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西方帝国主义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嬗变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西方左翼学者围绕新帝国主义的概念、运行特征和反抗逻辑，对新帝国主义的复杂图景进行了多方位的剖析。以哈维、伍德、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理论家在部分延续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同时，分别阐述了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以及国家主权之间的互动，指认了时空修复与剥夺性积累、市场法则与民族国家以及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在新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并提出了诸如“新政”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以诸众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新方案”。西方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新变化的分析和思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参考。但遗憾的是，当代西方左翼群体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从而造成了他们的政治规划有名无实、缺乏对社会主义实践可操作性的现实指导。
关键词
新帝国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列宁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发展趋向作了科学论述。但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演化和资本主义内部有意识的调控，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延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测形成了一定的“反差”。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左翼学者论域中，帝国主义表现出不同的面向，我们没有一个单一的帝国主义理论用于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帝国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也没有完全充分的论据来支持某一种新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论题中的一个主要范畴，被理论化为资本主义后竞争阶段特有的趋势。已经被确证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创造了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驱动资本—权力积累的借口。因此，我们看到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多种历史表征，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辩论。在后殖民世界背景下，西方左翼无论在方法、目标、对象等方面产生了多少差异，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的核心区域是有所重叠的，即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国家—资本—帝国的三元关系上。
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在这个关节点的挑战在于理解这种关系的具体内容，以及在当前资本重组、劳资关系调整和积累模式跃迁的情境下，辨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自己的角色或演变成作为全球霸权的新形式，进一步说，认识霸权如何以帝国的形式出现，全球霸权如何通过民族国家内部化导致不同的权力结构。我们看到，以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为新帝国主义范式分析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他们抓住了新帝国生成、形式、趋向的不同侧面。不过，他们的左派政治规划都无法真正完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瓦解。而列宁主义对现代帝国主义的分析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科学阐述。因此，要理解当代世界的帝国主义及其对社会生活所有部门的影响，就必须回溯到列宁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运动和特殊性。
一、当代西方左翼关于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主权的辩论
新帝国主义理论家纠偏了长期以来对于帝国主义政治后果的侧重，转而认为经济力量在其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此外，世界不仅仅是通过贸易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且它的相互渗透程度要高得多：公司间的贸易远远超过国家间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基于国家领土的现有政治制度的分裂。当然，资本—帝国主义不能消灭现有的民族国家，但国家作为制度化的阶级关系并不完全与领土相匹配。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的扩散是由作为全球资本循环的新监管者出现的超国家机构阐述的。因此，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在对当下帝国主义概念的分析中，对于政治、经济、主权三个领域进行了权衡和比较，试图更加接近当代帝国主义的内涵。
（一）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矛盾统一体
帝国主义的意涵在大卫·哈维那里相当宽泛，可以指涉某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或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群在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等方面的强制扩张行为。他认为在以往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中，学者们太容易囿于政治或经济两者之一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定式。比如艾森施塔特声称帝国是一种政治体系，坦布林克也认为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忽视了政治方面。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经济和政治之间存在分歧，“经济决策主要面向世界经济领域，而政治决策主要面向拥有法律控制权的较小机构”。
哈维对以上看法持保留意见，“在实践中，两者（政治和经济）经常分庭抗礼，有时甚至到了完全对峙的局面”。在《新帝国主义》中，哈维指出，要解开实际情况中的复杂性，需要“保持这种辩证关系的两个方面，并且不陷入单纯的政治或主要的经济论证模式”，并以不同以往的“内在辩证法”独特视角把“新帝国主义”视为一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矛盾双方分别是：其一，帝国主义的执行者以领土为载体培植权力，并能够利用该领土上的一切资源来达成其战略目标；其二，帝国主义通过操纵资本来掌控弥散于时空中的政治经济历程。针对这一矛盾，哈维借鉴了乔万尼·阿瑞吉的理论，并提出：我们不应局限于这两种逻辑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恰恰相反，正是二者之间泾渭分明但又相互交融的辩证关系，提供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具体而言，一方面，领土扩张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资本积累必须借助于权力的持续增长，而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策略正是为资本积累铺路搭桥和扫除障碍。另一方面，如果权力的积累必然与资本的积累为伴，那么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写满了霸权无休止的扩大和空间无限度的扩张。这意味着，自帝国主义崛起之日起，资本主义就要求建立像控制资本一样控制全球的政治结构的霸权。
（二）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
安东尼·布鲁厄指出：“帝国主义必须置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个观点切中了要害，在《资本的帝国》中，埃伦·M.伍德以超过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全面而严密地阐述了财产帝国—商业帝国—新型帝国的发展历程。莫里·努南对此评论道：“伍德帮助清理了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的道路。她对三种帝国形式的分析使她对它们和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异同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伍德对帝国主义历史的详尽考察是为了通过资本—帝国主义与过往形式的比较研究，揭示其特殊性。在她看来，财产帝国到商业帝国再到资本帝国这一发展进程，实质上是由起初“帝国总是受限于超经济的力量”转向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并最终凌驾于超经济力量（政治、军事力量及特权等）之上。具体而言，帝国在“超经济力量发挥根本作用”的基础上，以经济压迫为主要手段使其热衷于对领土的控制被贸易的狂热所代替。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是一种将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权力分开的制度。事实情况也证明了这种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并不绝对要求垄断政治权利，而资本主义规则的国际化使得从属国家在没有任何明确政治控制的情况下屈从于全球资本。伍德对不同形态的帝国的分析表明，经济权力与超经济权力的分化是资本帝国的标志，这亦是新型帝国与传统帝国两者之间的界限。
（三）民族国家主权的淡化和“帝国”主权的诞生
帝国主义理论中最有争议的话题无疑是民族国家的角色。历史经验说明了20世纪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基础上。如今，民族国家的角色确实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它不再是保护国内资本利益免受外国入侵者侵害的辅助手段，而是将全球资本利益内部化的工具。西方一些左翼学者针对当前主权国家的新面貌，提出了帝国概念更迭的观点，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过程中伴生了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们所说的“适当的资本主义秩序”。两位学者以美国宪法为想象空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危机，也就没有因此而衍生的帝国主义。简单来说，帝国的形成源于美国的权力扩张，其中宪法的全球扩张发挥了重大作用。关于“帝国”，他们的结论是，相较于帝国主义，帝国不执拗于中心权力，超脱出领土的界限。它是一个分散的去领土化的统治机器。在其无限拓展的范围之中，这一统治机器接连强化对全球各个领域的整合。人员、信息和财富的流动创造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力量，几乎无法从一个中心进行监控。因此，核心和边缘或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传统二分法正日益被更加复杂的不平等模式所取代。哈特和奈格里声称，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实现，民族国家的边界被解构了。
二、当代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运行特征的解读
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以及来自第三世界对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吁，“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冲突转变为南北经济对抗”。美国越来越依赖于间接形式的剥削，而不是像欧洲殖民者那样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内部的过度积累危机以及外部政治强制阻力不断增大的双重掣肘，都必须转变其运行方式。
（一）时间—空间修复
基于已有的经验与理论，资本—帝国主义的逻辑围绕领土和资本扩展，其表现为有时领土逻辑变得更为重要，而有时资本主义逻辑占据主导作用。哈维指出，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政治权力无限积累过程的坎坷甚至中断，那么资本的无限积累也会因此谢幕。基于此，哈维对于权力的双重逻辑如何并行产生质疑：在新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下，权力的领土逻辑的空间稳定性如何权衡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对外扩张性？对此，哈维聚焦于资本主义内部持续存在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往往在过度积累危机中并存。问题过去是、现在也是：如何将这两种盈余结合起来，重新开始有利可图的任务？既然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始终是致命软肋，资本主义为何屹立不倒？列斐伏尔认为症结在于其对空间的克服和重组，哈维合理采纳其观点，正是资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循环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地理，过度积累危机才得以暂时克服。
哈维的贡献是，他着重阐述了为何空间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运行以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他认为，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会通过三种途径来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一是时间整合；二是空间转移；三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空间—时间修复”。就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而言，这意味着一场巨变。原因在于时空修复在使过剩资本顺利实现空间流动，保持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稳定的同时，“这种为了减少资本周转时间而压缩时间和空间的内在需要，导致了资本的扩张主义倾向”，也造成了资本过度积累愈发猛烈的态势下发展为资本积累中心和沦为“剥夺性积累”的弱势区域的二元分化。同时，各个资本积累中心之间的恶性竞争通常会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处理严重危机的过程中甚至会由贸易战演变为军事对抗，这就使时空修复成为以战争来重新定位全球空间体系的帮凶。
（二）市场法则和民族国家
从《资本的帝国》对政治和经济两条线索的深耕来看，在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进行重新演绎的过程中，伍德关于资本逻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讨论与哈维产生了分歧。伍德认为，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国家从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剥离”。回溯传统的殖民宗主国和其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看出，超经济力量能够迅速聚敛大量财富和权力，但同样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若想使帝国趋于稳固与持久，就不得不寄希望于经济力量。经济力量主要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与经济相关的行为主体都被资本积累所绑架，资本积累依托于以竞争性生产为手段，以一味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市场法则，通过对商业贸易规则、金融体系以及债务的控制来实现帝国主义的目标。这也意味着为给资本保驾护航，私有财产体系似乎正在独立于政治权力，与之相关的国家职能也由公共领域附属于私有经济领域。正如伍德所言，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证明了经济力量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
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力量对于超经济力量的超越并不意味着超经济力量就此从历史舞台落幕，相反，伍德宣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巅峰上站着主权民族国家。事实上，在她看来，全球化并没有让国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资本的经济力量必须置于超经济力量的屏障之下。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超经济力量的维持；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运行和扩张更需要超经济力量这一强力推手。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许可以扩展到超经济力量的控制范围与影响力之外，但是只有当资本的经济法则本身向外扩展时方可如此。“资本决不是比从前更少地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依赖性更强了，世界比从前更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点也必须凭借超经济力量才能达成。佩尔·奥尔森也指出，资本主义依然无法脱离提供了语言、文化、领土等历史因素的民族国家。每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同样无法脱离给予其庇护的国家机器。对此，潘尼奇和金丁认为国家对于研究帝国主义的产生和维持是很有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需要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延伸来理解，而不是直接从经济危机理论中推导出来”。卡利尼克斯和罗森博格也提出，需要避免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对国际国家体系进行更复杂的研究。
（三）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形式与具有生命政治本质的权力范式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生产一直处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中。这种过渡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到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新形态”以及“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的过程，致使世界市场和劳动力的分工在帝国根茎式的生产结构中得以形成。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从劳动的生产形式的变更来剖析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其中，非物质劳动概念居于核心位置。非物质劳动源自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传统，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将其界定为：“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范畴”，“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劳动的最终产品不是物质产品。相反，最终产品是一种服务，一种文化产品，交流或知识”。从《帝国》到《诸众》，哈特和奈格里不断深化他们的认识，当非物质劳动成为非物质产品的时候，劳动的形式就跳脱出空间的束缚，渗透进人民的生活，具备了情感劳动的形式，并进一步塑造了生命和生活的形式从而完成了对生命的操纵，产生了资本支配生命的权力。
哈特和奈格里指认，“信息经济的主要服务部门已经非属地化。这种去属地化是由于高效的通信网络带来的距离的不断缩短和时间的压缩。地理位置因此变得无关紧要”。在后福特制社会，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由统治转向治理，从而，生命政治的本质融入了帝国的权力范式：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已沦为权力的猎物。于是，帝国以崭新面貌示人，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言以蔽之，就是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机器。哈特和奈格里利用这种理论上的混合将全球化与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区分了过去的帝国主义（领土主权通过殖民地延伸）和他们所谓的新“帝国”（超国家的“边界渗透”）。
三、当代西方左翼帝国主义理论的反抗逻辑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裹挟之下，当代帝国主义不断调整其运行方式。因此，哈维提出了“新政”帝国主义以重组国家权力，抑制新自由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束缚；伍德则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认为只有通过全球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适应历史发展趋势；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需要付诸通过以诸众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新政”帝国主义
哈维认为，推行“新政”是应对帝国主义危机的可行选项。“新政”即“打破新自由主义的牢笼，解放资本逻辑，加强干涉主义，重组国家权力，限制金融寡头，实行去中心化或民主控制”。“新政”帝国主义强调进一步认识扩大再生产与剥夺性积累的内在联系，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二者所在领域的斗争与反抗的辩证运动进程。这就要求在关注生产领域斗争，提高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其实更为复杂。哈维建议，美国应严格管控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限制金融寡头的肆意扩张，打破新自由主义的藩篱，从而将无处不在的资本力量牢牢握在手中。“新政”必须协同民主力量，以国家和国际为抓手，通过内外两个层面的社会运动获得成效。
（二）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
伍德对于“新政”帝国主义思想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哈维仍寄希望于美国的自我调整，实质上是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不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甚至滑向了机会主义。伍德认为，一个没有国家承诺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正日益加重民族国家的负担，这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全球金融化的受益者变得更加关注全球金融的利益，使得各个层面的压迫者彼此更加接近，同时，各个民族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在这种情形下，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要求对特定国家的人民作出承诺，同时，国家必须在保护全球资本的利益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似乎同反对国内统治阶级的斗争有更大的关联。伍德在这里表达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反对资本帝国主义根本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伍德指出，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不能走改良的道路，必须从其自身革新。正如斯威齐所言：“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增加，反过来又导致革命热情高涨和社会动荡。”此外，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已然成形，因此反抗运动必须置于世界范围内，这就必须借助各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国家间的区域性反抗运动、反抗新帝国主义和反抗阶级统治的斗争一直以来都是重要支撑。
（三）以诸众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的新方案”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与反抗是超越国界的，其并非建立在对民族的认同基础上，而是基于无国界的共同革命意愿。如前所述，当前的全球资本奴役方式更加纷繁复杂，帝国已化身为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机器，同时创造出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主体，人们甚至可以说，唤出帝国的正是诸众。“诸众，既是过去无产阶级的替代者，也是帝国时代新的革命主体。”奈格里将其界定为：“诸众由具有生产力的个体组成，是一种拥有着创造性和斗争性的政治主体。”以此为基础，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建构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案。他们认为应以建立世界民主的新政治秩序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将能够争取斗争统一和合作的平等”。近年来，他们进一步把这种方案称为“共产主义的新方案”，并指出，“共产主义意味着建立一个消除资本剥削与屈从于国家的新世界”，共产主义并不是公有，而是共有，是诸众对公共产品的公共管理，本质特征是诸众的解放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围绕这个方案，哈特和奈格里给出了三个具体的政治任务：争取全球公民权、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和再占有的权利，当然不排除在此过程中必要的各种自发运动和有组织的革命等方式。
四、当代西方左翼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偏离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延续了《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列宁明确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列宁正是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原则和方法的坚守中，实现了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超越。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明显快于20世纪，因此，帝国主义的发展形态与未来趋势更加难以把握。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新帝国主义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帝国主义理论。但包括哈维、伍德、奈格里在内的著名左翼思想家们都囿于某个方面的错误判断，造成了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偏离。
（一）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背离
第一，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继承了《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有学者认为，“真正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和特征的则是历史辩证法”。列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必然趋势等进行分析后，揭示了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哈维认为，在各项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地理学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再局限于时间维度，而应将资本主义当作运动开放的结构，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理的理论化框架”。然而，哈维过分强调空间地理的作用，对时间历史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基本方法的修正。如此一来，不仅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而且限制了从更长远的视角去探讨新帝国主义历史结局的反思深度，对新帝国主义发展趋势作出了不恰当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哈维所指的“空间”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时空均衡，而是更多地展现在领土逻辑与空间修补的领域。另外，哈维脱离了整体的视角，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了过多的关注，事实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第三世界正在飞速崛起，而哈维却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变量，因此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第二，伍德对辩证法的割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剖析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现实的典范之作。列宁将唯物辩证的方法贯彻其中，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向。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研究新情况，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成功尝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经济为基础，但不仅仅限于经济。列宁一方面以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关系的变化，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将政治生活同经济相联系，阐述了经济的发展如何引起政治和社会的改变。由此，列宁从探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又将其提至生产力的高度，使得社会政治经济得以被全方位地探究。
在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动态发展中，伍德割裂了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统一体，本末倒置地认为两者的分离催生了新帝国主义。显然，脱离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其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伍德着重凸显了经济力量的作用，新帝国主义将经济霸权作为最终目标，并通过经济（市场法则）来向全球推行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伍德以大量的笔墨来论述超经济力量诸如军事、政治法则等在新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此看来，新帝国主义的最大依仗——经济力量反而需要寻求超经济力量的庇护，产生了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
第三，哈特和奈格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概念的偷换。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主体，力求以变革阶级关系与国家权力体系，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帝国主义对工人的腐蚀表现出高度重视和担忧：“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即是说，一定要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分化，保持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纯粹性。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恶劣的生存条件同时孕育了他们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大生产中的齿轮，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特殊的群体，因而只有他们才能成为一切被压迫群体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即是说，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主体。
哈特和奈格里在革命主体上寄希望于诸众，即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还包括以任何方式屈从于帝国的生产方式之下的个体。这就忽视了划定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将其退化为抽象的个人，从而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主体论。首先，诸众凸显异质性，这就消解了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所具有的单一性；其次，诸众脱离了阶级的范畴，诸众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的哲学基础来源于斯宾诺莎而不是马克思，这同样是对阶级的一种消解。我们认为，如今资本主义正遍及全球，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阶级分析理论，必然会滑向革命运动的主观臆想之中。可以说，哈特和奈格里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实际上矛盾地回到了甚至是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揭露的帝国主义本质和未来走向的背离
第一，哈维的“新政”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各种矛盾的激化昭示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法避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社会生产力在竞争规律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但是也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因此，列宁确定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而在哈维看来，“新政”将“缓和过度积累问题的可能性寄希望于长期的时空积累，以期获得来自民主、进步和人道的力量与之结合”。实际上，哈维虽在多种场合谈及底层民众反抗掠夺和国家镇压的运动，却未对其表示支持或倡导，反而表现出一种“中派”的态度。有学者认为：“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试图‘巧妙’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架和分析方法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地理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不过是在西方知识界出现的挽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努力之一。”似乎哈维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后，依然陷入了调和资本主义的泥沼。这是因为他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陷入考茨基的“超级帝国主义”的藩篱，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第二，伍德对帝国主义的模糊界定。列宁没有局限于某一时间节点、某一单个特征来对帝国主义进行考察，而是用动态的眼光来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各个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描述垄断组织的历史和帝国主义的形成时，他认为过于具体地规定帝国主义在哪一年确立是十分荒唐的。在列宁看来，垄断是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从而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特定发展阶段来进行总体性的研究，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逻辑理路，并在揭示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和未来趋向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蓝图。而在对新帝国主义的界定上，伍德将资本—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画上等号。进一步说，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伍德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经济手段达成控制世界秩序的目的作为新帝国主义诞生的标志，这样一来就把先前的帝国主义（英国）划分为非新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实践维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经济力量为主要手段来操控世界规则作为新帝国主义产生的标志，这与西方国家所指认的新帝国主义在“9·11”事件后作为战略全面实施相比忽略了超经济力量的作用，有碍于精准把握新帝国主义。
第三，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主权的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对此解释道：“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列宁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结合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极度失衡的状况，认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因不满现有的世界格局而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不可避免的战争在导致帝国主义势力内损的同时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成为某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总结道：“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意味着民族国家主权的消失，然而现实情况是，国家与主权是同时存在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无法消解主权国家，反而恰恰离不开它的助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帝国主权理论反而成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辩护，奈格里和哈特所构想的帝国政治经济规则只不过是在美国主导之下才得以存在的理想状态，但凭此就将美国作为超越国家权益的世界政治实体，反而掩盖甚至粉饰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五、回响与展望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当代西方左翼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资本—帝国主义当代现实在理论上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革新。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维度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用来分析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本质的重要方法工具，在当代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同样被有限地保留下来。哈维、伍德、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在基础理论方面都做了有价值的工作。他们帮助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标准，不仅回顾了旧的帝国形式，也解释了新帝国的现实存在，还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见，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塑形中存在着不同的缺陷。不过这些缺憾恰恰能帮助我们确认帝国主义的持续性存在，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绝妙的切入点。哈维和伍德关于权力的资本逻辑（经济）和权力的领土逻辑（政治）矛盾关系的争论，使得其辩证关系更加明朗，因而可以从中明确资本积累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中的重要性以及新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方式上对经济手段的依赖性。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的论述引起极大反响，但“帝国”和“诸众”这两个范畴都是模糊的，不过确实牵扯出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此外，更多的左翼学者对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看法。约翰·福斯特等人从资本主义为缓解经济停滞而形成垄断金融资本这一逻辑出发，把垄断金融资本视为新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坦布林克致力于在过去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地缘政治研究的分析框架”。根据约翰·史密斯的观点，当代帝国主义是基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希金波托姆则指认，超剥削应该纳入帝国主义理论：超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个特定条件，它定义了帝国主义的隐藏的共同本质。这些观点证实了新帝国主义并没有脱离传统帝国主义的本质，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将进一步加强等。
综上观之，西方左翼学者对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些关键点给予了持续关注。但遗憾的是，与列宁建立于帝国主义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不同，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更多地从表象出发，试图构建一种以观照发展中国家为进路的新思路，但未能摆脱以美国现代化经验为样板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桎梏，从而导致不论在对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展望，还是对方法和价值层面的指导上，仅仅是蜻蜓点水、隔靴搔痒般的无力控诉。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列宁所处时代相比，新帝国主义在发展样态上表现出多维度的特征，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尤为热衷于对其运行方式与霸权模式展开研究。如前文所述，他们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研究，这无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辩证研究方法进行了延伸，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缺失，他们沉迷于静态的经济分析而造成动态寻求发展缺失的失衡；过于重视历史数据的搜集而忽视了数据的抽象分析；个别理论不自觉地陷入了具体的经验主义的窠臼。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当代帝国主义的研究正在继续推进，左翼思想家们的回答还远远不够。总的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评判：第一，“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影响力持续增强给新帝国主义带来的变化；第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实证研究，现有的质性研究没有真正严肃地对待资本主义具体问题；第三，当代左翼关注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化时，可否增加对政治策略影响的考虑，以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需要与批判的框架有机勾连。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工作不仅仅为了理解、解释世界，重点更应是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2年第4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