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传统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表述的“超历史”的“普遍原理体系”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有其时代性的问题意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诸种对抗性、分裂性矛盾，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贯穿于任何历史时代、地域文明的“普遍历史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主旨主要不是发现、阐明超越时代差别的“普遍历史规律”，而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纯粹历史哲学”，而主要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其理论特性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立场和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意识
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诸种对抗性、分裂性矛盾，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导致了宰制性的经济权力、普遍的异化、尖锐的阶级对抗、个人与社会之间分裂等现代性的特有矛盾。因而，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逻辑和异化逻辑，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诸种分裂的整合、诸种矛盾的解决，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之道。
一、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现代性
传统教科书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看作贯穿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地域文明的“普遍历史进程”，针对这种“超历史”的解释模式，我们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才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可以大致区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性研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专门性研究两个层次，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后者的研究目标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理论工作的核心，因而也就构成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倾其一生追问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在追问以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现代社会的总体特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是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总体形态，看作现代性得以存在、延续的基本制度和发展形式。这种以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现代性，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性”。
当代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将“资本主义”视作“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自马克思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大都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理解为资本主义。如韦伯便将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中心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1]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和马克思一样，将现代社会的起点大致确定在资产阶级时代来临的16世纪前后。至于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学界主流观点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性整体所包含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主要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它们分别将资本主义看作构成现代世界一部分的“经济结构”、“上层结构”或“精神气质”。第一种观点最为常见，以沃勒斯坦、吉登斯等学者为代表，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或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经济结构或经济形式。沃勒斯坦认为：“经济世界本身应该有一种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就叫资本主义。”[2]作为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基础。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而是一种“上层结构”，它居高临下，对市场实行垄断和支配。这种观点以布罗代尔为代表，他将经济生活区分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3]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特征就是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资本主义，而第三种观点则主要从文化价值和精神气质层面来界定资本主义，集中探讨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韦伯和舍勒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内核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与伦理秩序，这种精神气质必然体现在特定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心性结构之中，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个人的心性特征和情绪体验之中。
与上述观点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性的构成要素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则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概念，将资本主义看作贯穿于现代性各个层面的社会基本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4]它构成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因而是一个囊括了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总体性存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语：“‘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5]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精神文化等都构成了这一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内在要素。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总体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即以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逻辑——在特定社会（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范围中，不断实现着全面贯穿、彻底宰制。正是由于资本逻辑的这种全面贯穿的总体性，资本主义才得以成为整个现存现代性的总体结构。总之，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将其看作为一个流变不息的历史体系，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社会总体。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将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形态，而且将现代性分析的重心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因而就需要从生产方式出发来把握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呢？从狭义上来理解，生产方式主要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组合方式。而从广义上来说，生产方式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讨论生产方式时，更多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因此，从生产方式的性质出发来界定特定社会的时代特征，就是从该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尤其是从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来理解该时代的总体特性。具体到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说，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也制约着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行与演化。因而，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来理解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由此，资本关系便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从根本上说，资本就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只有紧紧抓住资本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才能够理解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性，才能够进一步理解整个现代社会的矛盾本性和发展前景。在资本关系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生产是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依赖于市场交换活动的持续进行，因而内在地包含着生产的社会属性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也就是包含着资本关系及其异化后果；其二，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因而内在地包含着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压榨，包含着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异己关系。这两个特征及其所包含的矛盾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运动的根源和基础。
二、思想主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传统教科书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主旨视作“发现”和“阐明”超越时代差别的“普遍历史规律”，针对这种抽象的解释倾向，我们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主旨。
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总体，并不是指现代性就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发展形式或实现方式。资本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外，还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等其他类型的现代性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便是现代性既有的发展形式、现存的实现方式，因此，马克思才将“现代社会”称为“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证明了：存在着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建构“另外一种现代性”、“新现代性”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变化的多元复合体，而不是在少数西方国家之内凝固不变的单一体：现代性拥有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唯一实现方式，而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可能类型中的一种特定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7]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这决定了必然产生出一种或多种新的发展形式以代替资本主义形式，这便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发展形式。马克思恰恰是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历史差异与剥离倾向。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它承载着现代性的普遍的“物质内容”。从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其“发展形式”、生产方式的技术组织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区分与联系的基本观点来看，现代性作为社会的总体特性包含着普遍“物质内容”与特殊“社会形式”两个彼此矛盾的方面。现代性的特定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可以多种多样，而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却具有普遍性，在多种发展形式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从“物质内容”来看，现代性主要是指，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和发展，由此推动了人类普遍的“文明化”趋势，引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与显著进步。例如，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勃兴，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高度发达，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交往活动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全球化，先进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传播，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显著加强，个人自由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发展等等。再从“社会形式”来看，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强劲推动和全面支配，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的逻辑，因而也就包含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对抗、分裂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曾以劳资关系为中心做过具体而深刻的阐释：“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8]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等文明成果则构成了现代性的物质内容的基础。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趋势必然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资本主义主要指一种社会形态，其本质在于生产关系（即资本）的性质，必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处于矛盾关系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资本，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正是资本关系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必然产物。然而，另一方面，这种适应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随着矛盾的发展必然走向不能适应、不能兼容的对抗性矛盾。从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必将遭到历史的扬弃。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形式表现为现代性物质内容的历史性“外壳”。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对抗化发展，资本主义的“外壳”与现代性的“内核”将会不断趋于脱节、趋于分离，这就显示出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二重性。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深刻的历史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另一方面，这种必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必然性，而是暂时的必然性。由此，资本主义现代性便具有深刻的过渡性质。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具有必然性和暂时性的特征，正是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发展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各种对抗与异化“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9]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建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和暂时性，必然表现出自我克服、自我消灭的趋势，历史地成为现代性自身不断发展和内在超越的“必经之点”，成为通向某种“新现代性”的“过渡之点”。这种历史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的、暂时的手段。作为“历史目的”的社会发展与作为“历史手段”的资本主义之间并不是永远契合的，而是存在着“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10]如果资本主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那么二者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有机的统一，而一旦资本主义与社会发展不再适应，那么二者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对抗性的分裂与脱节。
更进一步地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二重性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在其内在矛盾中蕴含着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趋势。新的发展形式，尤其是新的生产方式正是在旧的社会形式内部孕育出来的。旧社会形式表现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母胎”，新的生产方式表现为旧社会的“产儿”。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特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然会从旧的生产方式中生成和发展起来。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正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日益成熟起来的，“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11]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2]自我扬弃的实质，就在于社会历史的新旧发展形式之间的更替，就在于新旧社会形态的革新。
具体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依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即资本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来思考现代性的自我扬弃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内在矛盾奠定了现代性矛盾的基础。在资本支配下，现代性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矛盾综合体，表现为“二重性”的历史内涵，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形式之中恰恰孕育着日益积聚的解放潜能，这二者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结合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矛盾聚合体之中。因而，从根本处来说，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实质就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克服、自我消灭与自我超越。所谓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外一个世界，并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孕育出来的现代性的新发展阶段——这一“新现代性”，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异化形式的同时，还继承发展了其全部解放潜能。因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无绝对的断裂，而是一种现代性自我扬弃式的内部相继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并不是“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差别，而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方式、特定发展形式的更迭演变。社会主义最终表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生成出来却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总之，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趋势的辩证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才开启了一条以共产主义运动推动现代性实现“内在超越”的独特路径。
三、理论性质：现代社会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是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这就决定了它不是传统解释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关于跨时代、跨地域普遍规律的“纯粹历史哲学”，而主要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以“现代社会整体”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理论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病理诊疗的批判性立场和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
首先，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许多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的辩护论特征，而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不是对现代社会的有机体进行描述和论证的“社会生理学”，而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社会病理学”。[13]这里，现代性的生理学与病理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理学是以研究、阐释现代社会机体的运行原理为目标，因而，现代社会机体本身就被假定为健康的、合理的；而相反的，病理学则是以诊断、治疗现代社会机体的病症为目标，因而，现代社会机体就被预先看作是病态的、不合理的。生理学很容易推导出为既定现实辩护的结论，而病理学则始终带有批判的视野，从而很可能引申出革命的结论。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体现出的浓厚的经济主义与物质主义特征，恰恰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意识形态，是社会机体的“生理学”，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辩护论特征。马克思在对“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进行批判分析时指出，重农学派“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14]资本主义的生理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预先假定了资本主义形式的健康、正常与合理。将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社会的“生理形式”之后，就会很容易将其进一步看作一切社会都具有的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形式。重农学派的这种生理学辩护论特征贯穿在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曾多次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根本弊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任意的抽象”，将现存的经济事实及相应的经济范畴自然化、合理化和永恒化，从而为资本关系辩护，并将一切不同于、妨碍于资本主义运行的社会形式都斥责为“人为的”即非自然的、不合理的。从历史的、批判的视野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非历史的辩护论立场，就在事实上沦为了资本主义在学术上的代言人和辩护士，他们担负的社会功能主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者。由这些思想者精心编织出来的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从学理上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且还通过文化知识教育体系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创造出大众对资本主义秩序的自愿服从，这就是所谓“合法性”的确立。
马克思正是要拨开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迷雾”而发现历史的真理，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就表现为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即社会有机体的病理学。这种病理学的精髓就是一种批判策略，这种策略在历史视野中得以展开：因为对象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都具有历史二重性的矛盾性质，因而必然会在其内在矛盾的发展中趋于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因为对象具有这种历史性，所以就不是天然合理、永恒不朽的，而是可以通过历史过程发生改变并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批判的。这样，对社会机体的最彻底的批判，正是历史的、实践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努力加以自然化和合理化的经济事实、经济范畴，马克思都要在历史的批判视野中追问这些事实和范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追踪其根源和本质。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自然化和永恒化，看作理所当然的前提，而马克思却要深入历史考察之中去追问这些看似合理之前提的历史条件和发生过程，从而发现这些前提的根源与本质。在经济学家视作自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性的地方，马克思却看到了历史性、不合理性和暂时性。
当然，现代性的生理学与病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的。在这个意义上，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国民经济学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现象学”的意义。[15]事实上，以政治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性生理学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的阐释、辩护框架，主导和统摄着现代人的日常意识，妨碍人们认识、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的矛盾。而马克思的方法是非常独到的：他既没有完全沉溺于这些意识形态叙事，也没有完全抛弃它们，而是采取了批判的接受、历史的理解的方式，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阐释转化为理解、批判现代性的门径。这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在批判地接受支配社会生活的那些范畴的同时也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的批判”。[16]马克思正是通过加工、改造现代性的诸种意识形态幻象而进入到了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真实天地。
其次，作为现代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病理学的批判立场，还具有鲜明的总体性视野。卢卡奇曾经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总体性”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17]从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是多种要素、环节通过内在联系而结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现代性的病症只有在一个整全性的问题域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具体的呈现。
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彻底的反思和批判立场，就必然要有一种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和整全性诉求。因为现代学科分工原本就是现代性的合理化进程的消极产物，其形成过程的特点就在于：通过严格的理性分类，将有关人文、社会的研究与具体的历史研究拆分开来，并分别固定在狭窄的领域和方法之中，形成所谓“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现代学科普遍存在着“遗忘历史”的病症，它们仅仅将现代性的既有事实、既有范畴以自然性、正常性与合理性的名义当作“自明的”前提预设、当作“专业常识”固定下来，不再追问其历史产生过程和实际社会内容。此种学科知识的社会功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非历史化的认知操作方式，将现代性的既有实现形式（即资本主义现代性）当作不容选择、无可替代的事实接受下来，并进一步论证或增益其合理性。因而，现代分工体制中的专业学科普遍具有专业主义的非批判性质和辩护论性质，已丧失了对现代性进行总体诊断的能力。拘泥于严格的现代学科分工体系，就难以形成总体性的视野，就无法从整体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反倒可能坠入学科合法化程序的泥潭不能自拔，由此，关于批判立场彻底性的宣称也就沦为空谈。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现代学科体制形成之初的例证，而后世的主流经济学更是将专业主义的辩护论性质发展到了极致。为了对现代性展开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总体性的学术视野，在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之间穿梭自如，而不束缚于其中任何一门专业的樊篱之中。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扬弃现代学科分工而形成总体性视野，是批判资本逻辑的必要途径。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全面贯穿的总体性，客观上要求批判视野必须具有总体性。由于资本逻辑是一种总体性中包含着差异性的逻辑，它将整个社会分割成单独的局部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针对这些领域而建立起来的各门专业学科也是各自聚焦于局部领域之中，而丧失了从全局上把握资本逻辑的能力。与马克思的总体性批判视野相比较，局限于现代专业体系的诸种批判性理论往往在资本逻辑面前捉襟见肘：“理论往往跟不上它所针对的对象。理论被囚禁在局部的学院语言之中，而资本活动的空间却是不受限制的。资本所及之处，囿于自身局限性中的种种批判话语未必能够抵达。”[18]而与此不同，马克思的批判视野则不是从专业领域的知识框架出发，而是直接从资本的观点出发把握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往往只有从资本和商品生产的角度看，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才是丝丝相通、环环相扣的。……整个社会的被割裂和各种看似局部性的问题，如果从资本和商品的角度切入，是能够全部打通的。”[19]现代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如果仅仅从局部领域通过特定学院专业知识来予以认识和纠正，就不能形成批判的深度，仅仅是“治标不治本”；而如果从资本总体性的视野来加以审视，就能发现貌似互不相干的诸种具体问题之间的普遍联系、貌似彼此分离的各种具体现象背后的共同根源，就能上升到总体批判、根本超越的高度。这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整全性的思想视野在后继者手中却日益遭到了肢解。在传统教科书模式中，马克思思想被强行拆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而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说明。这种拆分曾经发挥过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是弊端重重，它实际上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总体性视野，并进一步导致其批判维度的丧失。这应当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性话语中显著缺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显著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单位：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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