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提出了一个最直观的问题：“资本家用5万法郎购买生产原料，用3万法郎支付工资，却得到20万法郎的利润。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断的劳动，还依旧赤贫？”[1]（225）这一问题直接道出了政治经济学工资理论的矛盾——个人所得的报酬与其付出的劳动不相等的矛盾。蒲鲁东认为，这是引发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绝对不能忽视和回避。这一问题也是蒲鲁东之所以吸引马克思的思想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马克思绝不赞同蒲鲁东在工资问题上的绝对平等主义的主张，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问题本身也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切入点。今天重新面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马克思对蒲鲁东工资理论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工资、劳动、平等等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平等思想。
一、 绝对平等：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
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资理论的双重批判，蒲鲁东形成了自己的“绝对平等”的工资平等理论。蒲鲁东把正义等同于平等，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多劳多得”、“按才分配”，不仅制造了“劳动”、“才能”、“工资”三者之间的不平等，还造成了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因而是不正义的[1]（156-164）。
首先，蒲鲁东批判了圣西门、傅立叶主义者“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思想。蒲鲁东指出，“多劳多得”原则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把劳动作为工资的唯一标准。然而，由于不同劳动者在体力、劳动量和劳动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多劳多得”不仅会造成劳动者之间在工资报酬上的不平等，而且还会造成人们之间的社会斗争。因此，蒲鲁东认为“多劳多得”与正义、平等是相悖的。一个在精力和体力方面都占尽优势的劳动者用6小时就能完成自己的所有工作，而他又由于自身优势去抢占他人的工作，试问他的这种行为正义吗？我们不能因此把“地球当作一个巨大的战场”[1]（154-155）。蒲鲁东认为，在社会范围内，一个人的劳动对于他人的劳动或财产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否定与剥夺。这样的劳动必然是不正义的。
同样，蒲鲁东认为，与“按劳分配”一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按才分配”原则也是不成立的，它同样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像政治家、诗人、学者这些拥有“卓越智慧”的人，虽然天赋优越、才智卓越，但却不能因此而要求更高的报酬。所有人，无论天赋才智如何，在社会中都是平等的，他们只是所处的社会职位不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而应当获得同样的工作报酬。因此，蒲鲁东反对将更多的社会地位、财富和特权给那些卓越的人，认为工资平等可以酬偿所有的天赋，天赋的优越性正是财富平等的基础，因为对于社会来说，“才能是人的固有义务”[1]（175）。为维护这种绝对平等的工资理论，蒲鲁东预设每种技能的数量与社会的需求必须是相等的：一方面，生产者只是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生产或发挥自己的才智；另一方面，社会既尊重每个人的不同职务，又遵循“工资绝对平等”的定律。蒲鲁东用他特有的辩证法说道，才能的不平等是工资平等的必要前提[1]（164）。在蒲鲁东看来，“多劳多得”、“按才分配”原则都没有考虑到与劳动直接相关的两个概念：“协作”与“生产资料”。“协作”在蒲鲁东这里指的是工人集中进行劳动的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协作劳动中，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虽然有差异，但就它们对社会的贡献而言却是完全平等的。如果不考虑这种协作的社会形式，而仅仅根据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来支付其工资，就会造成工资的差异，就会引起社会矛盾，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了。资本家正是在“按劳分配”的幌子下，仅仅按照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来支付工人工资的。而生产资料，即便像土地的一样无限或取之不尽，也不能按照“按劳分配”或“按才分配”的原则进行生产。
其次，蒲鲁东激烈地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工资理论，特别是萨伊的工资理论。在蒲鲁东看来，萨伊工资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把生产资料的价值问题计算在内。萨伊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于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同因而必然是不同的，此外，商品的价值还取决于商品的具体效用，受人们的需要、偏好、时尚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不断变动的，这样必然会得出工资不平等的结论。蒲鲁东则认为，产品的实际价值不仅源于生产该产品所占用的劳动时间，而且还包括它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劳动时间的价值是平等的，因而工资也必须是平等的。蒲鲁东指出，《伊利亚特》的诗篇、一双鞋和钻石的价值有何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或创的劳动或所牺牲自由不同，而且还在于它们所耗费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同，不同的生产资料本身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1]（170-173）。蒲鲁东认为，萨伊只确定了产品的“内在价值”与“相对价值”而没有确定商品的“绝对价值”，商品的“绝对价值”应等于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的费用”[1]（170-171）。而商品的“构成价值”又不同于商品的绝对价值，而是商品通过交换中得到社会承认，作为社会财富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工资的确定不能以产品的价值为依据，而只能以劳动时间的价值为依据，而每个人在劳动时间上则是绝对平等的。在此基础上，蒲鲁东否认“劳动时间越长，生产的价值就越大”这一工资不平等的定律。因此，他既反对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反对工人罢工和增加工资的要求。他认为，增加劳动时间，并不能增加劳动时间的价值，而且还会使劳动者牺牲更多的自由，这是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正义的体现。在此可以看出，蒲鲁东在劳动时间问题上显然误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混淆了产品所凝聚的劳动时间的多少（劳动价值量）问题与工人的劳动时间的长短（工作日）问题。
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力求实现收入的绝对平等，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正义。蒲鲁东深知，这种绝对平等和正义必然要求采取同样“绝对”的方式去制定经济原则和组织社会。工资平等理论要求整个社会根据可供利用物资的数量，计算劳动者的人数并分派工作，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完成某种社会任务的能力，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工资也是平等的，社会才是正义的[1]288-289。所以，蒲鲁东所主张的绝对平等不仅指劳动平等，还包括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领域的平等，是整个社会的平等。这也就是他设计的新社会，建立在“公共正义”而非“私人正义”基础上的未来社会。
二、 乌托邦幻想：蒲鲁东工资平等理论
的根本缺陷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绝对平等的工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规划的新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无论是平等劳动或正义劳动的观点，还是人人平等、社会互助的理想，都是脱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抽象观念，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去揭示不平等与社会矛盾的根源。蒲鲁东的工资理论与社会理想，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小生产者的幻想。
首先，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劳动平等、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观念，仍然局限于黑格尔主义的思想逻辑之中。蒲鲁东是从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角度来理解平等、正义等观念的，他把正义理解为绝对平等。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所有人，无论行业、职位、天赋、贡献，甚至也不论劳动的多少，都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蒲鲁东甚至提出，人的需要和负担都应该是相同的[1]（159）。每个人都平等地参加劳动，他所生产的产品的“构成价值”是相同的，即每种产品作为社会财富的价值是同等的。每个人平等地参与社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也是相同的，从社会获取同样的工资报酬。这样就不会出现工资的不平等与劳动不平等现象，能够根本消除各种各样社会矛盾。在蒲鲁东看来，这种平等的劳动就是正义的劳动。蒲鲁东说，“如果一个人在自己休息的时候让另一个人去劳动，这个人的行为就是不正义的，他就是资本家”[1]（271）。同样，不平等的劳动也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不平等的劳动必然会制造“竞争”和“斗争”。蒲鲁东认为，不正义的经济活动是由人好逸恶劳的贪婪本性、不正义的劳动所造成的。而如何保证个人的劳动一定能够成功地社会化，蒲鲁东则寄希望于个人在道义上的义务和社会对个人的监督。这样就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停留在抽象的“正义”、“平等”观念范围内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正义。蒲鲁东激烈批判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这是蒲鲁东远远超过国民经济学家的地方。国民经济学仅仅把劳动看做是为了生存的一种手段，蒲鲁东把劳动看做“绝对的平等、正义”。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陷入了“绝对平等”的幻觉，他没有看到不平等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带来的，他不可能深入剖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蒲鲁东完全采纳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方法，并且像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颠倒了现实关系与理论范畴的关系，把本是现实关系的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当成现实的本质与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各个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反而把它们看做是产生于“观念”中的概念。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过是由一些公式或规律所组合起来的学说，仍然停留在观念范围内，将经济活动当作在“绝对观念”中的运动。“当蒲鲁东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2]（607）。马克思批判指出，蒲鲁东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重新移植到“政治经济学”的地基上，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消解各个经济学范畴里的消极方面，保留其积极的方面，自以为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双重批判与超越，实际上仍然处于这二者之下。“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2]（617）。
其次，蒲鲁东虽然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看到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但是却幻想通过平均财产、集中生产、互助联合等方式解决矛盾，充分体现出其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和小生产者的立场。蒲鲁东认为，要在现实中实现这种绝对平等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必须消灭所有权，平均财产，或将资本平均化。“在劳动平等的条件下，让每个人都得到一份相等的财富”[1]（271）。这样，即使这样做会使人们的私心有怨言，但人们却无从反驳。蒲鲁东特别强调，在财产平均的基础上，社会应实行“集中生产的方式”或“互助联合”的生产方式。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交换以后剩余的所有产品全部交给社会或集体所有，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了。实现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社会是蒲鲁东的理想。按照蒲鲁东的设想，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个人必须平等地参与劳动，而且个人的劳动也平等地被社会所承认。个人的劳动是在个人与社会的“绝对和谐”关系下的社会活动，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交换，而非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社会不过是人们相互之间互助联合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完全忽视了“平等的占有”是国民经济学家提出的观念。与此同时，蒲鲁东对个人与社会的理解都是抽象的，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观念：一方面把个人理解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另一方面把社会理解为个人的外在的相互关系，因此不可能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在蒲鲁东工资平等理论中，社会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2]（167）。蒲鲁东所看到的只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而没有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如果说存在所谓的绝对平等，那么只是工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在资本面前的平等，在赤贫面前的平等。这也充分透露出了蒲鲁东思想的“法国小农（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3]（17-18），企图保留早已被历史所扬弃了的小农土地所有权形式。
与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同，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甚至认为工人罢工是违法的，认为不必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仅仅通过经济改良就可以实现社会变革，幻想通过寻求一条“科学的道路”，通过不分阶级的社会合作，取消财产的垄断权，将资本普遍化或财产平均化，取消货币，代之以劳动小时券，建立互助银行，最终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回避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充分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的社会改造方案也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
在工资问题上，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如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然而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没有挖掘出工资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因而只能停留于关于工资平等、正义劳动、社会和谐等的抽象观念与乌托邦幻想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工资问题的实质乃是劳动问题，异化劳动是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才有真正的平等可言。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露与批判之中。
三、 劳动解放：马克思的劳动平等
思想的实质
通过对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的批判，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劳动平等的思想。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平等的实质是劳动解放，即消除异化劳动，使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或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得以充分自由地发挥，从而实现每个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劳动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发展或实现自己的类本质或自由个性，这要求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消除阶级对抗以及个人与社会的抽象对立，真正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
首先，马克思的劳动平等观是对平等的一种实质性理解。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抽象法权对平等（以及自由、人权等）的形式化理解，并把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平等（以及自由、人权）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指认为一种“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3]（182-18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平等问题同社会革命或人的解放直接联系一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的功绩，即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形式平等的假象，并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所有权垄断，把工资与劳动问题结合起来。马克思同时指出，蒲鲁东仍然是以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批判国民经济学，蒲鲁东承认人的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的、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蒲鲁东虽然“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2]（166），但是却没有触及私有财产的本质即异化劳动问题，因而消灭所有权也就只是一句口号。“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2]（167）。也就是说，蒲鲁东只是局限于交换与分配领域要求工资的平等，而没有进入到劳动或生产领域要求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则认为“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2]（167）。要消除私有财产必须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也只有消除异化劳动才能有真正的平等可言。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念的核心。
其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使劳动回归人的本质，也就使个人获得了通过劳动进入社会、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平等机会。虽然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把平等问题与劳动问题联系起来，但是他对劳动的理解却没有超出国民经济学的视界，劳动被看做的人的体力才智的付出与自由的牺牲，这样也就与国民经济学家一样把人仅仅看做是工人或劳动力。蒲鲁东所谓的劳动平等也只是抽象的劳动时间的价值的平等，或个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的平等，社会平等也就只是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抽象平等，理想的平等与正义的新社会也就停留于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分高低贵贱地同等地参与劳动、互助合作。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没有认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是社会不平等的深刻根源，也没有认识到社会的阶级性与对抗性，幻想回到前资本主义的小占有者的所有制形式，在平均财产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平等与正义。而马克思则深刻地指出，蒲鲁东没有考虑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产的现实矛盾[2]（78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不再抽象地谈论劳动，而是揭露与批判劳动的异化，并认为异化劳动是国民经济学所由以出发而未加批判的前提，通过揭露和批判这一前提，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国民经济学，也超越了蒲鲁东的工资平等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文本中，马克思则逐渐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成为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抽象的统治力量，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力量。在具体层面上，马克思把劳动区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对于劳动时间，马克思则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并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科学概念作为破解商品价值与价格矛盾以及剩余价值秘密的钥匙。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或雇佣劳动的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解剖与批判，展现了一个劳动解放、个性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前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把劳动平等的实现诉诸于消除异化劳动或雇佣劳动，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也就是消除个人与社会的抽象对立，真正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基础，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把劳动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劳动作为人的社会性活动，是个人进入社会并与社会有机联系的最基本的途径或形式，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与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更为显明。因此，马克思既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又在现实性上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0）。劳动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实质内涵，也就是消除个人与社会的对立，重建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统一，社会也就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也就获得了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或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解，与蒲鲁东对互助联合的新社会的设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蒲鲁东仍然局限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把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体，并在抽象的个人活动的层面上来理解劳动，把社会不平等归结为劳动者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蒲鲁东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他所理想的新社会是回到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互助联合的新社会，其实质也不过是孤立的个人或小生产者之间的外在关系。马克思则根本批判和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肯定劳动以及人的社会性本质，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认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生产力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条件，为每个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样的社会也就是实现了个人与社会有机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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