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全球化的实质，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也就是一个将世界各独立半独立经济体陆续纳入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纷纷融入世界市场。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并没有获得显著推进，反而是普遍的失落，其严重程度十分惊人。这就引发出对一些广泛流行的信念的质疑，这些信念包括政策和政治教条的承诺，以及作为基础的理论预测。信念不仅是来自占据霸权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来自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论述，总而言之就是它们对资本主义的乐观判断面临挑战、颠覆。
01
世界发展失落已经是事实
世界发展失落的直观体现，是“全球南方”（后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整个全球化年代看是趋于扩大，而非缩小。相关的发展政策文献所专注的“趋同与分化”问题，因此面对着具有系统意义的现实挑战。
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指标，在1980-2021年期间，作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1.6%，显著领先于中国之外的全部后进国家（即是全世界减去OECD和中国）的年平均1.3%，虽则两者其实都是低速增长。换一个角度看，以市场汇率换算的现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之外的全部后进国家的水平在1980年是OECD的10.9%，至2021年降至9.6%（见附图）。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市场汇率）：后进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率
注：World = 全世界；OECD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China = 中国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2022年12月30日登录获取
概念上，市场汇率倾向于低估后进国家的经济活动在福利意义上的价值，所反映的只是世界市场对这些活动的估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后进国家普遍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它们的经济活动必须获得后者的承认，因此，上述指标足以显示富国与贫国之间确实是随着全球化而趋于分化。
普遍分化之外，现实上确实也有不少趋同的个例，其中最触目以及最有系统意义是中国经验。在1980-2021年期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8.3%，遥遥领先于其他后进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以市场汇率换算的现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中国在1980年是OECD的2.2%，至2021年攀升至29.8%，这是趋同的表现。
02
新自由主义的迷执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自命为普世真理的意识形态，在世界发展问题上，其相应建制就总是力图建立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政策投入到实际发展表现的因果关系，聚焦于利用跨国数据回归分析作为证据。这种努力贯穿于整个全球化年代，构成了有名的新自由主义迷执（grand obsession）。
根据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后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内在动力要趋同于发达国家。因此，新自由主义迷执的起点，就是建构各种经济市场化指标并将之应用于量度现实，然后以这些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透过跨国回归分析论证它们与实际的发展表现的因果关系。这种图谋或努力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指标建构的演变，最初是侧重于比较优势之类市场原则，然后转向私有产权、资本自由流动之类市场制度，再然后又转向更加基础的法律和公共治理体系的发展情况，最终是至近年着重于宪政、信息透明等声称是市场经济必需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个演变本来是对应着“华盛顿共识”的三代政策信条，即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承诺后进国家将会凭此达致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趋同。而随着现实上趋同并没有出现、分化倒是常态，趋同论于是升级成“条件趋同”论，就是说趋同的实现有赖于上述制度基础、以至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存在。
▲“华盛顿共识”首倡者约翰·威廉姆逊
二是跨国回归分析的应用范围，按照其普世信念本来是无需限定的，奈何这种回归分析总是碰到一些重要的“离群异例”（outliers），对应着现实上偏离甚至对立于新自由主义信念的经验，尤其是中国以至整体东亚发展经验，于是惟有将这些异例剔除在跨国回归分析之外。一个极端例子是关于“转轨经济”的论述，在整个1990年代，华盛顿建制总有雄心要将中国与苏联集团的变革经验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至新世纪初发觉实在做不了而放弃，然后又不忿地要依靠“条件趋同”论重新纳入中国，再至近年终于彻底放弃（惟有中国的某些公知学者还要坚持到底）。
相对于现实，新自由主义迷执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其知识前设，就是先验地排除了世界范围的系统视野，假定后进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是相互独立，假定富国的领先发展与贫国的发展滞后彼此无关，假定世界资本主义能够容纳大多数贫国实现发展。前文所述的世界发展失落现实，显然是挑战、颠覆着这个前设。而即使这个前设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时段中能够成立，这种跨国回归分析其实也只是比较着“糟糕与更糟糕”的发展经验，而不是论证正面的发展榜样、路向。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
03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成见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自命为普世真理的倾向，始终难以避免将发达国家的制度视作后进国家的榜样和路向。这些倾向普遍见之于发达国家的多种左派，以及它们在后进国家的追随者，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正统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与趋同或分化的因果关系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是不平均发展（uneven development），即：资本主义制度成熟的国家之间收入水平趋同，资本主义制度成熟与不成熟的国家之间则趋于分化，因此，后进国家的发展前景有赖于建构、深化资本主义制度。这近似于新古典理论和新自由主义信念，不同之处在于认为趋同或分化是长期趋势，在中短期间则是波动不定，意味着跨国回归分析作为论证的有效性极其有限。两者之间的更根本分歧，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常态是平稳发展，反而危机迭起是主导，而危机往往又会加剧不平均发展。
▲“不平衡”理论的实践者：列宁
不平均发展理论相当于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前设的替代，因此，“正统马克思主义”有可能直面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体系能否容纳后进发展问题。只是，这种理论将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的经济关系归结为市场竞争（虽则是以技术革新为主的非均衡竞争），轻视以至否认前者对后者的经济剩余攫取、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危机转嫁，这在理论上需要质疑，与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发展情况更是明显不对应。
由此引申，在国际政治领域，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恒常性系统地施展霸权，华盛顿共识主导全球经济决策、操弄金融秩序、长臂管辖和制裁、贸易战、颜色革命，如此等等，又岂能说是与利益无关？与世界发展的分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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