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是现代性思想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研究抓住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破解了现代性的“历史之谜”。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关注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土地和人的活动”[2](PP.33-34)，人的活动又分裂为“彼此敌视”的资本和劳动。资本从人的活动即劳动中独立出来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意味着劳动主体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这种分离为现代性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把握劳动现代性离不开资本现代性，资本和劳动是现代性生成的正反面。恩格斯强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3](P.70)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人体解剖”，看到了资本的主导作用和劳动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劳动现代性重建。基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和自我扬弃，马克思“宣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必然终结”，“预见了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必然诞生”。[4]
一、资本现代性批判与劳动现代性重建
什么是现代性？丰子义教授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5]，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6](P.69)。“现代性”表征的是现代社会的总特征。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概念，但却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内涵、动力机制和历史趋势，阐明了现代社会的总特征。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审视具有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劳动现代性重建两个维度。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建构共产主义现代性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劳动是现代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坚实基础。然而，资本现代性的展开导致劳动丧失了主体性和自为性，其结果是劳动现代性被淹没在资本现代性的“汪洋”之中。马克思从劳动社会化立场出发，在资本现代性批判中探求劳动现代性重建。劳动现代性重建蕴含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旨趣。
（一）资本现代性的人体解剖与制度诊断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经历了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过程，最终落脚于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来诊断现代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同生共长，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现代性发展的直接致因。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诊断的方法是“人体解剖”，即对“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马克思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7](P.47)列宁在谈到《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现代社会”时说：“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8](P.4)按照列宁的理解，马克思把“现代生产”理解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现代生产在现代性生成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通过“人体解剖”，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8](P.4)，阐明了现代生产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是解剖“现代社会”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法国学者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9](P.69)，现代性的生成发展过程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纠缠”在一起的。马克思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研究，从多个维度阐释了现代性的本质内涵。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5]，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趋势。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在“人体解剖”基础上对现代性问题给予了制度诊断和制度归因，同时深入到现代性内部，揭示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资本现代性和劳动现代性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过程，现代性绝不是资本的独奏，而是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历史建构过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孕育着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因子。马克思站在劳动主体立场，突出强调劳动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整个世界历史是一部劳动发展史，现代性必将随着劳动形式的发展而赋予更多人以本质内涵，共产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而主导现代性的健康发展。
（二）劳动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与总体重建
现代性是“全部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10]，现代性主要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规定的。现代性的生成表现为劳动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是资本奴役雇佣劳动的结果。在现代性的生成发展中，资本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劳动的作用是基础性的。马克思曾用“资本来到世间”的短语来揭示资本之于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开启。资本作为“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P.707)和普遍力量。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资本开启现代性的条件，即“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1]([.98)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的“新时代”，是由资本操控的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人类文明形态。
劳动现代性虽然受到资本现代性的钳制，但仍是孕育现代社会的内在动力和坚实基础。现代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以及它们之间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总体性结构。这种总体性结构根源于资本的一体化力量，资本在向总体的发展过程中趋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7](P.237)。资本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P.84)，“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2](P.223)。现代社会是总体性的，是资本逻辑的内生过程和自组织过程。
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及其总特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包括现代性的“原本”批判和“副本”批判。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与状况的批判，包括“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12](P.3)和对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的揭露与批判；另一方面是“现代性的观念论的批判”[13]。马克思从“资本战胜地产”的必然趋势中看到资本取代地产成为“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14](P.175)资本与地产“主奴关系辩证法”的颠倒使资本成为现代性生成的支配原则和普遍力量。劳动作为“现代之母”则沦为资本的奴仆。马克思追问：“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14](P.129)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是资本家对私有财产的独占，但私有财产的真正本质却是劳动。这样，马克思由资本现代性的批判直接转向了劳动现代性的重建。既然资本建构的现代性是总体性的，那么劳动现代性的重建也必然是总体性的。
（三）现代性的文明与野蛮：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
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逐步生成的。现代性的发展史是一部社会矛盾裂变史，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史。一方面，资本现代性的展开使人类迎来了现代文明。资本逻辑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原则，利益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创新、不停变革。“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2](PP.404-405)资本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归根结底是把劳动生产力成功转化为资本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得以空前释放。马克思、恩格斯慨叹：“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P.405)另一方面，资本现代性的展开造成劳动异化，劳动主体成为“抽象的存在物”，自由个性被彻底泯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劳动主体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本现代性的展开给落后的民族国家带来沉重灾难；资产阶级形塑了以“主导—从属”“中心—边缘”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关系。资本现代性的展开使社会道德价值“虚无化”，“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P.403)，人与人之间仅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那么，现代性的文明与野蛮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资本与劳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性的展开中，资本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劳动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资本成为雇佣劳动形式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劳动本身的分裂。”[2](P.32)马克思则认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4](P.172)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分工的发展。“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4](P.579)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是形式上的，因为现实的生产过程必须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现代性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现代性和劳动现代性是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代性的文明方面根源于劳动，现代性的野蛮方面根源于资本。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实现共产主义现代性必须颠覆资本逻辑、实现劳动解放。
二、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必然趋势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旨趣在于劳动现代性重建，进而探求基于劳动社会化的人的解放道路。因而，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是建构现代性的基石。“劳动现代性思想是马克思劳动观的基本内容”[15]，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研究和诊断，旨在摆脱资本现代性危机，重建劳动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特点，“是侧重于根基性批判和整体性批判”，“是突出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内在超越”。[5]劳动现代性重建以劳动社会化为物质基础。劳动社会化的长足发展终将冲破资本主义的制度外壳，共产主义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资本现代性的展开表现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历史既彰显了资本现代性的特征又规定了资本现代性的界限。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劳动现代性重建提供了历史前提。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彰显的是资本现代性的社会力量，重建劳动现代性必须用“自由人联合体”取代“虚幻的共同体”，从而在自由、联合的劳动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
（一）劳动社会化：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物质基础
劳动是马克思把握现代性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的核心范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经历了“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等阶段。劳动形式是社会形态存续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是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开放与多变。资产阶级生存之本是“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2](P.403)。西方著名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把现代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动荡不安诠释为现代性的“液化”进程，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16](P.403)。现代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体系，其内部诸多要素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不断重组，推动着社会有机体不断优化和长足发展。
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现代性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4](P.205)。劳动者和资本物是劳动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积极方面根源于劳动者，劳动的消极方面根源于资本物。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从劳动中独立出来成为决定劳动形式和性质的力量，由此，劳动社会化表现为资本社会化，劳动现代性淹没于资本现代性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看到了劳动对于现代性生成发展的基础作用，强调“具体劳动的等级……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17](PP.100-101)，同时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7](P.301)。
劳动现代性重建必须以劳动社会化的发展为物质前提。在现代社会，“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是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18](P.801)。资本家割断了劳动者用自己的产品与社会的联系，从而阻断了劳动者社会化的通道，造成劳动者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4](P.158)因此，实现劳动社会化必须打碎资本社会化的隔离，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1](P.874)马克思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劳动者必将重新驾驭资本物，“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18](P.61)。资本主义的制度外壳终将被劳动社会化的力量所摧毁，到那时，资本主义现代性将为共产主义现代性所取代。
（二）世界历史：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考察现代性的立足点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看到，资本逻辑刺激了商品生产者的创新意识，推动着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变革，带来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资本现代性的开放与流动表现为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按照资本逻辑建构世界历史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9])P.35)由此，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得以生成发展，世界历史成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世界历史作为资本现代性发展的积极成果恰恰成为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前提。一方面，世界历史是资本现代性的表征，世界历史的形成确证了资本之于劳动的统治地位，资本“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4](P.182)；另一方面，“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4](P.196)。世界历史既是劳动现代性的展开又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条件，由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实现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劳动现代性重建必须颠覆资本逻辑，重新驾驭“世界历史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4](P.593)。马克思从劳动主体立场出发，把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理解为共产主义现代性发展的事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机理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性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同时也具有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即生产的国际性、交往的开放性和文明的普遍性等。世界历史的发展基于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资本现代性的必然趋势是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市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现代性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能够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共享，“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4](P.404)。总之，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劳动现代性重建提供了历史前提。
（三）自由人联合体：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人体解剖”，揭示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相对立，雇佣劳动创造异己存在即转化为资本存在的剩余价值。在现代性的展开中，资本家获得了人性的外观，证明了自身力量的强大；相反，劳动者却失去了人性的外观，无法确证自己的本质。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关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与国家的共谋成为无产阶级倍受剥削压迫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它是一种异己的社会力量。“虚幻的共同体”是资产阶级的联合体，是无产阶级的新桎梏。资本现代性的展开表现为社会日益分裂为相互敌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颓废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P.776)
马克思构想未来社会是一个取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非商品经济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人们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3](P.126)。资本现代性的展开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现代劳动本质上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条件下，用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取代雇佣劳动，才能重建劳动现代性，到那时，劳动不再变成垄断性的社会力量，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成为满足人本身需要及其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是消解资本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形式，是重建劳动现代性的必然选择。“劳动的被统治地位是阶级对立和冲突的根源”[20]，但却是资本现代性的前提条件。雇佣劳动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颠覆资本现代性、重建劳动现代性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19](P.46)，但在“自由人联合体”条件下，资本失去了吃人“魔力”，“积累的劳动”变成了“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9](P.46)，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重新回归自身。“现在支配过去”的共产主义现代性取代了“过去支配现在”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现在支配过去”意味着活劳动对资本物的支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意味着个人通过自主的联合的劳动而获得全面发展。
三、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实践主体向度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劳动现代性状况总体上是否定的，并且揭露了现代劳动的异化本质以及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景象。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的崛起导致了共同体的衰落，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沦为“虚幻的共同体”，无产阶级异化为“抽象存在物”，丧失了主体地位和生存外观。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对主体性的关注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批判继承黑格尔主体性思想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确立了实践主体立场，为重建劳动现代性提供了理论方法。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现代性确证了劳动是现代性生成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找到了创造历史的现实主体。无产阶级肩负着重建劳动现代性的历史使命。资本现代性实现了资本解放，劳动现代性却导致了劳动异化。重建劳动现代性的根本旨趣是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劳动解放意味着把自由的联合的劳动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社会解放是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桥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社会解放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价值旨归是从劳动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一）主体生成：实践主体立场的确立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重要原则之一。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期望通过主体的觉醒与解放走出一条从‘神话’到‘启蒙’的道路”[21]，但是，取代宗教统治的却是绝对化、片面化的工具理性。源于启蒙运动的主体主义造成了主体的双重分裂。其一是主客体的分裂。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22](P.5)，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其二是主体间的分裂。现代性的发展推动人类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阶级。少数有产者成为绝大多数无产者的统治者，阶级斗争由此展开且日趋尖锐，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是资本现代性无法克服的“癌瘤”。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直接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23](P.51)，他把主体性看做“现代的原则”。黑格尔看到了在市民社会中主体间的竞相反对的战争关系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期望用一种“伦理总体性”来管控和整合主体与主体、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其实质是寄望于理性的一体化力量，最终沦为资本现代性的辩护者。对主体性的关注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发展的历史起点。马克思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现了从关注主体到关注客体的转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为马克思解剖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方法。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价值担当主体。马克思透过资本现代性主导的“物的世界”发现了一个“人的世界”，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基础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P.541)。马克思强调人的解放必须从现实世界的压迫中获得，即从资本垄断化主导的“虚幻共同体”压迫中解放出来。为此，必须建立由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P.53)人的解放的核心内容是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来实现。
马克思揭露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家妄图通过思想批判实现人的解放的虚假性，强调“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立足实践主体立场，借助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力量实现现存世界革命化，建构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真正的共同体”，确立劳动的主体地位，为实现人的解放奠定物质基础。
（二）阶级言说：无产阶级担当着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使命
现代性问题与阶级分化紧密关联。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钱有权的资产阶级成为最大的现代性受益者，无钱无权的劳苦大众成为现代性最大的受害者。”[24]资本现代性存在着自身无法超越的悖反。资本主义把每种经济进步都变成社会灾难；英国侵略者在故乡还假装“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则赤裸裸地暴露出极度伪善和野蛮的本性；人类的进步表现为“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9](P.691)
有产与无产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纠缠是现代性的最大难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终结资本现代性、重建劳动现代性。马克思看到，形形色色旧哲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充当宣布和解释现存世界合理性的工具，而新哲学的使命在于不仅揭露现存世界的非人化和不合理性，而且提供改造现存世界的武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基于对劳动主体历史作用的确认，马克思首次明确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强调“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2](P.15)。马克思把“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赋予了无产阶级，从异化劳动和由此而发生的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出发，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一切阶级。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终结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但最终却变成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旨在把国家政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18](P.140)。马克思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2](P.421)，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能够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劳动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核心内容和伟大目标。“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代替“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P.144)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8](P.102)。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逐步铲除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P.426)。
（三）价值旨归：从劳动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现代性问题是马克思生活时代的一个普遍问题。“资本—劳动”是马克思把握现代性问题的二元框架。资本现代性的实质是实现了“资本解放”[26]，劳动现代性表现为劳动异化，劳动现代性重建的核心问题是扬弃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或者说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动解放而实现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现代的范畴”，是对现代社会异化劳动的抽象。[7](P.44-45)异化劳动是工人维护肉体生存的唯一途径，也是马克思提出劳动解放任务的社会前提。斯密认为，劳动是痛苦的。一个人“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27](P.74)。斯密把异化劳动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马克思则认为劳动是人的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和自由的生命表现，劳动不应当成为工人保存性命和资本增殖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个性变成了与劳动者疏远的东西，异化劳动成为加在劳动者身上外在的偶然的需要。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诉求中内涵着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旨趣。马克思从“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出发，探讨了实现劳动解放的途径。实现劳动解放并不是简单地阉割资本、终止资本运动。资本从劳动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社会力量，要想实现劳动解放，劳动者必须重新获得驾驭资本物的力量。
从劳动解放到人的解放的中间环节是社会解放。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18](P.150)。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对立物。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都是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展开的。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出发，把劳动解放理解为人的解放的核心内容，通过解剖资本现代性，揭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28](P.888)。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2](P.170)用共产主义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前提，就是消灭现代社会中由资本控制的异化劳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17](P.278)资本现代性所创造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对抗性的劳动形式，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创造了实现社会解放的主客观条件。马克思认为，劳动从异化状态走向解放状态，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到那时，“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29](P.311)。人类通过劳动解放最终实现自身解放。
四、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中国语境
马克思生活于早期阶段的现代社会，我们生活于成熟阶段的现代社会，但从大的历史尺度看，都属于“现代性”的历史时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包含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劳动现代性重建两个维度。今天，从世界范围看，资本现代性仍然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重要国际背景。马克思虽然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所有问题，但他考察现代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对劳动现代性重建的讨论离不开置身性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条件，劳动现代性重建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和回应的重大现实课题。中国道路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中国方案，在世界历史形成发展过程中，劳动现代性重建始终受到西方资本现代性发展的纠缠与阻挠。坚持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中国道路必须直面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际遇和严峻挑战。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内含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它把对资本现代性的扬弃作为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前提，既强调充分占有资本现代性的肯定性成果，又强调把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对于中国道路具有现实的话语权，而中国道路的成功又证明着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的真理性。
（一）坚持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主旨就是论证共产主义现代性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始终交织着共产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变奏与对抗。马克思晚年虽然反思并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历史发展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诞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17年到1991年的74年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演绎了从繁荣到衰败的神话。资本主义却在200多年中仿佛是“危而不倒”“垂而不死”。这些现象为福山等人的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提供了口实。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福山等开始怀疑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走向“我们是谁”的资本主义追问。但是，他们对于资本现代性的反思立足点是资产阶级立场，因此，本质上“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镜像否定”[24]。这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支持者们虽然高喊“自由战胜了社会主义”，但也有像熊彼特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将在“创造性的毁灭”中终结于社会主义。当然，熊彼特所指的并不是我们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失败或消亡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倒下的是集权的社会主义，这种集权的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14](P.184)。
中国道路是坚持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指导而走向成功的典范。当代资产阶级对资本现代性的言说不过是历史狡计，他们都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显微镜面前原形毕露。以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而生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中国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共建共享发展，契合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诉求。中国道路面临着全球范围现代性失衡的严峻挑战。按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历史生成需要汲取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切肯定性成果，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视为天敌一般，不断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给予时空挤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增加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但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资本与权力勾连造成的人的深度异化问题仍然存在；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类能力发展的全面性与个体片面发展的矛盾仍然存在。实现向“新常态”的转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等，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
（二）开启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生动描绘了资本现代性展开的辉煌景象，指出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9](P.36)。在资本生产力推动下，资产阶级开启了现代社会和世界历史。从15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便踏上了资本现代性的征程。这种以资本与理性结盟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现代性，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地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0]。资本现代性是文明与野蛮的辩证统一。资产阶级仿佛用法术创造的现代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19](P.37)。“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19](P.34)，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现代性造就了“福祸相依”的现代文明。资产阶级把现代性的“福”留给了自己，却把现代性的“祸”留给了无产阶级。“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19](P.38)资本现代性具有扩张本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扩张，把现代性的“福”留给了自己，把“祸”留给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
中国是较晚走上现代性道路的国家之一，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卷入现代性洪流的。中国走上现代性道路具有“后发外生型”的特点，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扩张的背景下起步的。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道路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民族独立、国家自主问题，这是我们独立自主地选择现代性道路的前提；二是如何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问题，中国人民既要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又要克服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降低现代性发展的代价，即探索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在享受现代性成果的同时能够避免现代性所带来的折磨。西方资本现代性是建立在“资本霸权”和侵略掠夺基础上的；中国的劳动现代性重建道路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它实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道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以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问题。
（三）探索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必须遵循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目标、前进方向和客观规律。马克思把劳动现代性重建理解为走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基础工程，把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核心目标理解为自由全面发展对现代自由的超越以及“自由人联合体”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扬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探索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中国方案。民族国家是资本现代性建构的基本社会形式。然而，资本现代性的展开不仅造成民族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且造成民族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资本现代性是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世界历史背景，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是消解资本现代性的有生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的中国方案，其根本旨趣就是推动劳动现代性的共建共享，进而克服和抵制资本现代性的野蛮。
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合理调节和有效支配生产过程、个人自由活动等。马克思的理论主旨在于用“真正的共同体”取代“虚幻的共同体”，从而实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整合、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资本现代性发展的根本弊端在于劳动社会化淹没在资本社会化之中，其结果造成劳动社会化与生产资料集中的矛盾。共产主义现代性则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为基础，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普遍的社会联合和对生产的社会性调节。
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现实途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总体变革，意味着文明形态的根本变革。新时代劳动现代性重建作为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具有区分人类发展“史前时期”和“历史本身”的根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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