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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原始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又是“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马克思形象地描摹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面目和充满罪恶的掠夺史。“资本来到世间”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的历史出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来到世间”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资本现代性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科学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对资本的理性解构,在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超越资本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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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哲学逻辑离不开马克思批判与建构自身思想的原初语境以及辩证法思想。“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内蕴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刻剖析与批判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资本来到世间”便化身为经济社会的“普遍力量”,一个全新的人类时代就此孕育。对资本这一“普照的光”的理论研究和理论解构成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工作内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系统分析了“资本来到世间”的基本状况。原始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又是“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马克思提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著名论断,真实形象地描摹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面目。马克思直面“资本来到世间”的现实状况,展开对资本的历史性理解与辩证性分析,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旋转轴心——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彰显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蕴含的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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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过程
“资本来到世间”,为了保持自身的“形态”,应始终处于流通领域,并在流通中获得增殖,而从资本的生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要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资本主义的诞生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以劳动者及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依靠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方式得以迅速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是一部充满罪恶的掠夺史。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西欧,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萌芽于15世纪;到16世纪,资本主义迎来发展高潮;直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才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使用暴力方式剥夺农民土地;二是使用暴力方式掠夺货币财富。
用暴力方式剥夺农民土地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这种剥夺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带有不同的色彩,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早在14世纪,英国的农奴制就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依托于自耕农的土地制度。这是封建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土地尽可能多地分给臣民。封建主之所以积极响应这一历史过程,是因为衡量他们权力大小的关键不在于收取地租的多寡,而在于他所拥有的臣民(主要是自耕农)的数量。15世纪末,“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逐渐拉开。由于封建家臣被强制解散,大封建主纷纷强行剥夺自耕农的公有地,在这种暴力性的剥夺中,大量的自耕农既失去劳动对象,也失去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被迫进入工场,成为依靠出卖自身劳动以生存的工人。在封建主和农奴对立的大背景下,无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譬如,英国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对资本原始积累起到直接推动作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导致羊毛价格上升,养羊比经营农作物更加有利可图,这促使封建贵族通过暴力方式把农民的私有耕地据为己有,强行拆除农民住房,并把耕地、住房用地改造为牧羊场。大批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入劳动市场,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原始积累时期农民土地被剥夺的过程就是资本以暴力方式夺取土地所有权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中,资本迅速完成对农业的支配并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被暴力驱逐的农村居民由于失去了土地而被迫涌入城市,他们受制于各种“古怪的法律”,在鞭打、烙印等酷刑之下,逐渐被驯服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工人。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确立的这种剥夺和占有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用暴力方式掠夺货币是资本家迅速掌握大量财富的重要方式,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自15世纪末开始,新兴资产阶级以武力为基本手段,通过海外殖民地、黑奴贸易、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途径掠夺财富,大大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7世纪末,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主要依靠四种模式——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也是资本家迅速获得货币财富的主要方式。其中,殖民制度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它极力宣扬“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英国对印度等地区的殖民统治就秉承了这一原则。一方面,依靠烧杀抢掠而获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宗主国,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殖民地也为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殖民制度、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又催生出另一种原始积累的有力手段——国债制度(即公共信用制度),“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苦劳和风险”。国债制度假借“文明”之名以“温和”的方式迫使人民背负沉重的债务,使国债债权人赚得盆满钵满,并造就大量的“食利者阶级”。这些人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牟利生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国债产生的利息等费用需要以国家收入(主要包括税收等)来进行结付,现代税收制度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随着国债的增加,提高税收成为必然选择,以至于要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课税。在长期的国债交易中,繁重的税收逐渐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这种税收制度是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保护关税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资本家通过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武器”剥削本国人民,并使用暴力方式摧毁附属国的各种工业生产。
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伴随着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相互分离,致使工人转化为雇佣工人,使社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这一分离过程和双重转化过程充满血腥,暴力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集中、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方式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大大加快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缩短了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概而论之,资本在暴力方式中降世,在嗜血中得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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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辩证法
作为早期现代性“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展开了辩证的批判。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史上独树一帜,他将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向对“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本源性领域的探究,并依据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对资本逻辑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的历史出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来到世间”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生成和出场过程”。
“资本来到世间”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对于资本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变迁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从来都不吝溢美之词。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的文明作用,但他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而是用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分析资本现代性。
资本现代性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宰并按照增殖自身的要求不断组织社会生产,使得“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也一跃成为“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资本试图摧毁限制生产多样化发展的自然和精神力量,创造了社会成员对自然及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就必须周而复始地整合一切资源以发展生产。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状况的逐渐改善,生产资料、人口等的迅速集中,既服务于资本增殖,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机器大工业是生产力大发展最为直观的表征,机器大工业将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之中,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在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相互结合的大工业时代,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让自身的躯壳布满整座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资本现代性有效推进了社会关系的革新。资本主义在“炸毁”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脱颖而出。资本所及之处,一切宗法的、封建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遭到彻底颠覆,形形色色的羁绊都被无情斩断,一切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固有观念被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除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各领域连为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同时,资本现代性还催生出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根据计算进行调节的合理化原则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普遍原则,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之路塑造了以理性、功利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伦理特质。在这种以抽象的交换价值为主轴心的交往形式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独立、自由而平等的个体,并依据市场经济的“理性人假设”展开交往活动。这使人愈发处于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社会关联和广泛的世界交往之中,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愈发得以彰显。“资本来到世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性的同时,马克思深刻反思现实社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当马克思描摹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现代性内在蕴藏的生产劳动、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二元悖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及其运动贯穿资本主义发展始终。作为“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一经问世就迅速攫取工业上的最高权力,并塑造了一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统治关系”,整个世界都被资本所管控与裹挟。围绕资本增殖这一目的,资本主义制造了劳动条件与劳动对象相互分离的异化状态,把自由自在的人抽象为可计量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劳动过程不仅时刻处于资本家的全面监控之下,他们得以在劳动过程中确认自我意识的劳动产品也沦为资本家的所有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实际上处于一种极端的“异化状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无法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反而成为人通达自由之路的障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劳动从体现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转变为资本增殖所需的生产要素,将“活劳动”置换成积累剩余价值的手段,以促进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它致力于发掘并极力占有劳动能力,强行催动人的劳动价值与资本的增殖需要相一致。无论是通过在时间上延长必要劳动时间而进行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是依靠在空间上扩大生产规模和应用科学技术而进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在不同维度对工人展开的压榨和剥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是为了生产资本的工人而生产,而是为了资本自身的增殖而生产,资本作为“死劳动”管理和控制工人的“活劳动”成为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常态机制。
“活劳动”作为商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之中并接受雇佣,就丧失了自主权,它与资本的关系就从“形式上的从属”转变成了“实际上的从属”。“活劳动”的载体即工人彻底服从资本逻辑,并在“看不见”的锁链捆缚之下苟延残喘。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与个人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工人长期处于这种颠倒的状况中,他们的神经系统遭受极度损害,一切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活动都被生生夺走。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逻辑的流程和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被遗忘,原本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致承受着工作的无尽消磨。虽然工人获得了一定额度的工资,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与其应得的报酬并不匹配,工人工资被降低至仅够工人糊口的最低限度。如英国学者哈维所言,“工资体系掩盖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方面,工资以货币化的方式锚定了工人“活劳动”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这种以抽象的交换价值为主要形式的交换方式遮蔽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差异,更掩盖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区别,造成一种“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的假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为了微薄的工资而长期沦为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成为失去灵魂的游荡于世间的“单面人”。资本催生了人类的“至暗时刻”,而马克思生动地刻画了工人阶级“战战兢兢”的生存状况。
马克思在对资本现代性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资本来到世间”这一表述直接宣示资本不是天赐之物或自然的恩惠,而是历史性的存在。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深度解剖着“福与祸,富与贫,即享乐和权力与穷困和受奴役”交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确证了人类未来发展的路向。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辩证法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世界自我摧毁的过程”,即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必然导致“它的毁灭”。马克思不仅洞察到“资本来到世间”所造成的生存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冲突、社会对抗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指出各种“反抗力量”会随着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逐渐壮大。资本在永不停止的增殖过程中也在为自己的毁灭蓄积力量,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的毁灭由资本主义生产自然过程的必然性所导致,只有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之后,在个人全面发展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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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
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和现实已然表明:“资本来到世间”自带“原罪”。“资本来到世间就是肮脏的”这一判定给资本贴上了“原罪”的标签,资本被当作“万恶之源”或“流毒”。学术界也对“资本原罪论”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持有辩证批判的态度,他既由衷赞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又极力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剥削性关系与人的普遍异化状态,并对其展开实质性批判。研究者要充分把握马克思对“资本来到世间”及其后果的辩证思索,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
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状况,马克思用“两个必然”理直气壮地宣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用“两个决裂”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用“两个决不会”表达了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的历史性以及通达共产主义之路的光明前景和曲折过程。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虽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个人所有制”的重建,但由于“社会主义”刚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脱颖而出,因此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需要充分利用之前各个时代遗留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求索之路便秉承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化解中国现实问题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提出,不能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而应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使用“资本”一词,打破了“资本”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隔阂。此后,公共资本、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公有资本等提法纷纷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认可。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任务。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效驾驭资本,在有力政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发挥资本在组织和配置生产资料、推动生产发展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资本现代性的积极扬弃,超越了资本现代性,让资本的文明作用在中国大地上焕发新的光彩。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需要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科学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对资本的理性解构。历史和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所有制之下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在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对工人造成无以复加的毁灭性伤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顶层设计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为资本设置令行禁止的“红绿灯”,能够避免资本的野蛮生长,让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助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直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形态多样化的事实。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准确厘清和科学把握经济问题中的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实证和规范之间的辩证关系,继而对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给予正确的价值评判。我们应该从认识论上全面理解资本的二重性,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推进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依循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消解资本的消极作用。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要求利用资本、驾驭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生产力标准”和“人的发展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生产力标准”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意“利用和引导资本”,“人的发展标准”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重“防范和规制资本”。从“生产力标准”来看,发挥和引导资本科学健康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资本的良性运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坚持基本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切实鼓励资本在市场中发挥应有效用,不断激发资本的生产要素作用,积极推动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和谐共进,以成熟的态度迎接资本、技术、管理等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构成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前列的关键招数。有学者指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资本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不仅可以释放这种动力,而且能够引导这种动力前进,激活‘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辩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引导资本的自然属性,使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互促进,发挥资本增殖、财富生产的作用,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人的发展标准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准则,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在它“可以把全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行为引向一种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规范秩序中”,通过“对制度形成相关组织系统的象征符号与事权确认”促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得到有效内化”且“始终在执行力、贯彻力方面得到充分保障和显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资本为尊的状况得以彻底改变,资本的运行得以始终以人民为圆心,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限度,在和谐有序的空间中施展能力和发挥优势。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应当将资本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有效的资本治理,高度重视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切实有效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助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与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交汇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任务,展开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方法和道路的探寻,在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张力关系”中凝练解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想要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在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超越资本现代性,续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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