也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按前面的分析，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政治哲学。这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来说，也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但是，由于种种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原因，在很长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淡出了哲学的视野。因而，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哲学的一种复兴。
但说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着与人们通常得自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概念的相同或相似的那种理论内容。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或所谓可欲之事与可行之事的统一。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十分突出的强调了历史事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强调了任何价值、任何规范的历史合理性，而非超历史的、永恒的抽象合理性。这也就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事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范围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从而所可能达成的统一也便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变化了的事实性的作用，会提出不同的价值目标。那种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之类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或唯心主义的哲学幻想而已。至于如何把握住一个历史时代所规定的价值目标，不同的政治哲学基于其理论立场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进路。因此，在同一历史时代，不同的政治哲学对于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方式，便会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但就一个历史时代而言，既然其事实性是客观的，那么，一种政治哲学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就在于它是否真正深刻地把握住这种为历史的事实性所规定的具有客观可能性意义的价值目标。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后完全的确立自身存在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到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事实性在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开放了一种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在以往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是对于这一客观的可能性的把握。它首先是批判性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无情批判，同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于新的能够提供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建设性构想。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哲学是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流派的政治哲学完全不同的。这些派别的政治哲学理论所指向的虽然也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但那事实性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真正的事实性，而只是一种局限于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现成的事实性。马克思所理解的事实性则是一种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事实性，是一种有着现实依据的理想的事实性。如果说其他各种政治哲学所达成的理论统一，是一种屈从于现成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达成的理论统一，则是基于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可称之为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但在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实现的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论统一，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人的自由发展之基础的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受到了资源有限性这一事实性的挑战；另方面，作为自由时间增长之前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受到了消费社会来临这一事实性的挑战。我们适应历史事实性的变化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能够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想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也显然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现实的统一，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历史主义的，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受历史发展制约视为其基本原则的。因此，面对事实性的这些变化，既不能轻率地宣称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过时，也不能不顾历史事实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正确的做法显然应该是适应历史事实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发展一种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统一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疑，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目前尚不存在，要将其构建成功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我们以为，在深入把握历史事实性变化的基础上，将其建立起来，也绝非不可能之事。而这一任务，当可视为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发展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过时，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即便不考虑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性意义，仅就其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或一般而言的市场经济社会之弊端的批判来说，它也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现今时代，承续这一批判传统，发展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之维，仍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任务。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单位：陈晏清，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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