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宣示：“有的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这个宣示随即成为国内外众多传播媒体广泛报道的标题。如此宣示，虽则其涵义和语境可作多种解读，还是显然不同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疫情前的2019年于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另一种表态。——前者着重于告知国际资本“中国今日又回来了”，后者则强调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树及其世界重要性是来自“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政治宣示或表态之外，中国人民要走哪条路，毕竟不能单靠权威一言断之。需要理性辨析计划经济，其特性和意义必须得到广泛的人民的理解和掌握，这应该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常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合理凭借。
计划经济与“初心”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更具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原则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基本导向。因此，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这是必须探究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初心，是人民的解放，即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逐渐摆脱资本主义的“物统治人”的异化状态。追溯这个理念的演化，起点是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即，因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替代了资本剥削劳动，“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这个权利仍是资产阶级性质，因为它以给定人们具有不平等的劳动能力为前提。马克思因此申论，随着物质丰裕程度的提升和异化劳动的减少，这个原则将逐步让位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960年代的全国粮票（上）
1983年山东省布票（下）
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会否推动或阻碍按需分配原则的逐步实现，对此，马克思并没有加以探讨。承担起这个任务的是恩格斯，其核心论题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资本集聚形成的大规模现代工业的扩张、以及相应的专业分工深化和计划协调的重要性，这就提供了基础，使得“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列宁在两个层面上扩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一是关于可计划性，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这不仅是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政治领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被转化为统一。二是关于计划主体，专业分工深化使得各项经济活动及其国家协调都被大为简化了，从而使得“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
那么，作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的关键，所谓经济活动及其国家协调被大为简化了这个论断，又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现代历史上的世界范围的实际经验显然不是这样，因此，对这个论断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阐释：所谓“简单”，是相对于全社会的大多数劳动者作为一个集合主体的能力和权力而言，这指向了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劳动者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管理。
“可行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诞生于世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可行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其基准是要探讨社会主义能否达到甚至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水平，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
可计划性问题是根本，就此，文献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论题。一是在宏观层面上，计划经济有可能将经济活动的系统不确定性纳入考虑，克服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也即“无政府”的市场协调与有计划的企业生产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论题。二是在微观层面上，计划者的能力不足以收集和处理分散、浩繁的产品供给和需求信息，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诱因则是大有可能与计划者相背离、抵触。这是自由主义论题。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
这两个论题的对立如何解决，两者之间哪个更合理，这有待历史验证。不过，在今日世界和中国，上述自由主义论题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因此更需要重申从马克思主义论题引申出来的回应，惟此才能确认两者的相对合理性。这个回应仍然是关乎现实上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展，认为这种扩展大大提高了整体经济的可计划性程度，表现为广泛存在于现代大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丰裕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产品尤其是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弹性降至低水平，有可能由社会免费提供，这也会提高整体经济的可计划性。
依循上文关于计划主体的探讨，社会主义效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异化劳动时间的缩短，使得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得以提升、经济活动和国家协调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强制分工得以逐步消弭。那么，“可行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透过计划主体的发展，来强化可计划性的宏观优势、克服其微观劣势？
原则上，劳动者广泛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其效率特性应该足以媲美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知识获取和利用。只是，在国家和权威仍然主导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劳动者如何广泛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如何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具有所需能力和权力的集合主体，这也是只能等待历史解答。
1953年2月，申纪兰在长治专区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历史经验未为定论
历史上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远比理论上的资本主义模式复杂、曲折、欠缺截然和稳定的规律，同样，“历史社会主义”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也是如此。
首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所继承的物质环境并非发达资本主义，而是后进国家甚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效率所需，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薄弱，更关键是劳动者难以广泛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
其次，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而历史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并非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平等、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以内外榨取、垄断霸权、帝国主义为核心特性，对社会主义实践构成系统压力。
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的首要任务因此只能是“原始积累”，而且是只能透过自我压榨、最大限度压抑消费以投资于推进社会化大生产，这必然与建构体现社会主义效率的计划主体存在矛盾，也就是必然会有艰难的取舍，以及需要探索最符合初心、两者最合理结合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经验，无论是苏联集团七十多年的实践，还是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都是远不足以对计划经济及其替代形成定论。今日中国正是处于探索发展道路的关键阶段，更加需要对计划经济的理论涵义和历史经验做好理性辨析，更加需要让这种辨析为全社会所认识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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