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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有权的悖谬：一个自由主义的难题
劳动所有权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在哲学史上，首先提出劳动所有权并将其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范畴使用的人是洛克。在《政府论》中，他从个人对自身人格和劳动的原始所有权出发探讨了财产权问题，即个人如何通过劳动获得所有权。在《剩余价值论》中，马克思特别摘录并评价了洛克的这一经典表述。正是基于人以劳动的方式对物所施加的创造，才确证了人对物的占有关系 （即所有权）的合法性。因而，与生命权一样，由劳动确立的所有权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是人格中本身就有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洛克特别强调劳动本身的创造性，甚至刻意抹杀物本身的质料因素，并试图以劳动的创造性取代物品的整体价值。在洛克看来，只有这样，物才能以绝对被创造的方式归属于劳动者所有。
事实上，洛克有关劳动所有权的观点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他所谓的“劳动”说到底只是农业劳动，尚未真正形成“一般劳动”概念。这个任务是由亚当·斯密完成的。然而，作为斯密口中“财富的源泉”，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一个抽象的起点，所有权也只是一个如几何公理般的理论前提，很少真正引起国民经济学家的重视。在谈到资本时，他们甚至直接否认了“劳动是资本的来源”这一事实。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斯密认为，虽然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但是，作为资本的财富最初来源于资本家个人的节俭。正是基于此形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资本所有者有权要求占有劳动产品的主要部分。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将最终导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丰富和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的改善以及道德情操的提高。于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就成为资本家进行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目的。
问题在于，随着私有制产生并成为普遍现象，劳动与所有权的这种原始同一性就逐渐丧失并最终走向分裂和对立。以往社会中可以凭借自身劳动直接占有劳动产品的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劳动价值象征的工资。《国富论》中，斯密就已经不自觉地触及了这一问题，所以他在充分肯定了劳动所有权之后，从第6章开始论及“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时，似乎又承认了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所有权同时并存的事实。其实，早在17世纪，洛克就已经察觉并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一点，即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劳动产品、小 块土地三种所有权已经走向了分离。可见，在洛克和斯密那里，劳动与所有权 的同一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最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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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有权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场路径
在《法哲学原理》的第三篇“伦理”章中，黑格尔第一次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境遇中考察了所有权问题，这也是他对所有权问题之阐释的最后完成。事实上，早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试图超出近代政治哲学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解释框架考察劳动所有权问题，即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理解劳动所有权问题。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其所有权理论存在的问题。由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伦理的意义上，无法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关系，因此，他的所有权理论最终也没有摆脱自由主义所有权的形式规定。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所有权理论，也批判了自由主义所有权的超历史性：所有权的发展是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关系相关联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在批判黑格尔和自由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要揭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就必须深入政治经济学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总是与私有制勾连在一起，在其自由平等的表象下隐藏着“迄今为止最发达的 社会关系”——资本，这才是造成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深层社会根源；而揭示这一根源及其发展规律并寻求超越的现实路径，正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
与私有财产的现代形式一样，所谓“自我所有”的个体工人从共同体和生产资料中脱离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创造。因此，资本原始积累实质上就是把本来具有自然同一性的劳动者、劳动与所有权强行分离的历史过程，独立存在的雇佣劳动力和货币资本由此产生。经此分离，劳动所有权被资本所有权取代，相应地，价值规律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是所有权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揭示，直接揭开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表象下的剥削的秘密，也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之谜。在这样的前提下，洛克基于“自我所有权”的自然权利所确立的财产权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臆想，斯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终将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的道德情操论也注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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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
劳动与所有权问题无疑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议题，也是理解和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在揭示出资产阶级劳动所有权同一性的虚假事实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所有权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历史任务。实际上，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所有权：一种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不会带来剥削和支配，因而是要保护的；另一种是依靠剥削手段获得的所有权（如资本所有权），它本质上是所有权的异化。对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要坚决消灭，即“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是这种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的主导力量。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了现代政治的本质——权力与资本共谋。与封建专制强权的直接占有形式不同，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是一种看不见的“构序力量”和“关系线”，它在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展开自身，并在根本上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传统政治哲学中诸如公平、正义、国家、权力等普遍概念就不再是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对象，而是必须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 性。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政治现实的异质性结构在根本上决定了传统政治哲学概念的无效性。作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合理化的产物，近代西方政 治哲学所谓的自由、平等、人权说到底都只是在维护有产者的特权，它既不能 带来普遍的、现实生活的自由，也无法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 对立作出合理的解释。基于此，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基 于某种需要的“外在嫁接”，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内生关系”，不是我们非要从马克思思想中开辟出一个政治哲学的学术向度，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现实的异质性结构内在地要求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试图绕开与资本的关系、回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建构都无法对现代政治作出根本的解释——或者说，没有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是无效的。
因此，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束缚，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深入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现实展开的内在逻辑，这是《资本论》的隐性“现实”，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统摄着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构成了现代政治中合作、对立、冲 突、强制等现象背后的现实根源。在现代社会，也正是传统的宗法统治、国际依附、生态结构与资本主义剥削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体系，它们在根本上都受到了资本逻辑的先行定向。换言之，正是资本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根本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就不能不加批判地承认西方政治哲学有关自由、平等、正义、法权等抽象原则，而是要在深入揭示资本关系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些概念作出重新解释。
在《资本论》中，通过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政治经济学概念取代自由、 平等、权利等传统政治哲学概念，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就从“劳动与所有 权”问题转化为“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进而，有关“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研究取代“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是哲学批判、政治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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