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再一次见于报端。数个月来，欧洲观察家如果不援引这个词，几乎就不能书写美国。在对全球聚合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不可抗拒的、国际性的扩散的讨论过了十年之后，有关美国不可通约性的言论又流行起来。《经济学人》以显著的国家差异的图表，率先开始了他们对“后9.11时代”美国的分析。欧洲的时事评论员与美国宗教狂热的奇异性、美国公共话语在道德上的自以为义（self-righteousness）以及高深莫测的美国心智独特性周旋着。国内这边，有关强壮的、权力投射的美国爱国主义的修辞带着一种不同的意味恰好回响在相似的主题中。美国的狂热程度只有在与欧洲或者东亚国家的比较中才显得不寻常，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而在美洲之内，美国的狂热几乎是正常的。在必要关头，对盟国和世界意见的轻蔑是所有政府的策略，这似乎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最后，尽管美国总统几乎无法操着弥撒亚式语言表达威尔逊的世界责任，但美国在伊拉克崇高的道德使命最具说服力的发言人是非例外论的英国首相，这似乎也是不值一提的。
例外论主宰着新闻报道，因为它是一种简单的、反思性的分析类型。例外论凸显了强烈的时刻反差，并在这些反差背后编排出一系列支撑它们的证据，所有这些证据都一一对应地挂靠在意味深长的、经久不衰的历史差异的解释性车头上。在这方面来说，例外论叙事实际上是各种聚合理论的一面精准的镜子，将这些理论历史的和当代的证据的分散货箱集合起来，以产生反面的效果。但宏大的全球聚合理论—比如最近还很流行的福山在10多年前提出的预言：除了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展开的运动以外，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点—在过去十年间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种族间暴力和宗教战争的国际性高涨中已经土崩瓦解。在这些宏大理论渐渐褪色的同时，例外论的修辞学配方再次崭露头角。
然而，“例外论”的类别远比它们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更加充满歧义。从概念上讲，规则和例外的观念充满了困难，并交织着危险的后果。显著的美国例外论历史的主张在过去十年间遭遇了一连串新史学著作的正面挑战。紧接着的是将这两条通常不相干的探究线索联结在一起的尝试。例外论叙事在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中做出了什么样的智识工作（无论它们是在哪里发生的）？就美国而言，例外论史学的经典前提遭到了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多大程度的破坏？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从新一代史家中涌现出来的新的跨国美国历史？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将不会解决美国差异的问题，因为尽管披着修辞上的外观，差异从来不真的成问题。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将在一个古老却被重新强化的讨论和一个再次复兴的陈词滥调的旋涡之中获得某些更加坚实的思想牵动力。
最初，例外论叙事是国家自我意识的原动力。这些叙事协助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国家：一个作为历史整体被相信、被感知的“美国”。习惯上被称为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日常生活的有限的、地方的、情景化的认同是怎样能够被动员进一个单一的国家边界意识中的—这一直是一个长期而激烈的论辩问题。在其影响深远的《想象的共同体》（1983）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主义的起源有赖于印刷资本主义，它以跨空间事件的水平同时性意识取代了线性的、朝代式的时间。正是空间变成了想象的国家。对于其他学者来说，国家意识产生中的根本事件在于通过发明的传统或者记忆的形成与消除，形成一个对想象的过去的建构。对于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平庸的民族主义》）来说，国家意识产生的关键在于他用修辞学的把戏所说的“指示语”（deixis），即一个口头的“我们的创造，其假设因为淹没进了日常生活话语的特定语法之中而更加强有力。在所有的这些进程中，民族的巨大多样性在修辞上被合众为一。繁多变成“我们”；历史的宏大的、杂乱四散的喧嚷变成了对“我们的”经验的记载。
但是很显然，这个“我们”并非是国家塑造过程中的唯一产物。相同的行为产生出一个“我们”，也产生出一个“他们”。甚至开始思考国家“自身”时，几乎需要在脑海中唤起它在其他某处的对立物。想象的“此处”需要一个想象的“别处”。聚焦认同于国家之上的工程中有着这样一个讽刺之处：这一行为涉及将如此多的概念能量转移到别处，转移到一个想象的他者的世界。
但就这点而言，国家例外论的叙事凭借其对外部“他者”的强力浓缩脱颖而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例外论并没有作为独特性的同义词而进入史学词汇中。一个符合例外论的国家并不是简单地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外是对规律的偏离。就像差异论一样，例外论的主张依赖于一个想象的“别处”。然而，它们之所以如此强有力，是因为它们将世界广袤的杂多塞入统摄母国之外的一切地方的普遍历史趋势之中。例外论将历史普遍化，以至于符合例外论的国家的独特性似乎在与世界趋势的对抗之中凸显出来。他们创造了一个“此处”和一个“别处”，从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本身在这两个地方以不同的动力运行着。
这是一种我们与美国相联系的国家意识形式，并有其合理性；但是，例外论话语的出现比我们惯常设想的更加晚近。诚然，逃离平凡无奇的历史这一预期在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新英格兰曾是“山巅之城”（约翰·温斯罗普著名的说法）；这个国家将发起“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然而，这些都是有条件的措辞，并非是必然的。让美德被时间的、自满的、财富的和腐败的酸液侵蚀——像温斯罗普和革命一代的领袖们都几乎确信它终会如此，这些想要成为被拣选者的人的虚荣与炫耀将让他们沦为世人的笑柄。这就留待19世纪经常上教堂去的美国人来想象更加大胆的东西，即美国天然的、不可改变的是被选之地，有着一份世界历史性的圣约和使命，这使它与世界上别的地方区别开来。所有虔诚的人都会意识到，任何国家都注定迟早要覆灭。但当美国的宗教先知思索这一事件时，他们发现很难抗拒千禧年本身将最先在美国迸发的信念。被选中的国家和衰退的、罪恶的世界：例外论的张力靠宗教与民族主义两股冲力的强力联合供养着。
然而，相抵牾的张力也弥漫于19世纪的美国文化中。美国清教徒也许把他们自己当作被神拣选之人，但是他们从未想象他们自己完全脱离于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也并未用一种全然民族主义的天命感来代替基督教宣称的普遍天命。世纪之交，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样的美国沙文主义者吹嘘美国的昭昭天命是全世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更大的历史性使命的一个阶段。在19世纪关于美国的历史书写中，国家的过往依照惯例滑入了更大的跨国模式中：作为基督教世界和文明之历史的一个方面，或作为日耳曼“种族”演进历程中的一个章节，或作为国家凭此兴衰沉浮的美德与腐败的普遍模式的一个阶段。
总之，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而且也豁免于支配着其他所有国家的特定社会-历史动力，这种观点很早就被提出来了，却很晚才开花结果。直到二战之后，“例外论”这一术语才进入了美国历史和社会分析的中心。它由精通马克思主义，以至于能够认真地将这一观念当作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则加以对待的学者们提出，他们经历过欧洲跌入难以想象的政治暴力中的崩溃，禁不住被自己免于这种悲剧历史而触动。对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的这些学者来说，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关于为什么美国几乎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突然成了美国历史分析的基本问题。这代学者在纳粹和世界革命的阴影下进行写作，他们巩固了一种世界历史的新解读，在这种解读之中，美国孑然孤立，意外地与历史趋势分离，成了高度阶级分化、意识形态两极化、革命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一个稳定共识的孤岛（就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就像更早的天命定数修辞，规律与例外的世俗版修辞带有深邃的内在紧张。同样一种特殊感，既能够让美国人觉得他们是世界历史规律的一个例外，又能够在转瞬之间溜进一种他们是世界之典范的感觉中：其他国家应当羡慕的典范。美国历史拒不服从支配着“其他地方”的规则；美国使历史的普遍法则和理性具体化。两种情绪都在公共话语中竞争着，能够被不同的环境调动起来。
对于生活和工作在这些例外论假设中的我们而言，通常会认为它们是美国特有的，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历史的例外论模式是一种美国人与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都拥有的东西。并且事实上，在思考它们的多样性时，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对它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建构想象的国家。
例外论的各种历史叙事以家族和群集的形式出现，它们彼此间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一类群集由骄傲叙事构成，它赞美着国家对围绕在它四周的普遍风险的规避。美国例外论故事就是这种模式的一种变体，且仅仅是它众多变体中的一个。众多英国新教徒讲述的关于他们在17世纪被特别选中的国家的故事，就是一例。由平庸“文明”世界中的德国“文化”（kultur）捍卫者所讲述的关于20世纪早期德国的故事也是如此。日本的很多关于日本历史和价值观念的故事也同样属于这种模式。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设想了一个“此处”和一个次要的、高度普遍化的、明显受到不同的历史规则支配的“别处”。
这些例外论历史叙事中的骄傲措辞也许相当不同。其中一些赞美连续性。根据这一标准，世界被想象为因变化所反复震颤着，然而符合例外论的国家却成功地将新与旧编织成一张天衣无缝的网，使得自己能逃离被历史地决定着的“别处”。这是日本例外论书写中特别常见的主题，强调的是日本性格、文化和价值观中的深层连续性。而在以色列建国的最初十几年里，古代传统和乌托邦式复兴的诉求被挤压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同样强大的混合物，就像他们今天在以色列右翼那里再次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一样。
相反，其他的例外论叙事赞美着新与旧之间的彻底决裂，就像支配性的美国例外论叙事如此生动地描绘的那样。据说在这一脉络中，美国移民潮从旧世界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并且通过文化互化和同化的过程，使得他们成了“新人”。正如一代沉浸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观点中的史家所认为的那样，沿着边疆，旧世界的风俗和社会制度重新开始。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虚弱被看作是这种观点的进一步证明：种姓与阶级关系的老规则在美国已经宣布作废。
另一种不同的例外论叙事群并不作为赞美的故事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遗憾的故事。在这种例外论中，例外国家之历史的独特性是它的重负，它未能把握住普遍的趋势。这里人们讨论的不是从普遍规律中解放出来，而是封锁、历史错位、亏损和扭曲。德国特殊历史道路（Sonderweg）的观念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据说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贵族阶级让位给新兴的资产阶级，然而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历史的力量偏离了自由民主的目的地，灾难性地转向了纳粹和国家暴力。在拉丁美洲，依附理论被运用于一种有着相似结构的观点上，这种观点将经济欠发达解释成“扭曲”投资和“不平衡”外销生产的特别案例。此处亦然，常规的规律失效了；历史进程的普遍动力被转移到了旁边的铁轨上。
再来看第三个例子，英帝国的管理者们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关于印度的故事。像德国道路的观点一样，这里“印度问题”被伪装成一个缺失问题，即基本财产规则和权利的匮乏，就像英国管理者想象的那样，而没有这些规则和权利，古代印度传说中的财富就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形式。独立后，当印度历史学家开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时，他们重新将经济滞后的责任归咎于帝国剥削，但同样，对于他们来说，规范的发展路线依然在别处。1970年，当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开始在印度学习历史时，他的入门课程是都铎-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史。英国那边规则发挥着效力；而与之相反，印度是滞后、匮乏、闭塞之地，简言之，是例外之地。
贯穿于所有这些例外论叙述中的结构相似性是惊人的，这些相似之处并非是历史的偶然。通过学者和官员的网络，这些解读历史的方式，连同与之难解难分的、宏大的进化论和发展主义的历史方案在全球传播开来。纳粹得势的德国道路解释恰好与美国例外论的故事同时产生，并且是出自同一批美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之手，得益于同一批概念资源。
正是对这种普遍假设的不断改写，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被建构为对普遍规律的偏离，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种类的例外论历史叙事中，如此多的概念要素是一致的。搞清楚国家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出于与之相关的后果，搞懂国内经济分配和社会分裂的问题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阶级概念在这么多的方案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美国，在这个声称已经超越了阶级语言的国度，这种著作不再谈论有关阶级的问题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不坚持认为大量重压于世界人民头上的种姓职责和阶级愤恨，只坚持说美国这个单一的例外。
但并非所有的例外论叙事都有赖于阶级的动力。有一类叙事群的核心动力是种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西历史学家经常以这类种族词汇来挑选他们的历史。在其他曾经大规模致力于非洲奴隶制的国家，种族冲突持续加剧（凭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模式），而巴西的历史据说是一部种族蒸发的历史，人种的产生部分地由于非裔巴西人对混血种族后代特别的漫不经心之感，这一过程“洗白”了它们，使其回到了它的葡萄牙源头上。在20世纪初的墨西哥，一些民族主义作家开始用更为夸张的措辞预示他们历史上旋涡般的民族混合体。这些作家认为，世界各民族在其他地方的相会并没有产生在墨西哥产生的那种结果：一个全新的混血民族，一个新的“宇宙种族”，就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1925年写到的，这是一个“由所有民族的天赋和血脉组成的完整种族，因此，它也更有能力具备真正的手足之情和真实的普遍愿景”。
当然，这些都是夸大其词。但是，治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注意到，在构成美国例外论历史的特征列表中，种族几乎从不见踪迹。美国民族也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混合种族群体以及充满生机的黑-白混血与拉丁-印第安混血文化。和美洲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人种上给彼此做标记，跨越这些标记，并为维护种族权力和等级秩序而战。但这种深刻的、构成性的种族经验大多都在例外论版本的美国故事之外。只有通过这种非凡的、富有想象力的替代行为，美国历史学家才有可能将美国的过去描述为独一无二地摆脱了种姓与阶级之紧张关系的历史，这些紧张关系很快就能够在近代早期英国的乡村暴民中或者18世纪的巴黎街头看到。
我想强调并概括这一点，当例外论叙述被认为是一个结构化的整体时，它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所有例外论的历史论述所做的部分工作是使一国历史的一部分淹没无声并边缘化。通过构成他们结构的特定方案，例外论的历史论述将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装卸到了海外：别处。就像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和杰夫·埃利（Geoff Eley）几年前在《德国历史的独特性》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世纪之交的德国，资产阶级远比一个特别发育不良的中产阶级发展理论所能够容许的更强大，但在一个不民主的政体下，资产阶级发现自己的许多利益得到了满足。日本史上的不连续性比日本例外论的主流叙事所能容许的多得多。墨西哥和巴西的历史上，种族不平等远比逃避“别处”的种族动力的叙事所能容许的更加根深蒂固。美国历史上存在着，并且继续生成着不平等，这些不平等远比美国历史与本质的例外论解读所能承认的多得多。
提出一个普遍规律，同时认定自己的国家不受这一规律约束，这必然会滑入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性的修辞之中。这一行为制造出一个人为同质性的“我们”，通过想象的尖锐对比，使其与在世界远方的一个普遍化了的“他们”划界而分。但界限终归并不真的牢靠。更确切地说，它特定的措辞削减了其自己的历史向别处出口的那一部分。事实上，这可能是这些例外的虚构在智识上所做的最强有力的工作。
由于替代和责难在例外论框架中如此地居于核心地位，那么去挑战这一术语所想象的国家，则往往直击要害。当位于规律和例外之间的界限变更之时，某国之历史被放逐的和出口的那部分将威胁着要回归。使得当下时刻如此令人忧心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正在于此，使历史学家对例外论叙事的争议与当代政治生活中复苏了的例外论种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此尖锐的原因也很大一部分在于此。
例外论史学的替代版本是以认识到现实世界中“此处”范畴与“别处”范畴之间的巨大差异为开端的。它不仅仅需要拆解掉在别处的过于普遍化的和过于想象性的规律，也要意识到别处正在国内。这是后例外论史学和许诺与跨国史计划之间的根本联系，它现在正如此迅速地重构着美国的历史研究。在主要的历史学专业期刊上，在像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在全球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这样有影响力的文集中，在一批新的历史学专著中，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美国史的各种类型都能够找得到。
跨国史，即国家间的力量、人、货物和观念之躁动的、连续性的运动历史，其当下的繁荣更多的是从经验而非理论开始的。全球经济强大的跨国力量和流动之下的生活经验已经剧烈地改变了关于什么在国家故事之内、什么在国家故事之外的惯常说法。国家拓展了自身的边界。它们有着遍布全球的存在、权力与脆弱性的孤岛。出于同样的缘故，当今世界以贸易、经济投资、卫星通讯以及新全球城居民的方式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边界之内。“全球已经从空间上被混为一体了”，在1994年的《批评探究》上，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其论“后现代氛围的论文中如此写道，“第三世界出现在第一世界中，而第一世界则出现在第三世界中。新的大流散（diasporas）重新定位了那里的自我和这里的他者，因此，边界和界限已经混乱了”。但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现在和过去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北美的情况中，当今全球化的特征早已成为其四个多世纪历史的一部分了。
朝向新的、后例外论的美国史的第一股推动力来自于空间体验上的戏剧性转变。第二股推动力来自于时间意识上相应的戏剧性转变，原因在于伟大的19世纪普遍历史方案出人意外地失去了势头。苏联解体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为历史提供目的论动力的能力衰竭了。但是，少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陪衬，由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自由主义替代方案构建起来的现代化理论的预测能力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具有说服力了。宏大叙事突然陷入了混乱。如果普遍的历史规律不复存在，如果相继的时间与发展的普遍方案不复存在，例外也将不复存在—再也没有例外的国家，也没有例外的历史。
在另一种语境中，这些空间与时间的崩坏可能只产生了一种解释性的混乱。事实上，跨国史著作的广度和力度几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得到了增长。六年前，当我第一次考察这一领域时，殖民时期的美国史正在从根本上被大西洋世界研究的兴起而重塑着。但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美国史书写才刚刚开始摆脱人们熟悉的范畴。现在，跨国历史研究混合了此处与别处间的旧有界限，实际上正在重塑着美国史的方方面面。
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原本为人熟知的分析界限和叙事的失稳尤其显著：移民史、边疆史和政治史。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塑造出一种战后例外论的史学，三者的假设互相关联。移民的故事被书写为从旧世界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故事；边疆的故事是文化复兴的一条线索；而美国的政治故事是一则避开“阶级”的故事。十年间，例外论史学的所有标志——不可通约性、豁免权、逃避和重生——都陷入了争议之中。冷战社会思想的尖锐分析性区分已经让位给更能够反映流动的、全球的、依情况而定的当下体验的术语。移民史已受到了大流散研究之兴起的冲击；美国西部史正受到边境史学（borderlands histories）的挑战；由战后例外论史学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只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如此微不足道的角色——已经被在分析性强调上发生的从静态的国家价值向依情况而定的国家结构和政治进程的转折中改变了。
任何这些学术问题都不仅仅关乎学术。大熔炉、边疆和美国人永恒的国家政治特性全都深嵌在国家自觉和国家神话之中。布什政府的象征性剧目充满着它们的元素：美国作为唯一世界之磁的观念；边疆作为美国直率真理与英雄行为的独特之地的形象；政治作为国家意志和不变的美国价值的直接表达的概念。它们渗透到了公共讨论的各个角落，构成了流行的美国例外论的语言和意象。它们开辟了学校和州的教科书委员会中不断上演的历史“战争”的新战场。国家特殊性主张的每一种方式都被学院派历史学家搞得模糊不清了，随着有关他们这种方式的新闻变得更加广为人知，嚷嚷声只会更大。在此之前，也许值得看看从这些已经开始构造一个全新的后例外论的美国史的主张和范畴中能够学到什么。
本来，“大流散”是个非常古老的词汇，直到十年前它都很少用于美国历史中。无论美国人是谁，都想象不到“分散”（scat-tered）一词适用于他们，就像它曾被用来形容四散于古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商人那样。其他的民族或因驱逐、流放、政治失败，或仅仅因为迁移本身而远离故土。然而战后历史书写的一条公理是，美国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祖国，无论这个人从多远的地方来，无论来路多么曲折。1970年代，“大流散”一词开始出现在少量关于大西洋奴隶体系的著作的标题中。但是对于大部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事非裔美国人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压倒一切的分析性议题在于构造一个真正的非-美社会和文化，即便是在19世纪奴隶制和20世纪种族暴力的悲惨境遇之下。对于大多数研究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史家来说，关于一个真实的抑或想象的非洲的记忆似乎是偶然的和边缘的，有几分不切正题。
对于研究移民在美国的经历的史家来说，大流散的概念根本就不能算他们工作词汇中的一部分。在整个1980年代，移民研究的分析动力仍然被世纪之交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们塑造着：适应、同化和互化。在这些研究中，移民本质上是前往美国的人。这一旅程充满着经验和意识上的焦虑。但无论如何，就像教科书标题展现的那样，穿越国家边界的那些人全都是“成型中的美国人”。并且，这不仅仅是一场空间上的运动，或是一次政治公民身份的转变。而应该说，这更是一次深刻的身份重塑的过程，是对无拘无束的自我和文化的一次释放，得以在新土地上自由发展。社会史家对移民在新世界建立的真正“共同体”的探寻加强并反映了这一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十年里，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大流散”如今是个时髦词了。共同体已经从一个单一的位置上松动下来，并且流动起来。历史认同已经断裂了。这些转变的一个强有力的标志是研究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学者们对十七八世纪兴趣的激增，彼时非洲人的认同、语言和记忆仍旧强烈存在着，并且非洲奴隶贸易以其伸向全球的触手连接着四个大陆。大流散的研究项目现在是大学校园中的固定项目，它将美国、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欧洲帝国的学者们召集起来一同研究“黑色太平洋”的历史与文化。然而，大流散刚刚进入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的分析中心，就被一些人挪用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可以形容任何跨国运动的民族的术语。
这两个动向的一个关键动力显然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人口转变。首先，是因为这些转变使来自19世纪的非洲、亚洲和加勒比的旧帝国的全球人流涌向了他们在欧洲的宗主国，这一过程重塑了一个新的“黑色大西洋”的和大量新的亚洲和非洲的移民。其次，也因为这些转变将各地的劳动市场改造为复杂的多国雇佣劳动体系，就像现在联合了美国、墨西哥、加勒比国家、中美洲和太平洋的那些体系一样。进入了这些在美国传播的跨国劳动体系的人起初并不是奔着美国来的，尽管他们的工作可能在这里。不如说，他们是同时隶属于不止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的工人，流动于信息、邻里和家族的跨国网络中。简而言之，他们是分散的、离散的。
显而易见，跨国劳动系统的过往与它的现在不尽相同。如今，自由与强制的条件不同于奴隶制和劳动契约的时代；和以前相比，通讯和运输系统的工作速度要快得多，全球资本的行动主体更加有权势，分布更广；国家的边境监管机构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与过去的跨国劳动系统的移民却并非是完全不同的。移民史家如今在所谓的“回转移民”（return migrants）上花费的功夫比以前更多。“回转移民”指的是有着多个或者相继的国家认同的、穿行过美国又重新退回去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文化互化模式从未占据过重要位置。太平洋劳工移民史的最新书写将亚洲劳工的跨国循环流动放在故事的正中心，因为家庭将它们一部分的劳动资源派往加利福尼亚、夏威夷或者秘鲁，将得到的收入吸纳回来以维持地方的家庭经济。在墨西哥、地中海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中，短期逗留者和长期移民混居在贫民区和城市社区中，同一个人有时认同这一类身份，有时则认同另一类身份。当然，对于经历过1924年到1965年40年高度移民限制的欧洲移民来说，芝加哥学派的模式仍旧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然而对于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而言，跨国移民并不一定是国家化的（nationalizing）。抵达的或许是流放之地，或许是长期不确定之地，又或许是某处背井离乡之地——它或者真实存在，或者纯属想象。
在这些对地点与身份之单一性的挑战中，大流散的概念本身就是分裂的，不稳定的。离散体验是漂泊无根的现代性的普遍状态吗？或者应该说，它仅仅属于像非裔美国人、犹太人或者亚美尼亚人这样的某一些人，这些人的身份认同基于他们被驱逐和流放的异常残酷性？通过将它的民族认定为独一无二的离散者和无家可归者，特殊离散意识的兴起恰好变成了对单一且真实的认同要求的重申，这种认同正是无家可归的普遍概念所消解的。它使身份认同的流动在全球性的今天稳定下来，或者试图这么做。大流散的例外论含义与普遍含义之间的张力迅速转变为谁有权利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历史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最终可能会削弱这个词的分析能力，使其仅仅沦为人种-种族真实性的对抗性斗争中的一个标记。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词的作用是暂时地将美国（所有它被想象的吸引力）移出意识的中心。在这一从文化互化到大流散模式的转变中，轴心从时间转移到空间。不同于总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民族，大流散的民族在某些根本标准上是流离失所的、分裂的，同时在“这里”也在“别处”。他们根本没有在美国获得重生，也不是国家非凡的救赎能力和可能性的证明。侨居者（immigrants）（无论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成了具有复杂而多重目的地的和复杂而多重身份的移民（migrants）。甚至长期居住的居民都可能重新发现他们自己是有着不止一个效忠对象的人。过去和现在一样，我们能够看到国家与地区之间属于经验和想象的领地，1999年大卫·古铁雷斯（David Gutierrez）在《美国史期刊》关于美国和墨西哥的专刊上称之为“第三空间”，那里居住着自觉地生活在不止一个国家历史和身份之中的人。这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我们没有忽视文化互化和文化改造的力量，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开始承认这种同时发生的国家意识的重叠也是美国历史基本经历中的一种。
例外论美国史旧范畴的模糊化的第二个格外显著的标志是对边境（borderlands）概念的兴趣迅速升温。“边境”一词有着甚至比“大流散”一词还要丰富的并且相抵牾的用法，其中有些用法拓展得远超于该词核心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含义，延伸进了一般的文化隐喻之中。对于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来说，美国边境指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现在交汇和重叠的文化区域，这与很久以前赫伯特·博尔顿（Herbert Bolton）用来为一种不那么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美洲史辩护时使用的词汇相呼应。一部分人用“边境”一词描述所有生活在一个更加强大国家周围的人的地区体验，这些人深陷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阴影中，但却在法律上不属于它—这是许多加拿大学者在描述现代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边境国家时所使用的术语。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边境”指尚未牢固地并入国家和帝国的边界的地区——那些法律和公民身份仍旧模糊不清的地方。无论被用来描述什么，这个词都迅速超越了“边疆”（frontier）这个曾位居美国研究中心地位的更老的词，并且有充分的理由预示着“边疆”一词很快就会被“边境”一词替代。
在最近的美国历史书写中，边疆是例外论世界的边界。那里是美利坚民族特殊性格被创造且不断翻新的地方。随着定居线向西移动，居住空间遭遇无人空间，就好像国家自身迈着大步穿越了仍旧支配着所有美国学龄儿童国家地理意识的地图。边疆是个体巍然屹立的地方，是混沌构成秩序的地方。它标志着老欧洲人的习惯和风俗侵扰着纯粹自然的那条边界线，对于特纳以及受到“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所迷惑的人来说，这条边界线是使它成为如此有力的个人和文化重生之隐喻的那个东西。
相比之下，边境是人与空间相遇的地方，他们的影响在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在分析上，现在史家中最负盛名的边境是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在《中间地带》中予以关注的北美五大湖地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美洲原住民和英法侵入者在那个地方相遇，怀特坚持认为，这种相遇即便不是双方条件平等的，也是在互惠和文化交流的要素下进行的。历史学家开始强调，文化接触的地带不仅是暴力与征服的地区，也是谈判、结盟、和解的地区。简而言之，它们是中间地带—同时属于多种的民族和多重的历史。
在被怀特和其他人所打破的社会历史范畴中，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词汇一拥而入—将原来的范畴拓宽、理论化并扩展到人文学科的更大知识转向中。曾经强调忍耐、野性和英雄主义的边疆史家开始讲起了全球世界主义的语言：互相渗透和融合的文化生产地带、不确定的临界空间、流动的自我以及杂交的文化。神话般的西部，那个美国性格塑造成型的地方，如今在一些叙述中被出人意料地解读为一座现代的、全球性的城市：一个社会认同特别模糊的、可商榷的变形（shape-shifting）区域。整个世界的势力于此纵横交错，西部的美国性如今已是它最不确定之物了。
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边境不确定性的新词汇完全说服。在一篇1999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的杰出文章中，杰米尔·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和史蒂芬·阿隆（Stephen Aron）认为，除非有足够的大国竞争来与对欧美权力掮客有利的原住民结成联盟，否则流动的边疆地区很快就被欧美入侵者吞食了。两位学者认为，毫不含糊的国家权威很快就带来了同质权力的全部力量，在暂时充满争议，模糊不清的领土上镌刻下财产权和公民身份的新规则。偶然的“流动性”很快就让位给了民族国家的支配力与“稳定性”。
阿德尔曼和阿隆对国家强制力的再强调是对后现代边境观念中不确定性的自由游戏的一次不可或缺的矫正。然而，在北美的欧洲竞争对手定居很久之后，边界区域仍旧是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的地方。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冲突的区域上，美国历史就变得看上去不同以往。这个北美大陆上强大的内部帝国，其中间地带如今以军事前哨站和土著居民“预留地”为标志，有着它们复杂的合作关系与强制关系，变得看上去非常像南非或者南亚的其他帝国。正如研究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边境”区域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现在强调的那样，即便是更加牢固维持着的20世纪民族国家边界也没有消除边缘处相遇的民族与社会关系的模糊性。墨美边境尽管有围墙与边界和运输安全部（Border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的巡逻队，但它仍旧是深度互相渗透的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和人口。城市史家开始把城市描写成复合的边陲地形—它们的唐人街、日本街、小非洲、小波兰以及爱尔兰区全都是彼此碰撞着的、互通贸易的、互相激怒的、破坏着对方稳定性的以及互相重构的。在一些民族研究学者中，“边境”已经变成美国研究的核心术语，关涉着所有深刻运行在美国历史上的差异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就其核心而言，美国是一个分裂的、不断变化的边境。
此处，就像在大流散研究中一样，概念上的过度延伸是有威胁的。阅读过往，以反思当代世界主义智识生活的幻象，这样的诱惑并不总是能够拒绝的。边境的文化商人和政治掮客曾经被侮辱为背信弃义的“小杂种”，现在则作为跨文化的艺术家而现身，有着任意转换表演身份的能力。在催生一种融合美国的软性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诱惑中，文化经纪业的痛楚能够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从而使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2〕迪士尼化。规则与角色的流动性以及爆发性的暴力，都是边境的地方病，并且亲密地、难解难分地关联着。
〔2〕电影《风中奇缘》的女主角，一位印第安公主。—译者注
然而，这种分析上的转变却是惊人的。将美国构想为一个不断移动的边界区域混合物，而非一个扩展着的同质空间，目光转向了民族相遇之地调和与妥协、暴力与占用以及文化杂交与交流的螺旋进程中。在边境，“此处”也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别处”。
对于那些仍旧对美国例外论叙事最感兴趣的人来说，我上文描述的转变可能离题太远。对于发明了现代例外论范式的那一代人来说，将规律与例外区分开来的根本议题并非是边境或者跨国移民的问题，而是冷战的问题：为什么相较于其他发达的工业国，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中仅发挥着微不足道的作用？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是那代学者中硕果仅存的一员，并且是最高产的和最有影响的那位。这是一个远远超过政治本身的政治问题。二十年前对此问题的大部分答案中，社会主义政党未能在美国建立起持续的制度根基乃是长期社会特征和国民价值结构的标志物。这一点对于比较阶级和意识形态关系中非常棘手的课题来说，是一条有力的捷径。据称，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乃是因为不同于在其他地方，它与美国这个例外论国家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特征相抵牾。社会主义的虚弱认可了美国历史的例外论基础；这种虚弱成了李普塞特那一代的“只在美国论”（only in America）的证据，而这种证据总是比论题本身要大得多。
应该说，这种方案的“只在美国”部分从来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实。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重组使得社会主义和工党在整个欧洲掌权或者接近掌权，仍在美国之外存在着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明显虚弱的国家：尤其是近在手边，却又不知为何总也想不起来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随着工业国有化的观念在1980年代的法国咽下最后一口气，如今甚至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记忆中渐渐淡去，随着所有的政党都向国家管控型资本主义的不同方案靠拢，现在更加难以把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当成是冷战时期那看上去清晰而永恒的标志物了。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阶级结构在政治上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明自身：在左派那边，或以四分五裂的、互相矛盾的激进政党的形式（就像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或以在制度上与集权化的劳工运动紧密相连的形式（正如今天的德国），或者以基础广泛的工农联盟的形式（就像在193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那样）；在右派那边，或以威权统治的政体形式（正如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或以高级资本主义与流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便利联盟的形式（正如今天的英国和美国）。甚至社会主义政党也已经沿着不同的制度轴心发展，并且取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些难道都不意味着美国政治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吗？然而，有关社会主义在美国缺席的争论并未涉及差异，而是有关于例外。它刚刚开始升温，普遍规律就开始瓦解了。
然而，这里更深层的现象可能更加重要。这指的是对前一代政治学家论点的削弱，即人们在分析上能够从政党组织的主张转移到潜在国家价值的主张。在对1945年后大量涌现的例外论政治读物中，人们可以谈论美国政治特征的表现，而几乎不对历史偶然性的力量或政治制度和国家能力的结构性影响表示肯定。这里同样，冷战的语境被深深地镌刻在这些假设上。在地缘政治学对峙的双方那里，意识、社会结构和政治经常被看成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国民性和“我们的”国民性。随着苏联体制的崩溃，美国政治意外地也开始变得更具偶然性、更不协调以及更难以预测。
如果说这些反例外论项目有着一个核心的口号，那么它应该是由具有历史视野的那代政治学家提出的“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号召。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句名言的意思是强调行政体制、官僚职能和政党系统对于政治产出的强大干预作用，而后者过去被太过轻率地归给了深层的思想结构和社会组织。她的工作和她的学生们就重写美国社会福利政策史所做出的工作—将社会福利政策史并非当作抵制社会支出的静态历史，而是作为一系列开端与节点、格外慷慨的花销（对于教育、退伍老兵的津贴和最开始的需要赡养的母亲）以及路线上的急促转变，其混乱的动态特征远不能用国家共识予以解释，而是要靠美国公共机构的职能加以理解——已经改变了政策史领域。随着新型国家体制和准国家组织涌现出来并管理着全球经济，随着国家政策构成的规则与边界移出了它们习惯的舒适区，随着全球各地的政党结构因此都被打乱，在斯考切波的口号提出近20年后，其对美国政治的后例外论观念的意义更加清晰了。
从“国家价值”转入国家和政党组织问题的后果之一是，揭示出国家在美国的每一个关头都深深地参与了阶级关系和劳工政治的形成。1894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到1930年代中期这段美国工会的形成时期就体现了国家的这种干预。当时联邦法官肆意颁布了反罢工的禁令，这样做的同时，使得美国劳工运动的奠基领袖们对后来被称为劳资关系中的“美国方式”的国家行为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国家的参与在今天仍旧存在着，借由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演变而来的法律规则构成了工会力量和会员资格的强有力决定因素。桑福德·雅各比（Sanford Jacoby）认为，20世纪早期美国阶级关系的真正独特之处并非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雇主对工人集体组织坚决而成功的抵制，这使得人们能够依靠另一条路线快速地找回国家—因为首要的是，正是通过他们进入了立法和司法机构中，美国雇主才能够将反工会做法坚持到底。当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国家规训权力的接受者。问题在于，比较的基础已经变得更加具体和切实，其根源不在于对工人意识的全面概括，而在于国家和法律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精确问题。
“找回国家”也带回来了偶然性和时间性的问题。历史学家更多地关注转变中的历史性时刻和机遇，而不是将政治党派组织的问题归因于社会与思想的永恒（与例外）特征。一些史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指定为一个偶然性的时刻，在此时刻，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性在反对美国参战中付出了在政治机遇、合法性和资源上的沉重代价。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了罗斯福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的偶然性，该联盟不协调地将政治劳工主义嫁接在白人至上党派和南方农场利益集团的主干之上，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还有一些人指出1960年代“伟大社会”联盟（Great Society）—除了名字，所有方面都是一场民主运动—在战争和种族冲突的特殊张力下解体的方式。
当然，基于永恒的、整体的、同质结构的国家价值假设的论点仍然存在。但可以肯定地说，赞同这种观点的史家越来越少了。“谁的想法和价值？更准确地来说，关于什么的想法和价值？”1992年，斯考切波本人在《保护大兵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中提出了这一关键问题。将多样性、偶然性和政治性重新纳入政党组织的研究中，使得美国历史学家与其他现代国家的历史学家保持步调一致，在这些国家中，战后曾喧嚣一时的国家价值类型学也同样地失去了影响力。随着民族国家行为自主性的减弱，随着跨国政策体制——“新自由主义”就是流行的一种——席卷一度极富特色的旧边界，国家的政治特征似乎不再那么牢固。在这些新的势力领域，“此处”和“别处”的政治相遇并且互相交织着。
这些历史编纂学的事件—例外论政治、例外论大熔炉、例外论边疆这些观念的消逝—都不应该被看成是对美国特殊性或者美国史特殊性的消解。所有的国家都极富差异性。他们的变化都格外复杂和广泛。但是，差异乃是自明治理；就其本身来说，它从不是问题所在。
而应该说，争论的关键在于孑然一身对抗整个世界的观念，它不受到世界大势的束缚，是历史本身的规律与必然性的例外。虽然这是许多国家民族主义修辞中的陈词老调，但却是一种充满着危险结果的自负。国族想象建构的例外论方式激进地简化了外部世界。这种方式没有仅仅把外部世界漫画化，并认定为均质的；比这更危险的是，它给外部世界打上了想象的国族自身的反向投射。因为外面的世界从来不是这样的，而是远比这复杂而且难以预料的东西，所以，例外论对世界的理解在国际领域内形成了一个靠不住的路线图；按照这张图，高速公路永远也到达不了预想的终点。例外论对世界的理解削弱了国际争辩和妥协的合法性：因为对于例外的国家来说，太容易接受被指责、误解和孤立的命运了，因为它们把这些视为对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和必然性所做的回应。这些模式中，仅仅在一个无限差异的世界中与众不同是不够的，甚至与其他国家竞争以成为最好的也是不够的。例外论的国家基于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可通约性来理解自身。
在这种国家内部，例外论的歪曲也同样强大。例外论模式建构的“我们”创造了一个有关过去与现在的不真实的整体形象。它不能理解国家事实上有多么开放，跨越边界的程度有多么深，以及国家所包含的一系列社会空间有多么复杂。例外论方案掩饰了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够在跨国进程中独善其身的事实——并非所有它们的东西都是它们自己造的。例外论方案冻结了时间，圈出了空间。它掩盖了国家在历史上的偶然特征。它将自身经历中受谴责的部分抛到了别处。
话说回来，这些例外论模式的文化力量和修辞力量还是显而易见的。在经历过冷战结束的低潮后，例外论修辞已经在“反恐战争”的激烈争吵中卷土重来，回到了美国政治中。从白宫到电话访谈节目，最杰出的声音再一次在公共生活中唱起了纯粹简单的例外论调子。美国之于其他所有国家的特殊使命再次被公开声明。新的“昭昭天命”业已宣告，被一些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被另一些人认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超级霸权的责任（需要认真对待其帝国职责）。在竞选过程中，对所有严肃的候选人来说，尊重美国的例外论历史特许仍旧是强制性的。从表面上来看，大学里的思想潮流和政治修辞之间的差距从未如此之大。
在中小学这些产生国家意识的关键机构，例外论模式依然发挥着效力。世界史与美国史课程之间的明线依然牢固地刻在学校（和高校）的课程安排中，这两门课教科书的出版方抵制着任何合并的可能。学校中分配给世界史教学的依然是新的、缺乏经验的师资份额；更多有资历的老师去教美国史。大学里的历史系中，十年前那种对跨国史转向的普遍怀疑反应大部分已经消散，而在中小学校中，“历史学战争”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启。
然而，逆流同样汹涌，它反映了当下的时刻是多么的不安。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其思想影响给所有的后例外论美国史项目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现已切入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它体现在他们的购物篮、职业选择和裁员单上。“别处”从未如此接近，利用任何单一国家的经济管理者能够利用的工具维持经济繁荣的事业也比以往更加令人气馁。在学校里，新的移民人口渴望着以一种混淆世界与国家间的旧边界的方式讲述的、更大范围的历史叙述。
在公共生活中，例外论的张力也与其他东西纠缠在一起，它们的确定性取决于更深层次的怀疑。对于大部分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来说，这场冲突是为了对抗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这已成为布什政府公开的象征性语言，通过他的“农场总统”（president-as-ranch）之手予以表现：顽固的、狭隘的、道德上不复杂的“美国人”。另外，对于大部分反恐战争的核心设计师来说，“此处”和“别处”更加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对于国防部最杰出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中东被想象得和俄亥俄州或得克萨斯州一样熟悉。他们认为，摆脱了独裁政权和失败的国家结构的不利影响后，该地区将随着开放市场、友好政府之弧以及非常接近于美国式民主的东西而变得繁荣。这种对世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规模可塑性的感觉与总统的美国第一直觉相抵牾，同时也与政府军人转变为首席外交官的国际主义谨慎相抵牾。其结果并非是例外论信心的简单复兴，而是嘈杂声、混乱和（表面之下的）深深焦虑。因为如果当前例外论修辞的政治复兴有着某种单一的基础，那便是美国人新的、史无前例的脆弱感：意识到国家的边界最终是不可密封的，意识到大洋不再确保他们的安全，而它仅仅是一个处于危险世界中的国家，就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
国家意识不一定要建立在例外论叙事在“我们”与“他者”之间划下的卡通式界线上。伴随着一种会不断延伸到接近现实的地图上的差异和相关之感，民族感与对世界错综复杂的认识将并不相矛盾。对地方与国家的爱能够从亲戚和邻里的关系网、对城市和景观的喜爱、对公民和公共生活的参与、对共同理想和诺言的同舟共济上发展起来。例外论叙事改变了这些能量的方向，将想象力向外转移到了“他者”的世界。它们塑造了一种将视线从自己的对象上移开的国家意识。怪不得美国就像其他地方一样，那里的例外论叙事会在艰苦焦虑的时候散布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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